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语扬

 每当我看到家里挂着的一张旧照片，不禁回忆起往事。记得那是1956年父亲带领广西民族参观团参加国庆典礼和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在北京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当毛泽东主席和父亲握手时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父亲是生长在边远山区的壮族贫苦农民家庭。十几岁时就参加了韦拔群同志领导的右江农民运动, 1929年又参加了邓小平等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他经历了艰难而复杂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几个革命战争时期。他常用革命斗争的历史来教育子孙。

腥风血雨一劲松

 1930年冬，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主力北上,时任东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7月任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的父亲,和韦拔群师长等一部分同志被留下来，坚持右江革命斗争。

1932年，国民党派廖磊一个军的兵力,加上黔军及地方民团“围剿”我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东(兰)、凤(山)地区，许多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那年冬天，右江党和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韦拔群被叛徒出卖遭到杀害,陈洪涛也壮烈牺牲了。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乌云笼罩着整个右江上空。时任中共黔桂边委书记的父亲，得知这个不幸消息后，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即带病率领一支小队伍从贵州省的罗甸县蛮瓦，日夜疾走，赶回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西山，在白色恐怖的恶劣复杂环境下，进行秘密活动。回西山后开展武装斗争遇到很大困难。首先，父亲把原分散在个人手中的枪支及从贵州带回的武器集中起来使用,总共才有30多支。他们用这些武器，镇压了一些反动乡长、局董和周边的反动势力，从而扩大了部队，稳定了民心。同时,着手恢复和整顿了党的基层组织,重建了9个党支部，并在西山水峒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重建了中共东兰县委。同年5月又经上级同意改为中共东兰中心县委,父亲任书记。1936年5月16日根据上级的指示，在西山召开了右江上游各县革命代表大会，成立了广西右江上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黄世新任大队长，父亲任政治委员。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枪。

 但由于敌人对我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严密的封锁,使我们武器、粮食、食盐都极缺乏，父亲提出要节省使用,并在代表会的决议中写上“每一发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这句话，为了增强部队实力,解决购买武器弹药等经费,他还和同志们一起挖窑、采石、打柴、烧石灰来卖。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右江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反复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掠光的“三光”政策，甚至叫嚷连“石头都要过刀”。敌人到处搜捕父亲,出重赏通缉,派奸细打入革命根据地,派重兵包围等。我家的房子被烧光了，连仅有的一分山地也被“充公”了。而我父亲为了革命工作，改名换姓，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战斗。他有时化装成小商贩，有时是乡村教师，有时又打扮成瑶族同胞，与人民群众一起挖山薯，吃野菜，编草鞋，讲瑶话，亲密无间,革命群众把他当作亲人，用生命来支持和保护他。

 革命道路是曲折的。当右江革命正在恢复和发展的时候，1939年中共广西省工委派孔克同志到东兰县指导工作，他在返回南宁途中不幸遇难，随身携带的党内机密文件及党员名单也落敌手。国民党反动派以此为线索，立即调集东兰、凤山、万冈等县千余人的反动武装，大举“围剿”革命根据地西山，革命斗争再次遭到严重挫折。在这腥风血雨的残酷斗争中，许多同志壮烈牺牲了，也有一些人经不起考验，向敌人投降、叛变革命。为此，根据地曾一度与上级党组织中断了联系。在这危急关头，父亲对同志们说，我们要坚定革命意志,无论遭到什么艰难险阻，决不背叛革命。并要同志们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自己则率领一支革命队伍迂回于右江上游和黔桂边地区，坚持不懈地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艰苦的斗争。直到1945年2月才与中共广西省工委恢复了联系。于1947年秋在中共右江党委的领导下，举行了万冈起义，一度解放了县城,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震动了右江，使右江人民受到极大鼓舞。但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又纠集了百色保安团和各县民团8500多人，对革命根据地西山进行疯狂的反扑，敌人共进行了13次大扫荡。此时,父亲临危不惧，始终坚守在西山，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组织了西山、中山、东山等地的反扫荡斗争,沉着机智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保卫了西山革命根据地。并于1949年初率领游击队主动出击东兰、万冈、都安县一带的敌人，解放了一批乡、镇,建立了一批乡人民政府，筹集了粮食40多万斤和大批柴草，支援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原中共广西省工委干部林克武对父亲作诗赞道：

“曲折崎岖路不疑，

七军北上倚坚持。

 红河处处遗戈迹，

   青史千秋颂昔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