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杀事件在延安引发轩然大波。一方面，“群众反映强烈，要求严惩。尤其是女学员们非常气愤，无不咬牙切齿，痛斥这种行为是惨无人道的，一致要求法庭实行枪决，以严肃革命纲纪”，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同志，认为黄克功同志是有功之臣，年纪还轻，应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黄克功并通过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向毛泽东写报告请求减刑。④

毛泽东的回复是：“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⑤由此，遂否决了对黄克功“减刑”、“立功赎罪”等考量。

关于“黄克功案”的历史意义，法学家杨永华的说法是：该案的判决，意味着“废除对有革命贡献的人在法律上的照顾，定罪量刑不再以出身成分不同而有差异，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⑥

之所以如此评价，乃是因为：在苏维埃时期，“刑律有工农分子和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犯同等罪行，而给予不同处罚的规定。对革命有功绩的人犯罪也予以照顾，减轻刑罪。”⑦这也是很多人认为黄克功应该“减刑”，且黄在审判过程中也一再要求“姑念余之十年斗争为党与革命效劳之功绩，准予从轻治罪，实党之幸，亦功之幸也”的缘故。⑧

1937年国共再度合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原“苏维埃政府”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接受国民政府行政院直接管辖；原“苏维埃共和国司法部”也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遵行南京政府颁行之一切不妨碍统一战线的各种法令章程”。⑨

综合上述背景，自不难理解这种评价：“在各种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的对立、交锋中，……黄克功案的审理，实际以先例的方式，为边区司法公正及其实现方式，创设了标准。”⑩…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演讲

注释：

①黄克功陈述报告(一)，陕西省档案馆存，全宗号015-0543。引用材料中稍有别字，系原文如此。②黄克功陈述报告(二)，同上。③刘茜致黄克功信，同上。④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P351。⑤毛泽东致雷经天信，1937年10月10日。⑥⑦杨永华、方克勤：《陕甘宁边区严于执法一例——谈谈黄克功案件的处理》，收录于《法律史论丛第3辑》，1983。⑧黄克功陈述报告(一)，陕西省档案馆存，全宗号015-0543。⑨中央司法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司法部工作报告，1937年7月23日。⑩汪世荣：《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 1937-1949》，商务印书馆2011，P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