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大海 ——悼念心地纯粹的好朋友王义炽 陈仲豪 一 一个人在世步上耄耋高龄，他的生命应算是不短促的了。然而，对于一向为众多亲友所敬重的他，当噩耗传来，大家都禁不住黯然泪下，感到无限悲痛和惋惜。 1997年10月1日，王义炽同志终于离开我们了。 他，一个心地纯粹、胸怀宽阔、公正清廉、光明磊落的人，生时捧着一颗赤诚之心而来，走时什么都没有带去。他摒弃陋习世俗，不麻烦生者为他敬送花圈，奔走送别。连火化后的骨灰也不留在人间，让它随风飘去，让妈屿港口的海浪波涛带到辽阔无垠的大洋之中。真是在世一身清白，走了干干净净，尘土不沾。 义炽同志近年来不时患病人院。我去探望，在交谈中有时彼此诉说着关于人生价值观和生死观之类的话题。我们对如何处置身后之事，都有一个共识，他较早时候已写下了留给子孙们的嘱咐。现在，他走了，家属遵从他的意思，用一种最高尚、最超俗、最纯净的办法实现了他的遗言。 二 他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因此，这几年的教师节，是他最关心也最感欣奋的一个节日。几乎所有的全市性的庆祝活动，他都想参加，都尽可能地投入到教师群体中。由于同行同辈，我常常在这节日里与他相遇见面，共同感受这个属于自己节日的欢乐。 但是，1997年9月10日这一天的教师节，他再也没可能参加。 他躺在家庭病床上，护士到家中为他输液、打针。他连四肢移动和开口说话都感到困难。在此之前几天，我约请“关心下一代协会”几位同志前往慰问。那时候，他还能张眼说话。教师节这天，我又和市陶行知研究会几位同志再去探望时，他的病情已呈恶化，眼睛只能半开半闭，张口已感到很吃力。站在病床前，我们几个老朋友只能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他，用最简短几句话问候他，祝他早日康复。 我们心里明白，这次他病情急遽变化，康复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家属正在为他准备后事。 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想，这么好的一位老朋友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和他告别了吗?我知道家属已表示赞同他关于身后坚决不按那些陈规陋习办事的嘱咐，因此，我想，应该趁他还有听觉和思维活动时，让他知道朋友们是怎样想念他和怎样评论他的一生的。 于是，我匆匆地，但又是十分真诚地写下了一封让他临终时能看到听到的短柬，送交他的夫人。我说，候他精神较好时，就慢慢地读给他听吧。 这封短柬这样写着： “值兹教师节，我和几位老朋友特前来拜候，对你一生数十年从事人民教育工作的业绩和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表示衷诚的敬意；对你近月来患病在床，表示慰问。 建国前，你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热爱教育事业的信念。你于1944年在中山大学毕业之后，参加粤北游击队，不久，受命回潮汕，在教育工作岗位上(聿怀、钱坑、苏北和岩石等学校)，以教师或校长职务为掩护，进行地下党的革命斗争，把教育和革命两者紧紧结合在一起。解放后四十多年来，你一直在汕头市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辛勤劳动，教园常青，桃李芬芳。1984年离休之后，你离职而不离教，仍然不遗余力地为教育年青一代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真正表现老骥伏枥，壮志未已的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是你在1988年9月联合一批老同志发起组织‘汕头市老干部关心青少年成长研究会’。在此之前，你已担任过‘汕头市教育学会’的会长，同时，又是‘汕头市陶行知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并任理事。离休之后十多年来，你一直在这几个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实践已足够说明你无愧此生，无愧是一个心地纯粹的好同志。你的人生，是革命的人生，是教育的人生，是全心全意为中国民族解放、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艰苦奋斗的人生。 谨写下以上的肺腑之言，作为教师节奉献给你的礼物，并以此在你病中表示慰问和祝福。” 据家属说，这封短柬随后在义炽同志精神较好时读给他听了。我不知道这样做究竟能起一种什么作用，但它总算被珍贵地保留下来了。在一本朋友们题为《王义炽同志永垂不朽》的纪念册上，有好多位老同志写的挽词挽诗或签名留念，有我写的那一页信笺，也有遗体摄相和在海上撒落骨灰的照片。唯独没有悼词。 三 死者已矣!但是，在世的亲人朋友总是要有所怀念和纪念的。不久前，我和几位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同志坐在一起，彼此诉说义炽同志的为人。每个人都回忆起一些往事，是那么具体生动，那么真实感人。大家都说，义炽同志是一位值得我们怀念、纪念和学习的好人、好干部、优秀的教师和校长、优秀的共产党员。 怀念义炽同志，首先感到令人敬重的是他为人一贯心地纯粹。心地纯粹的人必然胸怀坦荡、豁达乐观、淡泊名利、清正廉洁。 纵观义炽同志几十年来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待人接物，无一不表现勤俭朴实和廉正奉公的高尚品质。住公家宿舍而不要公家付钱为他装饰或修补破漏；宁可长期骑着那辆破旧单车，而不愿享受一校之长一局之长购置专车或交通出人较为方便的特殊待遇。子女从外地调动回汕工作，按照政策安置在市区并非特权，但他还是交代人事部门分配到饶平去。不说五、六十年代前期的事，那时学校和文教部门的机关，确确实实是“清水衙门”，为长为官几乎都是两袖清风，即使到了1980年前后，以权谋私之风逐渐兴盛起来，而义炽同志仍坚持秉公办事，从不接受人家送来的钱物。有一次，一小学教师送来一条草鱼，以表敬谢之心，结果推辞到门外，让活生生的鱼儿跌落在楼梯蹦蹦地跳跃着。 近几年，参加“关协”的会议和活动，他不骑车了，常常是走路或坐上三轮车。几位常务理事在讨论研究工作，时已过午，话题未了，有人提议到附近吃点饺面充饥，他也坚持不要。有些人议论他这种作风说：“太正统了”，或者“太傻了”。姑不论此类议论是否得当，类似的评语，义炽同志也不知听了多少，然而，“毁誉在人口，浮沉志仍扬”。在老百姓心中，一个为官没有架子，没有官作风，没有官特权，淡泊名利，关心群众，平易近人，这样的形象终究是美好的，令人崇敬的。 善良而又有理性的人都无限感慨地说着：在许许多多优秀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正气和美德，是当今社会进步和国家兴盛的精神支柱，是廉政建设的灵魂，是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成熟过程中，应该着力倡导的。义炽同志的高尚品德，在汕头市教育界应该受到表彰和发扬光大。 四 一个心地纯粹的人，必定是具有群众观点和民主精神，以诚待人、与人为善，关心别人而很少顾及个人恩怨得失。 在学校，义炽同志实行民主施教，民主办学，依靠全体教职工和学生，全心全意为办好学校而辛勤工作。在市教育局，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是他工作的准则。在他的工作中，看不到有专横独断、盛气凌人的领导作风。 谁都有这个印象，在义炽同志眼里，他所看到的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因此，他懂得人性，明辨是非，关心别人，关心集体，顾全大局，很少计较个人得失。义炽同志经历过艰险复杂的地下革命斗争，他有坚定的原则立场，但同时又具有较高的人文感情素质，因此他深知“人是什么”和“怎样做人”。多年来社会上常见的虚伪、奸诈、投机、武断专横，欺上瞒下，这些扭曲了的人性和风气与他无缘。他有的是求真、求善和求美的人文感情。 提起他胸襟阔达、与人为善，可说已达到一个很高的精神境界了。即使得罪了他、欺侮、损害过他的人，他都能坦坦荡荡给予忍让和宽恕。这么一种品格，很鲜明，很突出，以至有时连旁观者都认为义炽同志的“厚道”和“老实”，是不是有点出格了?1958年“反右倾”运动中，因为他“向党交心”，表现得最为“忠诚”，运动的领导人开始是给予表扬，号召大家学习，但随后意外突发地竟被作为全市文教战线重点人物之一，批斗了十几场，还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自己蒙受屈辱，却仍有人误解他、怪责他，他也默默忍受了。文革十年，他受斗争受凌辱受毒打受囚禁长达六年之久，但事后朋友们没听到他对谁有一句什‘么气话和怨言。对整人害人者，他心中只有谅解、宽容和期望别人能自觉知错，错了就改，改了就好。 我想，这不正是他以爱与教为核心的教育价值观的一种体现么? 五 一个心地纯粹的人，他一定会在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面前，严于律已，爱憎分明，大公无私，秉公执法，尽心尽力去做有利于革命事业和有益于群众切身利益的事。 十年的大灾大难，把好好的新中国推向毁灭的悬崖边缘。与千万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一样，义炽同志身心也受到严重的创伤。1973年之后，他“解除监护”，被安置在“延安中学”(即华侨中学)当教导处一名小小的抄写职员。他就这样默默地抄写了六年，直到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统治垮台了，他的生命方获得第二次解放。 风暴止息，乌云散去。被打翻在地的人，一个个站起来了。容不得义炽同志怎样犹豫和推辞，他“官复原职”，重新被委任为教育局局长。 在灾后的教园里，拨乱反正，迫切要做的有两件大事，一是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二是平反冤、假、错案。义炽同志宝刀不老，又在教育战线上重新焕发出生命的火花，贡献他的智慧和才能。他认真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依靠市委、市府的正确领导和广大教工群众的支持，把“学农分校”改为校办农场，重整常规的教研活动和课堂教学，恢复考试制度，弘扬良好校风。他把教学工作放手让别的领导同志主管，自己着重抓平反工作。到1979年年底，局党委为478名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致死的干部和教师作出无辜受害的正确结论。当时，以规格较高、仪式隆重的追悼会形式先后为第二中学陈绿漪校长、聿怀中学陈泽霖校长昭雪冤情假案，在全市的反应极为强烈。随后，在市委领导下，义炽同志又亲自抓紧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对原在全市教育系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205人全部摘帽改正，并妥善安排工作。对在“反地方主义”政治运动中的错案，也进行复审落实。 所有这些工作，义炽同志从不视为他个人的业绩。他为人胸怀若谷，谦虚谨慎，把一切成绩都归于党的正确领导。在那一时期，群众中有些人登门答谢，他总是这几句回话：“局党委和我个人仅仅根据党的政策办事，没有好的形势，没有党的政策，哪一件冤假错案也平反不了!”但是，在党制定的政策面前，各人有各人的观点和感情，即使在领导层中，落实政策的心态也并非是完全一致的。是非功过，自有公道，群众心底里明白。 六 一个心地纯粹的人，生活和工作在现代中国，只要他愿意为社会为国家做一些有益的事，必然也是一个坚持真理、弘扬正气、忘我工作的人。 怀念义炽同志，令人念念不忘的是他终生治学，坚持真理，无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精神和风范。对他来说，在治学中坚持真理，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全面发展的办学方针。在海滨(华侨)中学担任校长工作时是这样，到市教育局担任局长工作时也是这样，一直到离休之后，在继续从事几个群众性学术团体担任会长工作时，一直也是这样坚持他正确的教育思想。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回顾。1960～1962年这段时期，为补救所谓高举“三面红旗”而致削弱传授文化科学知识，教学质量有所下降，因而学校普遍地突出抓紧了智育。可是，过犹不及，矫枉过正，抓偏了，产生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片面单纯追求高分数和高升学率的错误倾向。义炽同志此时在领导全市教育工作中也有过失，但他在偏向面前有所回旋，有所抵制，纠偏时也抓得较早和及时。1978年，为抢救十年浩劫造成的文化灾荒，恢复教学秩序，恢复考试制度，强化了教学工作，这都十分正确，十分必要。但随之又产生了片面突出智育，忽视德育和体育的偏向。全国第二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又发生了。这时，义炽同志心里明白，一场办学思想和教育方针的冲突和辨论又摆在他的面前了。义炽同志站在市教育局局长的岗位，坚持全面发展这一真理性的教育方针。在一次教育系统党员大会上作报告，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保证党的教育方针得到坚决的贯彻执行。”他说：“不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和不坚持全面发展，就培养不出四化建设需要的人才。单纯追求升学率，把工作注意力集中到学习成绩较好的少数学生身上，忽视全体学生，忽视政治思想教育，这一错误倾向必须尽快纠正。”他派出中教科和教研室一批人员深入市第一中学调查研究，又亲自到校讲话，同时起草文件向全市各校印发一中调查报告和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偏向的五项具体措施。 1984年，义炽同志67岁了才办好离休手续。但他并没有悠闲过日，一如他自己说，“为了下一代，责任在身，一种使命感和紧迫感，使我闲不下来。不关心下一代，我们的国家就没有希望。关心下一代，人人有责，义不容辞。”……他从教育工作者的立场上，认识到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关键在于教育，而教育的得失成败，关键在于能否贯彻执行党的全面发展的方针。因此，他又着力地抓住全面发展这个话题了。 这之后，义炽同志在几个群众性学术团体中仍然不断撰写文章，论述坚持办学的正确方向和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意义。在市陶研会主持的《校长论》课题研究小组座谈会上，他发言说：“作为一校之长，必须站得高，看得远。多年来，有的校长忙于创收，有的忙于追逐升学率的排名榜，这是要迷失办学的大方向的。"他撰文赞扬“潮汕星河奖”的设立，同时针对奖励“高考状元”一举，在《为了下一代》刊物上撰文说：“面向全体青少年是星河奖的宗旨，因此，应在具体执行时面向全体学生。在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上奖励少数尖子。如果奖励条件只限少数尖子的考试成绩，忽视全体学生和全面素质，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在以后各期刊物上，他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五育并重，德育为首”和“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要形成三结合的网络”的文章。他的基本观点是，只有实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只有形成三结合的教育网络，才能有效地为青少年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长创造有利条件，才能使社会主义后继有人。否则，片面发展愈演愈剧，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依旧彼此隔离，这种畸形教育势必把青少年培养成为畸型人，而绝不会是现 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他在报上看到本市一群小学生犯罪团伙强奸女学生案件的报导，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驱使他写了一篇题为《救救孩子》的文章，发表于《汕头青年报》上。事实上，这种观点和思想感情，在教育界许多老教师、老校长和老局长中，可说是完全一致的。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老校长刘彬同志，年龄最高，资格最老，多次揭露和批判学校教育片面发展的诸多弊端，并曾经辛苦吃力地写了一份书面报告，由义炽同志以“关研会”名义呈送有关领导。 七 熟悉义炽同志的人都知道，他的身体素质和精神面貌，都不弱于同龄的许多老同志，何况他又十分注重锻炼和养生之道，照理寿长是可以添多若干岁月的。这两三年来，他心律不整，尤其是严重的失眠症，主要原因是工作劳累、思虑过度。好几篇论述“家庭教育’’和“三结合教育网络”的文章，他日想夜写，夜想日写，反复修改补充，还想形成一份呈送有关党政领导的建议书。客观看来，近年来义炽同志的体力脑力劳动是大大超负荷了。然而，他选择的仍然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不是知难而退，强装糊涂。这些老年人老干部的观 念和个性很执着，是很难劝说、很难改易的。 义炽同志在生活和工作中以无私奉献和坚持真理作为他人生追求的目标，几十年如一日，直到心脏停止跳动。他的骨灰干干净净地消失在大海洋之中，然而，他身上的正气和美德，却永远留在人间，留在人们心中。 原文载于《为了下一代》第十五期 (作者系汕头市陶研会会长、市关工委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