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01日10:08 南方都市报

    赵元浩：广州沦陷，我带十来个同学去抗日

    ●他是老报人，曾主笔粤港几份报纸。

    ●他是经济学家，曾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他办的报纸被国民党查封，他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

    大家访谈

    【文化老人系列】

    暨南大学校园一套简朴的房子中，赵元浩先生抽着香烟，语气和缓地回忆着往日风云。窗外突然下起暴雨，更显房里的安静。赵元浩仿佛在讲着别人的故事，种种情节历历在目，烽火岁月抨击敌寇的快意，浩劫年代父逝子疯的痛史，他都付之一笑。

    书架上的书籍，约有一半是文学类，一半是经济类。他说，从小就喜欢写作，有一半时间给了文学，一半给了经济。读大学时，他靠着写文章投稿来补充费用。自从20多岁办报开始，常常每天要写几千字，内容多与工商界有关，曾让读者误以为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商人。广东名作家陈残云、秦牧与他相交非浅，说起文坛典故，他笑得开心，又感叹：“现在没有精力写文章了。”

    客厅里挂着各类字画，司徒乔、关山月、黄新波都是他的旧日朋友。有一次，赵元浩去看关山月，他正好完成了名作《绿色长城》，草稿放在画室里，便兴奋地把草稿送给了赵元浩。“关山月学画的时候是小学教师，我正在中山大学念书。高剑父在中大讲课，关山月冒名去听高剑父讲课，这才成了高剑父的入室弟子。”赵元浩回忆，“后来，关山月的女儿关怡要找一份工作，是我帮她介绍的。关怡生了两个男孩子，第一个姓关，第二个才跟他丈夫姓陈。”

    自从1960年来暨南大学教书后，赵元浩开始更深地研究经济学理论。“原来在香港《华商报》，我每个星期都写一篇关于金融的文章。后来我自己做过厂长，有实践经验。这样教书时就有了底气。”他笑道，“可是，在一段特殊时期里，经济学很难搞，我就搞管理学多一点。”1986年离休后，他依然在暨南大学的讲台上授业解惑，直到1991年才不再教课。现任的暨南大学校长胡军是他的研究生。离开讲台后，他依然热心社会活动，曾担任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老教授协会会长、广东省优秀科技专著出版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他的老伴当年比他还早两个月入党，离休后相伴安度晚年。六个孩子都不住在父母家里，前五个孩子各有所成，可惜最小的孩子还住在精神病院。他说：“老朋友越来越少。”我提起想采访中山大学的夏书章教授，他马上说：“我给老夏打一个电话。”第二天，我坐在夏书章教授的办公室里。

    热血青年：

    抗日时期，办第一份报纸

    赵元浩，1916年生于广东台山，1935年在台山县立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山大学法律系。1938年，赵元浩代表广州青年抗日团体参加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一年10月，广州沦陷，赵元浩组织战时工作队参加抗战活动。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任三水县大塘区区长，10月调到郁南县立庚戌中学任教。1940年初，因宣传进步思想被学校解聘，由组织调到韶关。1943年，赵元浩与梁若尘创办《韶关晨报》。

    南方都市报：你的家乡台山是著名侨乡，你的父亲也是华侨？

    赵元浩：台山的华侨多，当时我家乡一个村就有六千多人在美国。我父亲是古巴的华侨。文化水平不高，在家里找不到工作，又没有多少田地。我两岁时，他就去古巴谋生，一去八年，借了一笔一千几百块的旅费，八年寄了三百多块钱回来，亏损。(大笑)带了一身病回来，治好病也找不到工作，就到越南去，当店员。

    南方都市报：你读书的费用从哪里来？

    赵元浩：我读新式小学，不是《三字经》，乡下小学还是不错，初中时读台山中学。我母亲是女校教师，靠她支撑家庭，她教书教了十几年，我初中毕业，她失业了。我怎么读下去呢？我平常喜欢帮助人，我一个同班同学语文不行，我经常给他补习。我失学了，他爸爸是台山城内有一定影响的人，介绍我兼小学教师，我就可以续继读高中。高中念了三年毕业，我准备去教小学，但同班同学鼓励我去考大学。1935年，我报名考中山大学法律系，四千多人取三百人。我幸运考中了。

    南方都市报：没钱怎么念大学？

    赵元浩：我的文学根底还可以，帮报馆杂志写稿，卖文糊口。那时候我父亲刚刚从香港回来，学会了当司机，虽然工资不高，但是一个月帮几块钱是可以的。这样我就可以念大学。

    南方都市报：大学生活怎么样？

    赵元浩：我念大学考虑三条：锻炼身体、用功读书、广交朋友。我自己摸出一套锻炼身体的方法，从前我跑步半个钟头就打瞌睡，疲劳嘛。我就改成举重、杠架，对身体有劳有逸。我锻炼身体风雨不改，两年时间，身体就不同了。我早上6点钟起床，半小时运动，晚上吃完晚饭，散步半小时，散步时也认识一些朋友聊天。一天到晚读书，也讲究方法。我也注意广交朋友，能读书的朋友我很重视，搞社会活动的朋友也很重要。大学二年级，中大法学院论文比赛，我得到第一名。法学院组织乡村教育，教农民识字，我也参加了，所以结交了很多朋友。

    南方都市报：抗战爆发后，你当时还在学校，怎么办？

    赵元浩：我到处找共产党，那时候也比较开放一点。我们组织十来个同学，准备到延安去。地下党知道了，找我们谈话，问我到延安干什么？我说：“抗日，共产党领导抗日嘛。”他们说：“这里也有共产党。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做吧。”后来被说服了，就留下来了。1938年，广州沦陷了，我带着十来个同学去抗日，怎么抗法呢？到哪里抗呢？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向西走，往四会、三水一带。我们走不动，行李一路走一路丢。(笑)到了四会参加国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南方都市报：原想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居然参加了国民党领导的队伍？

    赵元浩：我是明里国民党，暗里共产党，白皮红心。(笑)在抗日工作中，我认识了我的爱人张维静，她是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我跟她约好：谁先找到共产党，就当入党介绍人。到了1939年1月，她先接触到地下党，入了党。我是3月入党，是她介绍的。监誓人是梁威林，后来当了广东省副省长。

    入党不久，因为我工作比较积极，一天到晚做抗日宣传工作，营长就去告我的状，说我是共产党。我的上司田竺僧保护我，他当了三水县长，就把我调到三水大塘区当区长。三水县当时有一个地下党的支部，我是支部的宣传委员。1939年9月，田竺僧免职，新的县长要把我调到县里候差——候差就是没有工作做。地下党就通知我，把我调到郁南县庚戌中学当训育员，发动学生搞抗日宣传，搞读书会。校长许培干是一个叛徒，找反共老手谢瀛洲来反共。我就发动学生写大字报批判谢瀛洲，许培干怕起来了，1940年1月把我们都解聘了。地下党就把我调到韶关广东动员委员会当宣传干事。

    南方都市报：后来在韶关创办了《韶关晨报》？

    赵元浩：1943年初，我一个同学在香港当新闻记者，香港沦陷了，他也跑到韶关来，他认识老报人梁若尘。我的同学介绍我认识梁若尘，我还没有入行，但是对办报有兴趣，经地下党同意，让我和梁若尘一起办《韶关晨报》。这是小型报纸。

    南方都市报：报馆总共有多少人？

    赵元浩：十来个人。《韶关晨报》最初销路打不开，亏本。梁若尘请我出去推销长期订户，我跑到湖南湘潭找一个商人，我说：“我是《韶关晨报》的新闻记者。”他说：“喔，你是新闻记者，你认识赵元浩吗？”“怎么样啊？”“这个人有没有60来岁？”我说：“我就是。”他说：“哎呀，你发表的一篇《商场的秘密》，揭露工商界对付国民党的税收机关，没有多少商场经验是写不出来的。”他马上给我订了两年报纸。我跑了衡阳、长沙、桂林、柳州，筹了几万块钱，也跟工商界建立关系，经济情况大有好转。报纸比较偏重工商界的新闻，一路都赚钱。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国民党对报纸管得严吗？

    赵元浩：管得严，我们也有办法对付的。当时东江纵队有一个小队被国民党抓了。登报时，其它报纸的标题是《奸匪十六人昨天执行枪决》，我们的报纸是《青年男女十几人昨天执行枪决》。当时有一个新闻检查处，干涉我们，我们就改了标题，印十来份送给新闻检查处。他们发现了，我们说：我们早就改了标题，原来的报纸太早发出去，没法收回来。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国民党对我们写的新闻不满意，新闻检查处就来干涉，我们就开天窗。(笑)

    老报人：

    创办《广州晨报》和《经济导报》

    1945年，赵元浩被派到广州创办《广州晨报》并任主笔，报纸三次被封。1946年1月，赵元浩任香港《华商报》采访主任、港闻版编辑，后兼编经济版。1947年，赵元浩参与创办香港《经济导报》，任总编辑。同时兼任中国新闻学院、达德学院教师，后又创办建中专科学院。

    南方都市报：1945年你到了广州，看到当时广州的景象如何？

    赵元浩：广州到处都是死尸，到处都是妓院，到处都是鸦片烟馆。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在广州创办《广州晨报》？

    赵元浩：中共广东省委安排我和梁若尘办一份报纸，以灰色面目出现，从侧面宣传党的政策和游击队活动。省委给了一百万元储备券作为经费。你猜当时一百万元储备券有多少？只能买两百斤大米和三钱黄金。(笑)我在韶关认识的一个布匹商人后来到广州做粮食生意，赚了大钱，我去找他：“想不想多赚点钱？”“当然想。”我说：“有钱后还要有名望、有面子，才能多赚钱。我办报纸，你出点钱，我让你当董事，报纸的董事很光荣，这可是大报纸！”他让我说服了，拿了三百万元储备券出来，报纸就有了起码的经费。我们在8月16日从台山到广州，住进爱群酒店，《广州晨报》1945年8月26日出版，只用了10天时间。

    南方都市报：用什么方法这么快就办起来？

    赵元浩：当时日本刚刚投降，我们了解到广州西湖路有一间印刷厂是汉奸办的，有先进的日本铸字机、字模、马达。我们第一时间就到汉奸印刷厂搬走了日本铸字机，但是狡猾的印刷厂长扣起了字模和马达。我认识一个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就印了他的名片。我拿着名片到西湖路警察分局，问：“局长在不在？”那人问我是谁，我拿出名片给他，他见名片连忙躬着腰说：“我就是局长，有什么交待？”我说：“日本占领广州时我们报馆的铸字机被西湖路的一个印刷厂拿去，机器已经取回，但是该厂扣住字模和马达，你马上去叫厂长来。”不一会儿，警察局把厂长叫来了，我在警察局长的面前拍着桌子对他说：“你交回了铸字机却留下字模、马达，是什么用意？你想不想要脑袋？”他的面色立即变青，连忙打颤说：“我即刻拿来，即刻拿来！”字模和马达很快送来，我雇了一辆黄包车带回报馆去了。有了这些设备，报纸很快就办了起来。

    南方都市报：报纸在几个月内被封了三次？

    赵元浩：“双十”协定签订后，梁若尘写了一篇社论，热烈拥护和平建国，反对内战。国民党大军入城后，突然停止伪储备券流通，又不收兑，民怨沸腾，我写一篇社论：《评伪储备券停止流通》，为老百姓讲公道话。很快，报馆在10月中第一次被封。被封之前，是全市销量最大的报纸。接着，11月初又被封，11月底第三次被封，这一次，风闻国民党还要抓人，组织上通知我和梁若尘撤退到香港。

    南方都市报：到了香港后，你就在复办的《华商报》任职？

    赵元浩：我们是1945年12月4日去香港。《华商报》在香港沦陷时停办了，1946年1月4日复办，我是第一任的采访主任兼港闻版编辑，后来兼经济版编辑，每天写五千字，最多的时候七八千字。(笑)我笔头很快，一个钟头可以写两千七百字。

    南方都市报：夏衍是《华商报》总编辑，他的回忆录里提到你，你和他交往中对他的印象如何？

    赵元浩：他的风度很好。他是老资格的左派文学家。当时《华商报》的领导很重视人才的培养，经常组织讲课和总结经验，人才的成长很快。后来夏衍九十多岁时来广州，我们好久没有见面，我问他：“夏公，你认得我吗？”“赵元浩！”他记性真好。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担任了《经济导报》的总编辑，这份报纸是怎样办起来的？

    赵元浩：《华商报》的经济版虽然比其它报纸的经济新闻多，但是对香港和世界经济很难有系统的分析文章。当时内战爆发，经济走向崩溃，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香港和海外工商界人士多数不了解情况。而且，恢复中的香港战后经济，在中国和亚洲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工商界对经济刊物的需求更为迫切。于是，我们就筹备办一份以香港工商界为主，兼及东南亚和美国华侨的刊物，这就是《经济导报》，1947年1月1日正式创刊。

    南方都市报：《经济导报》还定期组织工商界的座谈会？

    赵元浩：我是在《华商报》和《经济导报》两边工作。《经济导报》出版后，《华商报》经济版加强了人力，我就可以腾出手来组织一些活动。我们组织了“工商界星期四座谈会”，邀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参加，又请经济界知名人士出席演讲，座谈国内外重大经济问题，我记得许涤新、马寅初、千家驹等知名学者都出席报告。影响很好，参加人数也越来越多。

    南方都市报：办报之外，你还在一些学校任教？

    赵元浩：《华商报》是宣传阵地、统战阵地，还是人才培训基地，办了一个中国新闻学院。教师的主要来源是《华商报》的老记者，如范长江、羊枣、萨空了，梁若尘和我也是，培养了进步记者三四百人。1946年，党组织在香港九龙青山创办了达德学院，请一些左派的名教授、学者来任教，《华商报》的部分老编辑、记者也兼任学院的教授，我也在内。1949年春，香港政府封了达德学院。我们由《经济导报》出面，短短一个月之间，创办了建中专科学院，设财政、银行、会计三个专业，招生400多人。这时，国内就要解放了。

    治学：

    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1949年5月，赵元浩和蔡馥生调进东江游击区，创办南方人民银行。广州解放后，赵元浩任第一任工商局长，1951年任广州市财委委员兼计划室主任，1956年任广州化工厂筹建处主任，1957年任广州市机电工业局局长。1960年调到暨南大学任教。“文革”爆发，赵元浩被关进牛棚。暨南大学停办后，1970年调到中山大学任教，1978年调回暨南大学，曾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南方都市报：你在中大读的是法律，什么时候对经济学感兴趣？

    赵元浩：我没有毕业就在广东省建设厅当科员，搞民营企业。我在中山大学的毕业论文是写民营工业的立法问题。在韶关时曾经兼韶关市商会秘书。办报时，我主要编经济版，我写文章也是写经济的多。解放后我在工商局、财委等部门任职时，就在学校兼课，教经济学。

    南方都市报：1960年为什么调到暨南大学教书？

    赵元浩：1956年，省委派一个理论处的处长来找我，说想办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所，让我介绍一下有哪些人有能力进研究所。我写了一个27人的名单，他们有发表文章，有能力研究社会科学的。结果把我定为地方主义，经过二十年才否定了，说我没有错。我来暨南大学经济系教书，主要教政治经济学、工业经济、企业管理、经典著作等。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赵元浩：当然，资本主义经济学不让讲的。讲西方的经济学的话，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作指导。

    南方都市报：“文革”时受了很多次批斗？

    赵元浩：斗了53场，打了5场。脱了衣服，面向墙壁，后面用皮带来抽。抄家抄了3次，什么东西都搞得乱七八糟。把我关起来，从1966年关到1970年。一个月给我20块钱。我的父亲病危了，也不让我回来，等到去世才让我回来。

    南方都市报：在牛棚里的生活怎样？

    赵元浩：笑一下都不行，他们说：“你笑什么？”我说：“劳动是快乐的嘛！”(大笑)打了我5场。我记得两句诗：“奴隶没有自由，奴隶没有欢笑。”牛棚生活就是这样。

    南方都市报：你的身体吃得消吗？

    赵元浩：我可以挑三百多四百斤！我是不在乎，不过太残忍了，中文系就死了4个人。40摄氏度高温，要他们插秧、割禾，怎么顶得住？！损失人才啊！

    南方都市报：你的小儿子在“文革”时也受到刺激？

    赵元浩：疯了。那时候十几岁，初中毕业，还是小孩子，受歧视，受打击，被逼疯了。疯了之后，他也伤害他妈妈，用锤子打她的头。不让他住院怎么行？后来长期住院，现在还在医院。

    南方都市报：“文革”结束时，你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喝酒？

    赵元浩：(大笑)我和阳太阳、陈芦荻、陈雨田喝酒，高兴！阳太阳画一幅画，几枝梅雨，绑了四只螃蟹，一母三公。(笑)我们提议为这幅画配诗。我起第一句：“蟛蜞作蟹亦横行”，陈芦荻接：“八亿人民愤恨深”，陈雨田接：“双庆今朝争买酒”，阳太阳最后作：“高歌胜利又春临”。

    我以为搞运动最多搞半年就完了，想都没有想到会搞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聂菊荪向我道歉，我说：不用道歉，谁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搞什么鬼的。我是“文革”顶得住，顶不住就死了。我到现在还认为，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赵元浩小传

    赵元浩：1916年生，广东台山人，中山大学法律系毕业。1943年参与创办《韶关晨报》并任记者、编辑和经理。1945年参与创办《广州晨报》并任主笔。1946年任香港《华商报》采访主任、港闻版编辑。1947年任香港《经济导报》总编辑。1960年调到暨南大学任教，曾任经济学院院长。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老教授协会会长，广东省优秀科技专著出版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8年荣获中国老教授协会授予的“中国老教授事业贡献奖”。著有《公私合营企业改革知识读本》、《公私合营企业怎样进行双重改造》、《我国当前经济效益问题》、《乡镇企业经营管理》、《中国经济特区》等。

    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

    摄影：本报记者黄皓实习生张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