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璟艳:生命接力,你会加入吗?
是什么让这生命的接力步履维艰?生命接力,你会加入吗?
衰弱地躺在病床上,靠一堆仪器或一次次透析艰难地延续生命,或是眼睁睁看着世界越来越模糊,几近黑暗,每天祈祷着能在有效地时间里等到一个健康的器官或是一片角膜……我们的身边不时能看到这样挣扎在绝望边缘的病患。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表明,全世界需要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数量与所捐献人体器官的数量比为30∶1 。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器官移植,但每年能够使用的器官数量仅1万左右,供求比例达到1∶100;我国患角膜病的500万人中,有400万可经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每年只有700个角膜供体,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
在近乎于无望的等待过程中,许多生命绝望地逝去。
我国的器官移植始于上世纪70年代,然而到了2003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数字还是零。2003年,9岁男孩田近因车祸遇难,经家长同意无偿捐献了两个肾脏,成为我国首例国际标准化的器官捐献。截至2008年11月20日,教育部、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忠华手中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名单”达到了104例,四百多个家庭因此走出了绝望。
这四百多位受捐者无疑是幸运的,但不得不承认,104这个数字相对于100多万个等待者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在西班牙,仅2007年器官捐献数量就达到1550例,每百万人中 34.38人捐献,成为世界第一。在美国,每百万人中有26.5人捐献,欧盟每百万人中有17.8人捐献,而中国的捐献率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千分之一左右。
和器官移植供体一样严重匮乏的还有用于教学研究的遗体。病理解剖对于提高临床诊断治疗水平,尤其是对新发现的疾病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但目前,病理解剖在很多医院难得做一次,即便是同济、协和这样的大医院,每年尸体解剖不过30来具,而且90%是毫无医学研究价值的死婴。很多医学院校平均十几个学生解剖一具尸体,有的医学院校只能放录像片进行教学,有的学生直至毕业都没有进行过解剖,而理想的解剖教学应该是4个学生解剖1具尸体。
我市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记者从市红十字会了解到,我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向社会招募志愿者的工作始于2003年,目前登记的捐献志愿者近7000人,配型成功实施捐献的共7人,2005年,东北大学学生李庆玉成为我市造血干细胞捐献第一人;我市器官捐献始于2006年,目前签订协议愿意在身后捐献角膜、肝肾等器官以及遗体的共计52人,实施捐献的共计6人,我市原副市长吴昌荣成为我市角膜捐献第一人,而因癌症去世的赵璟艳则是我市捐献遗体的唯一一人。这些志愿者的捐献让10个患者走出黑暗的困扰,让9个陷入绝境的生命得以延续,河北大学医学部教学研究用遗体严重缺乏的状况得到缓解。
然而,相对于我市280万的人口数来说,捐献者的比例依然很低。而且,并非所有登记的志愿者都能最终实施捐献。据介绍,有些青年学生在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登记时豪情万丈,然而真的接到初配成功的通知之后却打了退堂鼓,还有的志愿者通不过体检这一关。遗体和器官捐赠需要捐赠者家属的同意,有些志愿者家属在志愿者生前签订志愿书的时候不便当面阻止,但当志愿者去世后却反对捐献,对此,红十字会只能尊重家属的决定。事实上,我国很多城市都发生过前去接受捐献遗体的车空车而返的尴尬。
来自我市几个器官、遗体接收站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市红十字眼库的角膜始终是零库存,而视光眼科医院排队等着进行角膜移植的患者目前仍有四五十个,这个数字在2006年眼库建立之初曾达到100左右。数字的减少并非因为患者数量减少,而是因为近几年供体太少造成移植工作极度萎缩,很多患者失去希望或去外地就医。市红十字会遗体接收站在华北煤炭医学院秦皇岛分院、市卫生学校挂牌将近半年,仅有很少的人咨询过捐献事宜,接受捐献遗体数量为零,学校用于教学的遗体资源也极为紧张。市红十字器官捐献281医院接收站登记等待进行肾移植手术的患者有160余人,而每年医院仅能完成移植手术20至40例,目前为止接受过的市民逝世后捐献肾脏仅一例,这位叫李静的志愿者于2007年底去世,她给这世间最后的爱让另两个生命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