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达-学术贡献
发布时间：2010-03-19 10: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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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达的重要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三本着作为代表。
1．突破安特生的体系，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科学体系，是尹达致力于一生的重大学术贡献，《新石器时代》是其代表。
1939年冬在延安写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推测出龙山文化（两城期、龙山期、辛村期）与仰韶文化（后冈期、仰韶期、辛店期）的绝对年代，填补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空白，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体系初步建立。1955年4月针对安特生新着的观点写成《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一文，强调“用科学的方法，综合大量的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新资料，早日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来”。1962年10月发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检视和系统的总结，“为这一学科展示出一幅光明而广阔的前景”。
上述文章结集，1979年增订为《新石器时代》出版，成为尹达致力于“探索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体系的代表作。
2．把新石器时代研究推进到系统的中国原始社会研究，是尹达的又一重要学术贡献，《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简称《中国原始社会》）是其代表。
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辟的“草径”上，1939~1941年尹达结合当时“大批新的材料和学术界之新的成果”，写成《中国原始社会》一书，成为新史学阵营中从考古学出发系统研究原始社会的代表作。
1939~1940年9月完成第一编《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第二编《从古代传说中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这两编把新的材料和新的成果贡献给学术界，“希望从这里看出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线索”。“补编”为三个单篇论文：为论证“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发荣滋长起来的，并不是由它处移植过来的”，批判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东来”或“西来”说，1940年1月写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7月写成《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认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及附近的考古发掘，是研究当时社会的一批最有价值的史料”，“离开它们，就不可能写出殷商社会的信史”。1941年1月写成《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强调考古学上所提供的殷商史料“是最可靠最宝贵的”，但所出的报告太少，“不能代表全部的殷代遗址发掘的史料”。
前后三编，1943年由延安作者出版社出版，名为《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以别于其他原始社会论着。这一论着，是尹达“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3．为探索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尹达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尝试，《中国史学发展史》是其代表。
在完成《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之后不久，尹达的“精力移到史学理论方面”。1977~1978年决定在历史研究所创建史学史学科研究阵地，着手组建研究室、招收研究生，逐步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行探索。
1982年下半年，与研究室成员制定《中国史学发展史》编写原则，成立编写组，分工编写。编写原则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逐步形成为一门科学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予以探索和总结；确切地划分其发展阶段，阐明各阶段史学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对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进行批判、总结，重点放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上。1985年7月《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下限写至20世纪40年代末，对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成为科学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苏联学者勃·格·多罗宁认为《中国史学发展史》这项成果是“当前中国史学中出现的一种新气象”，“史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新的趋势都在这部着作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反映”。
分看三本书，分别代表尹达在三个方面的学术成就与贡献；纵观三本代表作，则清晰地展示出尹达“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治学道路。三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达在“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学术道路中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治学特点，也是他将考古与史学研究有机结合的根本原因所在。
《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的写作即已显示出这方面的特色，将最初17年间“发掘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情况作系统清理，“综合”各遗址中有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层位关系”的五处堆积情况，将“许多方面的材料加以比较和分析”，最后作出结论。写作《中国新石器时代》，更进一步运用综合研究的科学方法批评安特生“在方法论上正犯着这样的毛病，所以免不了要演出‘瞎子摸象’的笑剧”。《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结集出版之际，《后记》强调：“实事求是的综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没有综合性的研究，就不可能使这种学科的理论逐步提高，也不可能从全面的综合研究中发见问题，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钥匙。”在系统总结新中国考古收获之后写成《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更是把综合性的研究作为“新石器时代研究工作中的极为重要的经验”来强调。这一经验或方法，的确是诸多学术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既包含理论与史料的关系问题，又包含个别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等问题。
尹达主张将多学科交叉研究纳入综合研究之中：“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需要其他学科的辅持和协作，才能够全面而健康的发展起来。”他的这一期望，已经成为今天学术研究的一种趋势。
在《新石器时代》中概括地总结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指出尚待深入钻研的问题，展望进一步前进的道路。
尹达反复强调，考古工作者必须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以理论斗争的责任感，密切注意大量资料所反映的复杂社会现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必须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田野工作，根据层位关系解决好不同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本身分期问题。
尹达颇为独到地指出，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区分不同的工作阶段：(1)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2)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从考古学理论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3)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不弄清楚每个阶段应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同起来，纠缠在一起，就会影响科学工作的进程。”“越过考古学的认真的综合研究，即进入氏族制度的社会历史的探索，就有可能制造一些学术上的混乱。”
1．突破安特生的体系，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科学体系，是尹达致力于一生的重大学术贡献，《新石器时代》是其代表。
1939年冬在延安写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推测出龙山文化（两城期、龙山期、辛村期）与仰韶文化（后冈期、仰韶期、辛店期）的绝对年代，填补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空白，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体系初步建立。1955年4月针对安特生新着的观点写成《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一文，强调“用科学的方法，综合大量的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新资料，早日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来”。1962年10月发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检视和系统的总结，“为这一学科展示出一幅光明而广阔的前景”。
上述文章结集，1979年增订为《新石器时代》出版，成为尹达致力于“探索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体系的代表作。
2．把新石器时代研究推进到系统的中国原始社会研究，是尹达的又一重要学术贡献，《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简称《中国原始社会》）是其代表。
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辟的“草径”上，1939~1941年尹达结合当时“大批新的材料和学术界之新的成果”，写成《中国原始社会》一书，成为新史学阵营中从考古学出发系统研究原始社会的代表作。
1939~1940年9月完成第一编《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第二编《从古代传说中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这两编把新的材料和新的成果贡献给学术界，“希望从这里看出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线索”。“补编”为三个单篇论文：为论证“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发荣滋长起来的，并不是由它处移植过来的”，批判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东来”或“西来”说，1940年1月写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7月写成《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认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及附近的考古发掘，是研究当时社会的一批最有价值的史料”，“离开它们，就不可能写出殷商社会的信史”。1941年1月写成《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强调考古学上所提供的殷商史料“是最可靠最宝贵的”，但所出的报告太少，“不能代表全部的殷代遗址发掘的史料”。
前后三编，1943年由延安作者出版社出版，名为《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以别于其他原始社会论着。这一论着，是尹达“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3．为探索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尹达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尝试，《中国史学发展史》是其代表。
在完成《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之后不久，尹达的“精力移到史学理论方面”。1977~1978年决定在历史研究所创建史学史学科研究阵地，着手组建研究室、招收研究生，逐步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行探索。
1982年下半年，与研究室成员制定《中国史学发展史》编写原则，成立编写组，分工编写。编写原则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逐步形成为一门科学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予以探索和总结；确切地划分其发展阶段，阐明各阶段史学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对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进行批判、总结，重点放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上。1985年7月《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下限写至20世纪40年代末，对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成为科学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苏联学者勃·格·多罗宁认为《中国史学发展史》这项成果是“当前中国史学中出现的一种新气象”，“史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新的趋势都在这部着作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反映”。
分看三本书，分别代表尹达在三个方面的学术成就与贡献；纵观三本代表作，则清晰地展示出尹达“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治学道路。三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达在“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学术道路中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治学特点，也是他将考古与史学研究有机结合的根本原因所在。
《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的写作即已显示出这方面的特色，将最初17年间“发掘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情况作系统清理，“综合”各遗址中有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层位关系”的五处堆积情况，将“许多方面的材料加以比较和分析”，最后作出结论。写作《中国新石器时代》，更进一步运用综合研究的科学方法批评安特生“在方法论上正犯着这样的毛病，所以免不了要演出‘瞎子摸象’的笑剧”。《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结集出版之际，《后记》强调：“实事求是的综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没有综合性的研究，就不可能使这种学科的理论逐步提高，也不可能从全面的综合研究中发见问题，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钥匙。”在系统总结新中国考古收获之后写成《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更是把综合性的研究作为“新石器时代研究工作中的极为重要的经验”来强调。这一经验或方法，的确是诸多学术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既包含理论与史料的关系问题，又包含个别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等问题。
尹达主张将多学科交叉研究纳入综合研究之中：“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需要其他学科的辅持和协作，才能够全面而健康的发展起来。”他的这一期望，已经成为今天学术研究的一种趋势。
在《新石器时代》中概括地总结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指出尚待深入钻研的问题，展望进一步前进的道路。
尹达反复强调，考古工作者必须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以理论斗争的责任感，密切注意大量资料所反映的复杂社会现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必须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田野工作，根据层位关系解决好不同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本身分期问题。
尹达颇为独到地指出，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区分不同的工作阶段：(1)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2)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从考古学理论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3)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不弄清楚每个阶段应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同起来，纠缠在一起，就会影响科学工作的进程。”“越过考古学的认真的综合研究，即进入氏族制度的社会历史的探索，就有可能制造一些学术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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