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父 亲 黄 举 平

黄语扬

每当我看到家里挂着的一张旧照片，不禁回忆起往事。记得那是1956年父亲带领广西民族参观团参加国庆典礼和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在北京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当毛泽东主席和父亲握手时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父亲是生长在边远山区的壮族贫苦农民家庭。十几岁时就参加了韦拔群同志领导的右江农民运动, 1929年又参加了邓小平等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他经历了艰难而复杂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几个革命战争时期。他常用革命斗争的历史来教育子孙。

腥风血雨一劲松

1930年冬，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主力北上,时任东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7月任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的父亲，和韦拔群师长等一部分同志被留下来，坚持右江革命斗争。

1932年，国民党派廖磊一个军的兵力,加上黔军及地方民团“围剿”我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东(兰)、凤(山)地区，许多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那年冬天，右江党和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韦拔群被叛徒出卖遭到杀害,陈洪涛也壮烈牺牲了。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乌云笼罩着整个右江上空。时任中共黔桂边委书记的父亲，得知这个不幸消息后，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即带病率领一支小队伍从贵州省的罗甸县蛮瓦，日夜疾走，赶回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西山，在白色恐怖的恶劣复杂环境下，进行秘密活动。回西山后开展武装斗争遇到很大困难。首先，父亲把原分散在个人手中的枪支及从贵州带回的武器集中起来使用,总共才有30多支。他们用这些武器，镇压了一些反动乡长、局董和周边的反动势力，从而扩大了部队，稳定了民心。同时,着手恢复和整顿了党的基层组织,重建了9个党支部，并在西山水峒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重建了中共东兰县委。同年5月又经上级同意改为中共东兰中心县委,父亲任书记。1936年5月16日根据上级的指示，在西山召开了右江上游各县革命代表大会，成立了广西右江上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黄世新任大队长，父亲任政治委员。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枪。

但由于敌人对我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严密的封锁,使我们武器、粮食、食盐都极缺乏，父亲提出要节省使用,并在代表会的决议中写上“每一发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这句话，为了增强部队实力,解决购买武器弹药等经费,他还和同志们一起挖窑、采石、打柴、烧石灰来卖。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右江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反复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掠光“三光”政策，甚至叫嚷连“石头都要过刀”。敌人到处搜捕父亲,出重赏通缉,派奸细打入革命根据地,派重兵包围等。我家的房子被烧光了，连仅有的一分山地也被“充公”了。而我父亲为了革命工作，改名换姓，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战斗。他有时化装成小商贩，有时是乡村教师，有时又打扮成瑶族同胞，与人民群众一起挖山薯，吃野菜，编草鞋，讲瑶话，亲密无间,革命群众把他当作亲人，用生命来支持和保护他。

革命道路是曲折的。当右江革命正在恢复和发展的时候，1939年中共广西省工委派孔克同志到东兰县指导工作，他在返回南宁途中不幸遇难，随身携带的党内机密文件及党员名单也落敌手。国民党反动派以此为线索，立即调集东兰、凤山、万冈等县千余人的反动武装，大举“围剿”革命根据地西山，革命斗争再次遭到严重挫折。在这腥风血雨的残酷斗争中，许多同志壮烈牺牲了，也有一些人经不起考验，向敌人投降、叛变革命。为此，根据地曾一度与上级党组织中断了联系。在这危急关头，父亲对同志们说，我们要坚定革命意志,无论遭到什么艰难险阻，决不背叛革命。并要同志们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自己则率领一支革命队伍迂回于右江上游和黔桂边地区，坚持不懈地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艰苦的斗争。直到1945年2月才与中共广西省工委恢复了联系。于1947年秋在中共右江党委的领导下，举行了万冈起义，一度解放了县城,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震动了右江，使右江人民受到极大鼓舞。但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又纠集了百色保安团和各县民团8500多人，对革命根据地西山进行疯狂的反扑，敌人共进行了13次大扫荡。此时,父亲临危不惧，始终坚守在西山，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组织了西山、中山、东山等地的反扫荡斗争,沉着机智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保卫了西山革命根据地。并于1949年初率领游击队主动出击东兰、万冈、都安县一带的敌人，解放了一批乡、镇,建立了一批乡人民政府，筹集了粮食40多万斤和大批柴草，支援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原中共广西省工委干部林克武对父亲作诗赞道：

“曲折崎岖路不疑，

七军北上倚坚持。

红河处处遗戈迹，

  青史千秋颂昔时。”

勤恳求实老黄牛

父亲在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任主任期间，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根据民族特点，尊重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习惯，以利各民族的团结和繁荣。1957年反右扩大化，一批少数民族干部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有些少数民族干部被“政治运动”吓跑了。后来，父亲针对少数民族干部被精简太多，民族干部比例继续下降的问题，同自治区民委其他领导一起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对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人口比较少的瑶、苗、侗等少数民族干部采取保护的特殊政策。同年，他又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人事厅、监察厅的领导同志一起，深入到巴马瑶族自治县调查研究,落实少数民族干部政策,教育挽救了一批干部。

父亲虽然长年疾病缠身，但他经常带病和干部们一起深入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和边远山区搞调查研究,关心各族干部和群众的工作、生产和生活,采取特殊措施,从财力、物力及人力上给予支持,组织领导他们修建水井、水塘、水渠,解决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等问题,既解决了他们的困难,又密切了群众联系,搞好了团结,又发挥了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积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受到审查。但他相信党,相信人民。他常说“真金不怕火炼”,“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他一方面接受审查，另一方面，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对一些受到审查的老同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对东兰县的陈化读、韦星高、侯年寿、黄维汉等老同志被扣上“叛徒”的帽子,他如实地写出证明材料,使这些同志的问题得以澄清而平反昭雪。记得有一次，几个外地来的专案人员,向父亲调查邓小平在右江的活动情况。父亲就一一介绍邓小平在右江的革命活动情况及事迹,证明邓小平是个好同志,好领导。岂料那几个专案人员，还没听完父亲的话，就板起面孔，拍桌大骂，说我父亲不老实，包庇。要父亲按他们说的写，想用假材料来陷害邓小平同志。面对这种情况,父亲沉着冷静,又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弄得那几个专案人员哑口无言。

父亲勤奋学习。六、七十年代，父亲虽年老多病，但仍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甚至病重住医院时，也不停地学习。他所看的书籍都写满了眉批，还写了许多学习心得笔记。为了提高文化水平，他还利用晚上和其他业余时间上夜大学，他勤奋学习,孜孜不倦,虚心求教。父亲逝世后，夜大的陈老师给我讲过一件事，有一天父亲因开会不能按时上夜校，开完会后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为了不耽误课程，他立即步行到陈老师家中，请陈老师补课。父亲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的精神，赢得了老师和学友们的敬佩。

血浓于水贴心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的工作也从农村进入了城市。这时，一些为工作、生活以及走亲叙旧而来找他的人很多。不论是老战友或他们的后代，还是一般的群众，青年学生，他都热情接待，向他们问寒问暖，鼓励他们好好工作、学习、生产和生活。还用自己不多的工资给有困难的群众买衣、帽、鞋、食盐及锄头、镰刀等生活生产用具，并给他们送《毛泽东选集》和农业科学书籍及路费。

“文革”中，大学里搞武斗，父亲就让一些教授和医生到自己家里来住。后来在住院治病时，得知一些教授、专家被打成“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长期受到批斗或下放改造，父亲就鼓励他们,要他们相信党、相信人民，同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说医院缺少业务骨干,应将这些有知识才干的人放到相应的岗位上，发挥他们的特长,以利我们事业的发展。从此,一批知识分子得以落实政策,在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深深感受到党对他们的关怀和温暖。70年代副食品供应紧张，父亲曾多次亲自帮一些医生护士排队买菜、买肉,使这些知识分子安心工作。

父亲还对一些素不相识的病友，也给予热情的帮助。如东兰一位青年干部手术后感染而腹肿，需做第二次手术，他很悲观，父亲就鼓励他树立信心，战胜病魔,并给他垫支医药费，还叫家里炖鸡汤给他喝,使他很快恢复了健康。南宁市津头村一位农民住医院，没有粮票和伙食费，父亲就把自己的粮票和钱给他，使这位病人及家人非常感激。父亲以诚待人，不摆架子，经常得到医院和病友的赞扬。1968年，南宁市涨大水，市郊区一些村庄被淹,父亲就叫附近的一些农民搬到家里来住,并在我家里的阳台上养猪。他和群众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血肉关系。

可亲可敬的严父

由于那时候的环境所迫和革命工作的需要，父母只有我这一个独苗。因为敌人搜捕父亲——“共匪头”和我—— “共匪仔”,我们全家只能躲在深山老林，住岩洞，睡地下，过野人般的生活。我无法到学校读书，父亲就托人买了一本小字典，有时他教我,更多的时间是让我自己查字典学习,后来我长大一些了，就躲到外县去读书。从小父亲对我要求就很严，经常给我讲述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闹革命，以及邓小平、韦拔群领导的右江革命斗争的故事，用艰苦斗争的事迹来教育我。到我读中学时，他就给我看《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论持久战》、《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革命书籍。为了培养我成为革命战士，1945年父亲便与万冈中学党组织负责人黄宝山同志联系,将我从田阳中学转学到万冈中学，一边读书，一边进行党的地下革命活动，做学生运动工作。我就是这样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育下。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

1952年，我由凌乐县来南宁学习，后分配到广西民族学院工作。1955年，父亲也从百色地区调到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这样我和父母终于在广西解放后六年才得以团聚。1957年，我在父亲积极鼓励下，响应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上山下乡，到三大革命第一线去锻炼”的号召，和结婚刚三天的爱人一起下放到田阳县。这时，父亲由于长期在艰苦环境下搞革命斗争时患下的支气管扩张病又犯了,经常咯血。但他仍严肃地对我们说：“这是党的号召,你们应该带头下去,至于我的病，组织会照顾的，你们放心去吧!”并送给我们马列著作和农业生产方面的书，以及锄头镰刀等劳动工具。

1966年初，自治区党委为了加强东兰县的工作，决定调我任东兰县县长。此时，我爱人还在河池地区搞“四清”运动。我的两个孩子，老大5岁，老二刚1岁多。父母年纪大，父亲又多病常住医院,无人照料，我心里很矛盾。父亲知道后,又一次积极支持和鼓励我，他说：“你年轻，应该到基层去锻炼，增长才干，扎根于群众中，把基础打稳。”并嘱咐我：“到东兰县工作，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要搞好团结，要坚持集体领导，依靠各族干部和群众，严格要求自己，要以身作则，虚心向老区的干部和群众学习，以焦裕禄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设好革命老区，过去我们老一辈打江山，现在就靠你们年轻一代来建设。我虽有病,组织会照顾。小孩就交给你母亲看管……”这样我们就愉快地去东兰工作。

父亲与世长辞已24个春秋，每当我想起他那慈祥的面孔和他战斗的一生，便思绪万千，心情难以平静，他永远是我的好爸爸，党的好党员、好干部、好领导。正如自治区党委在悼词中所写的：“黄举平同志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忠于党、忠于人民，五十多年如一日，为党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坚持武装斗争，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不畏艰险，英勇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积极工作,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作风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生活艰苦朴素，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父亲的高尚品德，深深地铭记在我心里，永远鼓舞着我们后人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