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孟波：乐坛丰碑

                    作者  李定国

   孟波同志是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策划、组织的《全国音乐周》《上海之春》及其衍生出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大型音乐活动，在我国音乐史上产生过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作为我国著名的音乐大家，孟波曾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谱写过《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高举革命大旗》《祖国万岁》等歌曲，激励过亿万中国人民投身伟大的抗日洪流和忘我的社会主义建设。孟波还在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领导期间，用他的创作理念，影响、指导并促成了中国交响乐的代表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诞生。

　　一

　　99岁高龄时，孟波悄然走完了他的人生路。与先他一步前去天堂的爱妻、著名作曲家严金萱（舞剧《白毛女》作曲）相会。

　　孟波与红小鬼严金萱，相识相恋于延安的鲁艺。这对乐坛伉俪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和音乐的追求，历经了一个甲子多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相濡以沫。晚年的严金萱双腿骨折，不能行动。孟波除去一些必须的会议和社会活动外，全身心地陪伴严金萱，形影不离，被业界视为楷模。我和孟波是相识相交近三十年的忘年交，他曾给我讲述过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

　　二

　　孟波青少年时代，就深受同乡瞿秋白、张太雷、yundaiying等革命前辈激进思想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离开故乡常州，投奔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孟波虽没有音乐院校的学习经历，但凭着自己出众的音乐天赋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满腔热忱，出色地带领着民众的抗日歌咏活动，点燃起他们反对、抵抗日寇的激情。

　　其间，孟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结识了聂耳、冼星海、吕骥、麦新等一批革命音乐家，在并肩的战斗中成为挚友。为了能更好地运用音乐这一武器，去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孟波拜冼星海为师，学习作曲、指挥。并与麦新一起，创办、主编了对抗战胜利起过重要作用的歌曲期刊：《大众歌声》。

　　1936年，日寇侵略中国已染指华北，局势非常危急。但此时，蒋介石却在大放厥词，说“牺牲还未到最后关头”。此话一出，全国哗然！上海旋即就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游行结束后，许多革命音乐家不约而同地汇集到冼星海家中，商讨应对之策。冼星海对大家说：我们要拿起音乐的武器，与蒋介石的一派胡言针锋相对，并点名要孟波和麦新（《大刀进行曲》的作者）去写一首歌曲，标题就是《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那天晚上，受命后的孟波和麦新是心绪难平。他俩徜徉在黄浦江畔，漫步于附近的几条小马路上，直至天明。在昏暗的路灯下，多少激动人心的难忘画面，闪现脑海，那滚滚而来的乐思，似乎要喷涌而出……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两人时走时停，不时地发生些争论……孟波在小纸片上急促地记下了歌词和曲调。一首发自他们心底，充满着激昂铿锵的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就这样诞生了，很快发表在《大众歌声》第二期上，成为抗日救亡歌曲中的经典。

　　三

　　新中国成立后，孟波历任天津、广州、北京及上海的音乐文艺工作领导。1956年初，中国音协主席吕骥因兼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需长时间在天津工作，故调孟波进京，与周巍峙一道主持中国音协的日常工作。

　　当时，新中国已迎来了第八个年头。国内工农业建设突飞猛进，成就辉煌。在取得了“抗美援朝”和“万隆会议”的胜利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正日益提高。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孟波提议：于当年夏天搞一次全国性的音乐会演，来检阅我国音乐工作者的整体水平，并达到“推新人、出新作”。

　　孟波的建议得到了中国音协的首肯。此事很快由中宣部上报党中央。不久，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召见孟波谈话，说：“你们准备的会演‘推新人、出新作’很好，但历史和文脉不能割断。‘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中，曾出现过许多优秀音乐作品，你们都应该演一下，这样才能承前启后……”

　　遵照中央指示，孟波和周巍峙等中国音协的领导，几经商讨后，给此次活动定名为《全国音乐周》并开出了一张“五四”以来著名音乐家及代表作的名单排演。

　　规模空前的《全国音乐周》于8月1日至15日在北京如期举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的各文工团，分别派出了强大的演员阵容和优秀节目参演。此次活动，光演员就达四千多人。

　　会演本着勤俭节约的办事原则，经费除文化部拨一小部分外，其余全靠票房收入。赴京的演员住进了正值暑假期间的北京大专院校免费的学生宿舍。孟波又找到了当年新四军的老战友、总后勤部的王兴纲，请他帮助解决运送演员的车辆。

　　一百多台绚丽多姿的节目，精彩纷呈。《祖国颂》《歌唱二郎山》《我站在铁索桥上》等许多好歌应运而生。还涌现了温可铮、胡松华、郭颂、李光羲、孙家馨和黄虹等一批青年歌唱家。

　　“五四”优秀作品分三场演出，它云集了当时中国歌坛最优秀的音乐家。黎锦晖的早期儿童歌舞作品《小小画家》引人注目，由他女儿黎明晖演唱。朱总司令在看完这场演出后，专门向孟波询问演唱电影《渔光曲》主题歌的王人美近况。

　　在《全国音乐周》即将闭幕时，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与参演的主要音乐工作者座谈。会上，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音乐工作的长篇讲话，并提出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

　　四

　　1958年春，孟波调任上海文化局党委书记兼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他上任伊始，就抓音乐创作的民族化、群众化。在其影响下，上音管弦系组织何占豪、俞丽拿、丁芷诺、沈茜蒂、朱英等学生组成“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用中国民族乐曲和音乐元素改编的《二泉映月》《旱天雷》《步步高》及《四季调》等西洋器乐小品，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在上音校园内引起强烈反响。

　　正在这时，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来上音视察。在了解了实验小组的情况，并听了何占豪创作的弦乐四重奏《梁祝》后说：“外国的乐器，演奏中国的戏曲音调，这是条新路，但音乐可以再美一点……”并希望这种探索能继续下去。

　　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上海文化局和市音协组织并指定本地的著名作曲家创作一批反映重大革命题材的交响作品。而孟波则希望上音的年轻人，尤其是实验小组的成员，也能出部大作品。孟波在否定了《女民兵》《大炼钢铁》等题材后，决定要何占豪在弦乐四重奏《梁祝》的基础上，搞一部小提琴协奏曲。

　　深谙越剧音调的何占豪，经过反复的酝酿、推敲，执笔《梁祝》主旋律的框架和走向。但当时的何占豪没学过作曲理论，于是，孟波又请作曲系应届毕业的高材生陈钢火线加盟。陈钢首先把已完成的乐曲，重新进行构思。即把故事内容和西方传统的奏鸣曲式，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既能适应中国听众艺术欣赏的思维习惯，又符合科学的音乐陈述规律。同时陈钢又对主题音乐进行了升华、变奏、展开，并为整部作品配器。

　　1959年5月4日，《梁祝》在上音大礼堂首次试演。两位曲作者何占豪和陈钢，分别担任小提琴独奏和钢琴伴奏。对此次演出，作曲系师生颇有争议，褒贬不一。但孟波却旗帜鲜明地认为：“年轻学生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敢于创新，走自己民族的音乐路。这种精神和举动，是值得提倡发扬的。”

　　在经过一些小修改后，《梁祝》在当月的27日，首次以小提琴协奏曲的形式，在兰心大戏院亮相，参加上海市的音乐舞蹈会演。小提琴独奏和协奏的乐队及指挥，全由上音的学生担纲。同台参演的还有好几部上海新创作的民族化器乐作品。来自中央及全国各主要文艺团体和部队文工团的主创人员，观摩了此次会演。演出大获成功，尤其是《梁祝》给人耳目一新。大家纷纷索要总谱。至此，《梁祝》开始走向全国，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五

　　因为会演的成功，孟波和众多上海的艺术家们，都希望这样的演出能每年一次固定下来。在报经上海市委批准后，成立以孟波为主任的常设机构，由于演出在春季，故取名《上海之春》。为了选定演出主场馆，孟波和几位音乐家四处寻觅，最终择定南京大戏院，把它改建成上海音乐厅。1960年5月，第一届《上海之春》就在此地拉开帷幕。打那后，此项活动成了上海音舞工作者的盛会和全市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为了更好地“推新人、出新作”，从第一届到“文革”前的第六届《上海之春》，孟波作为主要策划和实际操作者，可谓倾其所能，事无巨细。他除了每年对上海本地的文艺团体下达具体的创演任务外，还分别邀请过华东六省及中央和解放军的文工团参演交流。其间，还亲自组织了全国二胡、小提琴大赛，发现并成就了闵惠芬、郑石生等后来影响中国乐坛的青年演奏家。同时推出了新编民族舞剧《小刀会》，还创作了《红旗颂》《黄浦江大合唱》等多部音乐作品。

　　1963年，为了配合蓬勃兴起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上海之春》举办《亚非拉音乐会专场》，孟波特请上海民族乐团专门排演了两首非洲乐曲：《几内亚舞曲》和《达姆达姆》，陈毅外长陪同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访问上海时，出席了音乐会。当塞古杜尔总统听到几内亚舞曲时，闪烁着泪花对陈外长说：“法国侵略者统治我们这么多年，他们的乐队从来没有演奏过我们的音乐，今天中国人做到了，我非常感动……”后来，陈老总赞扬孟波说：“你们的音乐，帮助了我们的外交工作。”

　　翌年5月，为迎接建国十五周年，上海在文化广场举办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歌舞晚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作为本届《上海之春》的压轴戏。

　　此时恰逢陈毅外长陪同坦桑尼亚总统卡瓦瓦访问上海，顺道聆听晚会。整台晚会高潮迭起，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艰难历程。演出结束后，陈老总对陪同观演的孟波表示：“北京正在筹备建国十五周年的庆祝晚会，上海的这台演出不错，可以作为方案之一推荐。”两个月后，孟波突然接到陈老总的电话，说他和总理在出访越南的返京途中，明天将在上海逗留，要观看《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台晚会。

　　当时的上海正值夏日炎炎，文化广场又极其简陋，屋面是铁皮的，场内酷热难熬。为了保证演出的成功，孟波重新集结所有演员排练，又专门调来消防车，在广场的屋顶上洒水，同时又从机关事务局借来许多电扇，并在广场四周安放大量冰块降温。

　　在各方的努力下，演出超乎想象的成功。当晚十一时，周总理和陈老总在锦江文艺俱乐部接见孟波和市文化局的另一名领导许平，大家共进夜宵，每人一小碗赤豆汤。席间，总理说：“晚会总体是好的。但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历史跨度太长，就演到建国时止为好。第二是晚会没有表现遵义会议，这是很大的不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很重要，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从此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周总理还当即决定：用在京的文艺团体为骨干，抽调上海的一些创演人员和全国的精英。以上海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和空政文工团的《革命历史歌曲音乐会》为蓝本，搞一台庆祝国庆十五周年的大型晚会，这就是后来影响几代国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2018年2月25日《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