刻骨铭心的记忆 谢义明 1959年一1965年间，我曾应王义炽局长几次通知，星期天到办公室去聆听他的谈话，受益非浅，至今想来，依然历历在目，声声在耳，现就其中三次，回忆记录如下： 第一次谈话是在1959年9月开学后几天，刚见面，王义炽局长就通知我：你被定为下个月国庆期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交基建社会主义建设群英会的特邀代表，要先做好准备。此前王局长并不认识我，接着他详细询问了我的工作和教学情况及对教学的一些见解，提出很多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王老又说：“请你谈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是否非办工厂不可?”我坦言：“两者结合必须适度”，我举例说明学生学懂科学和学会生产技术的不同之处，所以作为普通中学不可能全靠校办工厂结合教学；而且没有事先调查研究和认真备课的现场参观，也不可能达到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目的。 那时王局长刚上任不到一年，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正在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言语间他提出要利用数学科的教学引导学生树立承担兴国的历史重任理想的见解，很有独到之处，也看出国家利益在他心目中的位置。这次谈话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温和的老师，而不是令人敬而远之的局长。因而使我不知不觉地犯下了引发第二次谈话的“错误——” 1962年的一天，我在金中迎面碰上王义炽局长正带领一帮干部从“八一”楼急急跑向“二七”楼，他要我快些给后面这些人安排个场地开会。我随口说：“没地方啊”，他高声说：“解放前我在这里教过书，知道有很多地方的。”我说，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你还不知道太“官僚”了。他转身指着”二七”楼山下的大教室问：“过去这里是操场，现在是平房了，是仓库吗?”我说那是合班上课的大教室，他就说：“这教室给我们开会不是很好吗?”我只好将这个原先打算其他安排的大教室让给他们开会。这件事过去一段时间，王局长又通知我去谈话。他首先向我做“自我批评”：那天听你指我“太官僚了”后，我想是不是你出了名就骄傲了呢?我向刘化南同志(时任金中党支部书记)了解你的情况，他向我解释你说出“没地方”是实话实说而缺乏灵活性，“太官僚”是信口而出的口头禅，并不一定就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他建议我直接找你个别谈一次话。我相信他的看法，也听取他的建议，今天找你来谈，首先要向你道歉，那天因太匆忙，没有先向你打招呼，匆忙之间就要场地给你添了麻烦。其次，我想谈点自己的经验和对你提点建议：我认为教师对学生说话要认真，要有逻辑性，不可随意，尤其不该随群众的“口头禅”。说话。对学生个别教育谈话前要先做调查，谈话后要留点时间听学生说话，这样既可避免误伤学生的心灵，又可提高效果。金中是个内宿学生最多的学校，建议你们研究、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达到培养学生良好的规则意识和行为习惯。你是教导主任，应带头在这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这第二次谈话提醒我在待人接物上要更加热情谦恭，为我指出明确的努力方向和切实可行的方法。这次谈话之后，我曾经按他的指示，试订出金山中学学生守则(试行草案)。 另一次谈话是在1965年冬季，我写信给王局长，批评教育局未征得我同意，就在金中师生大会上宣布任命我为副校长是极不民主的做法。王局长为此特意找我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首先要统一认识，民主的含义之一是指’根据大多数群众意见处理问题的工作方式’。局党委要在金中青年教师中提任一名副校长，据调查，按大多数群众意见是你合适。我们因听说56年你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后，省里要调你去，你坚决不同意，所以这次如果先征求你的意见，而若你不同意、听你的话，岂不违背大多数群众的意见，这才真是不民主。我们希望你服从组织的决定，诚心接受任务，学习如何当副校长。你才37岁，从现在起暂不兼课，新的任务要求你必须做学习和调查研究方面的工作；要全面听课，用三年的时间做到粗懂现行各学科教材和掌握国内外的科技经济方面的趋势；按学生家长的工作行业分批选人学校参观、座谈，听取他们对办学的建议；要走出去向友校和名校的先进经验学习；作为校长的助手，你40岁之年要起草一个把金中办得更好的建议草案，由学校组织讨论……”。谈话后，我曾按他的指示，制定了学习计划。然而次年夏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一切秩序，我终未能依照王局长的指示完成试验。 以上只是我回忆所及的概要记实。王局长的每次谈话都不少于一个小时，他讲完后都留下时间给我陈述自己的意见，并总说：我们这是讨论，我的意见你认为对的就去试验，不要说是局长的指示(我读过不少教育专论，但从没见到象王局长这样独特而严谨的教育方式)。他谈笑风生的谈话使我悦服，因此我总是以“理解”、“谢谢”、“就让我试试吧"作为回应。如今，我总认为，自己过去在工作上有点滴的进步，都是与王局长和同行长者对我的教育分不开的。 2002年3月 (作者系原广东金山中学副校长、汕头市科协副主席，l95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59年出席全国工交财贸群英会，1960年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