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翰林”
红军长征开始了,张际春随红十三师行动,主要任务是:指挥部队阻击敌人的“追剿”,进行宣传鼓动,负责收容、筹粮筹款和纪律检查等工作。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整编,精简机关,充实战斗连队,张际春任红五军团宣传部长。毛泽东指挥红军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在此期间,张际春奉命带一部电台到三十七团,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他召集团的领导开会,研究落实中央军委命令,并直接组织指挥部队战斗,完成了中央下达的战斗任务。
同年7月,中革军委将红五军团改为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张际春任军宣传部长,不久红五军随红四方面军行动。为培养教育干部,引导他们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在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川西松岗(今金州县以北)成立了红军大学,刘伯承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和政治主任教员。在红军大学,张际春始终坚定地同朱德、刘伯承站在一起,从党和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积极维护南下部队中红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之间的团结,使部队在南下失利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损失,并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展开了斗争。
这张由毛泽东提字的照片,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张际春与部分幸存下来的领导和战友的合影。一排左起:梁军、谭冠三、谭政、滕代远、萧克、林彪、毛泽东、高自立、何长工、曾玉、欧阳毅;二排左起:胡友才、孙开楚、谢翰文、江华、朱良才、吴溉之、李寿轩、刘先胜、张际春、李克如、韩伟、龙开富、谭希林、刘型、陈伯钧、张令彬;三排左起:徐日文、曹里怀。
在红军大学的教学中,张际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当时的斗争实际——即爬雪山,过草地,坚持北上抗日,反对张国焘逃跑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张际春以他渊博的学识和高深的政治理论基础,把政治课内容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针对学员的思想情况和文化程度,循循善诱,语言形象丰富,有时还引用一些幽默的比喻和故事,把深刻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启发学员打开思路,开阔眼界,不断提高思想觉悟,逐步认清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实质,更加坚定不移地维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增强了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张际春还动员同学们利用业余时间办战火墙报、出《红炉》校刊,反映学员的学习、生活、思想动态,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很有吸引力,对提高思想觉悟,增强革命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
红军大学学员跟随红二、四方面军从川康边境出发,北上甘陕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途中,张际春挑选了一些身体素质较好、政策观念强的人员组成筹粮队,随行军的先头分队行动。他们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在人烟稀少的雪山、草地及少数民族地区筹集了部份粮食,缓解了部队粮食极端紧张状况,为部队北上立了一大功。
1936年l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次年1月,党中央调张际春到红军大学第二期第一队学习,并担任学员队的党支部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际春从红军大学结业,先留校协助工作,后调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任职。8月,张际春调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2月,有军中“翰林”之称的张际春,奉命调回延安,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红军大学改名)政治部主任和学校党务委员会书记,与罗瑞卿一起,负责抗大的实际领导工作。1939年7月,抗日军政大学从延安迁至太行山根据地,训练前线的八路军干部。张际春与罗瑞卿率领总校机关人员和学员数千人,东渡黄河,经晋绥进入晋察冀,时经半年,历尽艰辛,穿过敌人数道封锁线,于1940年1月胜利到达太行地区。1942年9月,张际春任抗大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毛泽东亲自为该校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学员以从部队抽调的干部为主,还招收全国各地来到陕北的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运工作、游击战争、中国历史等革命理论。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联系实际。
1939年,抗大教育长许光达(右)与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在延安合影。
张际春认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规定的教育方针,校风和学习内容方面的指示,为培养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呕心沥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张际春认为,抗大是国防教育机关,是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大学校。要完成如此艰巨而重要的任务,没有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他十分注重抗大的党的建设,他领导的政治部是健全而精干的,机关干部、政治教导员、指导员大部分是优秀的政工干部。他们工作积极,学习努力,作风正派,团结互助,艰苦奋斗,自己开荒生产,背粮扛柴,给广大抗大学员以言传身教。张际春要求学校的所有党员都要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在生活会上,主要是学习党中央关于时局和党的路线、政策和指示,检查个人在学习、工作和战斗中的表现,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党员在学习和工作中要遵守党纪和起模范带头作用。
张际春十分重视解决现实思想问题。1941年至1942年期间,日军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进攻,抗大的教育条件更加困难。这些情况在干部和学员中不同程度地引发了一些思想问题。张际春召开各种会议,分析各种思想状况,研究解决办法。他给干部和学员作形势报告,联系他们的思想实际,讲清当前形势,承认存在的困难,指出光明前途,号召干部、学员安心工作和学习,努力做好学校本身工作,培养更多的抗日优秀干部,以增强抗战的力量。有一个大队的领导干部不团结,他就请他们到政治部,由他和机关的部长、科长参加集体谈话。个别同志仍不通时,再耐心交谈,一谈几个小时,直到干部认识清楚为止。由于抓了现实思想教育,提高了教职员工的觉悟,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完成。
张际春非常注重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是联系部队的实际,使学校的政治工作和教学内容更加符合部队的实际需要。二是联系抗日战争的实际,增强干部和学员抗战必胜的信心。他去总部、野政开会时,经常带回一些部队的材科,让各部分析研究。他还派人到部队参观学习,了解战斗部队和民兵建设的情况,为学校工作和教学提供参考。由于学校注意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张际春一向重视密切联系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同群众心心相印,关系密切,因而威信极高,被抗大师生誉为“严师、慈母、好领导”。
在抗日战争期间,张际春先后发表了《抗日军队与人民》、《抗大政治工作及其经验》、《抗大深入华北敌后的新任务》、《关于目前整风领导上几个问题》等文章,对推动抗大的建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9年,抗大从延安开往敌后,副校长罗瑞卿(后排右四)、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前排右二)、组织部长李志民(后排右三)和整装待发的大队长以上干部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