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不老的“蝴蝶”《梁祝》50年【四】
发布时间：2015-05-15 06:14:02
发布人：
紫百合
“民族化”的成功尝试
“《梁祝》的令人感动之处在于它的人性美和悲剧美。”陈钢的回忆忽而激动不已，忽而又沉浸在一种莫名的伤感中，“这种感动不是简单地叙述一段爱情故事和民间传说，而是以‘美好的粉碎’和‘悲剧的升华’来喻示人与社会间的共存、抗争与命运的不可预测与无法抗拒，但在地球上受尽磨难的人还是仰望星空，心向月球。人性与爱，是世界上所有艺术共同追寻的最大的命题，最美的主旋律，因而也是最感动人的心灵催化剂。”
他还强调：“《梁祝》的成功还在于中外的嫁接和古今的交融。《梁祝》的音乐素材来自越剧，但小提琴协奏曲并不是越剧唱腔按情节发展设置的曲调连奏。交响音乐首先是一个国际化的音乐平台，在创作时首先要用交响思维来统领全曲；而同时也应该具有民族特色，但民族特色首先应该表现在特有的民族神韵与表现手法(如用紧打慢唱造成的戏剧效果)，而不应强调具体的乐器和演奏法上。如在配器时，我曾想在小快板段落用一组民乐弹拨器(琵琶、三弦与月琴)来渲染梁、祝“共读同玩”的情景，但在第一次排练时，什么都听不见了，因为被管弦乐淹没了。第二次排练时想突出它，请他们尽量弹响，但听到的却全是噪音，第三次民乐手开会没来，我觉得反而纯粹了，第四次排练时就干脆不要了，用提琴的拨弦代替。所以，我认为‘民族化’的关键不是乐器，民乐在非用不可的时候用才有效果。像《梁祝》中的板鼓就是这样，在表现祝英台‘呼天抢地’的悲恸情绪时，所有的打击乐器都显得无能为力，只有板鼓才能产生直接击打到你心坎上的奇效！”
后来陈钢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这段经历，他写道：“尽管我们(指他与何占豪)在文化背景和性格气质上迥然相异，但我们居然合作得如此默契、协调，这一方面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之故，也是由于历史的驱使与历史的偶然所致；但最主要的是我们在这首乐曲的创作中，不但具有共识，而且更具有当时青年人所特有的纯情、无私和奉献精神。所以，我们的合作才不是那种表层的旋律加配器的‘凑合’与‘撮合’，而是一种深层次的从乐曲的情韵、色彩与结构、语言的高度统一，浑然一体的‘化合’与‘融合’。这样的合作，也许是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成功之例，因此，也是值得眷恋和难以忘怀的。”
《梁祝》的初稿完成后，在音乐学院办公大楼下的半圆厅里首次试奏，那时曲中还没有“化蝶”，只写到英台哭坟与投坟殉情为止。一曲终了，在场的领导和师生觉得“憋屈”极了，一时低头无语。孟波及时提出：让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形象再美些，再亮些，应该要写“化蝶”，这是爱情的升华，也是一种浪漫的、更为强烈的中国式的反抗。之前实验小组的成员觉得化蝶有宣传封建迷信的嫌疑，但孟波解释说：“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听了这个意见，实验小组着手修改，很快就完善了，在音乐结构上也达到首尾呼应与一气呵成。“孟波的这一圈一点，对《梁祝》的诞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陈钢说。
1959年5月4日，在学院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上，何占豪拉小提琴，陈钢钢琴伴奏，在大礼堂里试奏了加入“化蝶”的修改曲。演奏完毕，由何占豪上台代表两位作曲者发了言，陈钢赶回家为协奏曲配器，因为再过二十多天，这部作品就要在上海音乐舞蹈汇演中正式首演了。
撰稿·沈嘉禄(主笔)
转载自《新民周刊》20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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