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读《工作着是美丽的》这部小说时，我刚十多岁。觉得自己对很多问题的疑惑，象理想、爱情和友谊等，从此都有了最完美的答案。我周围的大人们也读了那本书，感兴趣的地方却与我不同。他们猜测着书中的那些人物是谁：对女主人公有过重要影响的恩师们，对她呵护倍至的共产党人们，她留法时的两位男友，将她抛弃了的丈夫。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又重读了这部书。这一次的感觉却大不相同，就象有些人见到了初恋，无论对方怎么说自己过得很好，还是发现了掩饰的蛛丝马迹。

　　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中，作者意欲通过一个叫李珊棠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经历，表现中国从五四到农村合作社成立几十年中的“伟大时代”的变化。李珊棠走的路很典型。她接受过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从十几岁开始起就独立自强，用为报纸和杂志的写稿所得维持生计。后留学法国，与两位留学生陈明纯和张德伟结下了纯洁的情谊。但因为不忍在陈张之间取舍，也因为自己个性的弱点，最后和一个毫不相爱的人结婚。李珊棠婚后和丈夫回到了战乱中的祖国。由于看不惯国民党后方的腐败，他们两度出走延安。在那以后，她个人生活极其不幸，儿子夭折，丈夫另觅新欢。但她在经历了整风、土改、农业合作化和反右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洗礼”后，意识到为革命“工作着是美丽的”，最终超越了自己的悲欢离合，成为了一名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知识分子。

　　《工作着是美丽的》不是一本简单的小说，而是一本自传，是作家陈学昭对自己大半生经历的毫无虚构的记录。

　　陈学昭，原名陈淑英，１９０６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她六岁刚过，父亲就病逝了。父亲是个开明的知识分子，生前嘱咐儿子们不要给女儿缠足穿耳，要送她去读书。儿子们牢记着父亲的遗言，十分爱护陈淑英这个妹妹，但也许是太爱她了，一见她做出了不符合他们要求的事情就严加责管。陈淑英常躲在古宅无人的角落读书，象《史记》、《红楼梦》、《水浒》、《西厢记》和《资治通鉴》等，一边读一边想象。书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也给她带来了很多烦恼。当她读书读得忘记吃饭时，哥哥们会大声呵斥，甚至罚跪。一次，一个哥哥见她在饭桌上还放不下书，竟将一只空碗朝她扔了过去。哥哥们结婚之后，她的处境艰难了起来。“本来，她对于旧社会的一切已经在怀疑和不满，和家庭的逐渐隔阂，好象更加把她推到门外。”（《工作着是美丽的》）

　　１９２３年，她参加了上海《时报》的征文，以《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获得二等奖，也从此将陈学昭作为自己的笔名。《时报》主编戈公振不时来信鼓励这个小有才华的作者。第二年，陈学昭拜访了那位著名的文人。戈公振望着她愣了一阵，大概是没想到她那么年轻，文笔却那样雄健吧。在戈公振的帮助下，陈学昭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她的创作以散文和小说为主。和大多数二十年代的女作家一样，陈学昭的散文清新秀逸，但小说缺乏对素材的提炼，直接描述内心苦闷，个人经历常是小说的素材，自己常是小说的主人公。但陈学昭与那些女作家们又有很大不同，忧郁的行文中不时会流露出一种刚健，迷惘的思考中常有对自身的责问。到１９２６年，陈学昭已经是一位活跃于各大报纸副刊的知名作者了。

　　除了戈公振外，陈学昭还直接受到了鲁迅、周建人和茅盾等人的教诲。鲁迅曾多次对她说，“做一个中国女人要忍受一切的打击，提防突然间会从空中飞来的冷箭，要锻炼得象一个有弹力的橡皮垫子，坐下去它果然会被压扁了些，但一放松它立刻又能弹起来，恢复原状，要坚韧。什么都该靠自己，跌倒了不喊痛自己爬起来，才能谋得解放。”她对鲁迅的话牢记不忘，常以之鞭策自己，在逆境中总是奋力反弹。

　　陈学昭从一走上文坛，便和当时的进步文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她那时还是一个吟风弄月的女孩子，对政治缺乏深刻的洞察。她当时最要好的女友张琴秋，沈泽民（茅盾之弟）的妻子，就是一位共产党人。当陈学昭专心致志地创作风花雪月的文字时，张沈二人一直活跃在上海，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张琴秋有次对陈学昭说：“在那里，我见到了世界的全体，在那里我发现了人类最伟大的力量！向上心与革命的精神！……在这些时候，我开始满足，我觉得我再也不能吝惜我微小的力量了，我应该牺牲！”陈学昭一边感动着，一边急切得象个“嗷嗷待哺的小孩子”，连声说：“再说，琴姐！”“再说，琴姐！”

　　和那些进步文人以及共产党员的接触，不仅使陈学昭在创作上受到了影响，也使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她本来已与孙伏园的弟弟有了婚约，后来二人却越走越远，以分手结束。通过张沈二人，陈学昭还结识了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１９２６年夏，当杨之华听说陈学昭有去国外留学的打算时，说只要交给她两张照片，做个护照就可以到苏联。杨之华要介绍年轻人去的地方，无疑是红色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当陈学昭偶尔和郑振铎说起这件事时，郑坦率地说：“你是学文学的，又不是学政治，学政治去苏联好。”这样，陈学昭当晚便从杨之华那里拿回了照片。可见在那时，陈学昭对于政治虽然关心，却不象后来那样投入。

　　二

　　１９２７年５月，陈学昭到法国留学。在异国期间，她与两位留学生季志仁、蔡柏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尤其是与蔡柏龄的灵魂相知，在她人生的每一个低谷，都给了她生存下去的勇气。

　　季志仁在出国前就想与陈学昭结为秦晋之好，但由于其父有两房妻子，陈的哥哥说不能把妹妹许给有姨太太的人家，因此两家结恶。陈学昭到法国的初期，深感舆论的压力，对季总是有意识地回避。季为了保护她，只好把对她的爱慕压在心里，象一个哥哥那样守护在她身边。从陈学昭的小说和回忆文章看，两个人都曾爱过对方，但因为太珍惜彼此，后来又有蔡柏龄的介入，才一直在友情和爱情之间畏缩不前。

　　季志仁的好友是蔡柏龄。蔡柏龄是蔡元培的儿子，长期生活在欧洲，当时在巴黎大学物理系学习。他十分仰慕陈学昭，曾和姐姐登门求见。与季志仁一样，他也非常爱护陈学昭。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一书中，张德伟其实就是蔡柏龄，而陈明纯就是季志仁。

　　这两个朋友和陈学昭象三剑客一样亲密无间。陈留法期间，先后为《大公报》和《生活周刊》写稿。当她把某些留学生聚赌嫖娼的状况如实写下之后，那些人声言要打她。那段时间，季志仁和蔡柏龄都保护在她的左右。“他们坐在我们三个人旁边的桌子上吃饭，我们准备好他们动手来打，但是他们毕竟不敢动手。”“只是季和蔡总不放心我独个人来回学校，独个人在拉丁区走动，担心我吃眼前亏，因此他们两个人有时一个人来送我上学，有时两个人来接我回寓所，吃饭总是一同去的。”（《想天涯，思海角》）

　　关于三个人特殊的友谊，作者在自传和回忆文章中都描写过。“平常总是明纯和德伟来看她的时候居多，他们每个星期天一来，也总要和她开一点小玩笑。有时，他们立在钢琴室的窗外，突然地吓她一跳；有时一个先来，在会客室里会她，等一路走出去的时候，从一棵树旁边走出来另一个人……”（《工作着是美丽的》）。这一段描写，作者在回忆文章《想天涯，思海角》里也有记录，只是将明纯和德伟换成了他们的真名而已。

　　陈学昭无数次深情地回忆起那段时光。季志仁建议蔡柏龄给陈学昭补法文，陈给蔡补中文。蔡柏龄选了法郎士的《红百合》，“要我一段一段选读。我先读给他听，他再读给我听，校正我的发音。”“有时，他还读一遍给她听。她喜欢他的法文朗诵，他那清润而柔软，然而是严肃的声音，好象空谷中的泉水声。”“我给他读史记，也是一段一段选读，我先准备了一遍，然后把原书交给他去准备那一段……”“这以后，他问她一些中文字的使用，虽然在他案头，她也瞥见过他写的中文字，他却统统把它们藏起来，羞于拿给她看。”（以上几段文字，依次选自《工作着是美丽的》和《想天涯，思海角》。）陈学昭即使是在小说里，也丝毫没有对细节进行任何修改。

　　三个人虽然形影不离，但不能不说没有各自的杂念。季志仁一直爱慕陈学昭，因为陈学昭不想涉入感情便迁就着她。蔡柏龄虽然不曾向陈学昭表达过爱慕，却很满足于那样的状况。陈学昭在心里暗暗比较着两个人，当看到了这种友谊的脆弱时，哀伤地想着分手的那天终究会来。“如果说明纯是那么温柔可亲，德伟却在温柔可亲之中，另有一种可畏的神情，虽然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点，都是那么深沉和严肃。”“德伟好象有那么大的威力，会使她急躁的心情立刻冰消瓦解；事实上，她害怕他，觉得自己的任性，幼稚和浅薄，也许会引起他的轻视，但是对于明纯，她却任其所之地表示出来，她相信他是能够宽恕她的……”“她想，明纯和德伟，他们将来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家，但是他们将来怎样过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生活上的伴侣将是怎样的人物，她是想象不出的，反正，他们是会有的。至于她和他们呢，他们间的友谊已经登峰造极，好到不能再好的地步了。”

　　时间慢慢地过去，陈学昭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个叫何穆的留学生开始追求她，而一如君子的季志仁和蔡柏龄依然默不作声，仿佛继续将君子做下去就不会失去陈学昭和三个人之间的友谊。何穆在陈的自传小说里叫陆晓平，当时因患肺结核正在疗养院疗养。追求陈学昭时，他常把自己的病和眼泪作为武器。他和季蔡二人完全不同，务实，多话，喜欢跳舞，精打细算，也与陈学昭格格不入。但奇怪的是，陈学昭却受着他的吸引。最后，何穆从肺病疗养地追到了巴黎，蔡柏龄这才说话了：“拒绝他！不要给他利用！为了你自己，为了……”陈学昭没有勇气听完他的话，象“逃避一个灾难似地”跑回自己的寓所，悄悄地哭了。

　　陈学昭与何穆结婚了。失去了她的蔡柏龄和季志仁，渐渐疏于联系。季与一个法国女子结了婚。有次陈学昭回巴黎，“正往戈贾斯路转角去，突然，志仁在前，后面跟着个生得端正的法国年轻妇女，志仁走得那么快，他的夫人好象追一样跟上来。我们虽然正面相逢，可彼此都害怕什么似的躲开去，没有招呼。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想天涯，思海角》）

　　何穆从医学系毕业后，要回国开业。陈学昭与丈夫离开法国时，蔡柏龄前往旅馆送别。分手时，陈学昭站在楼梯口问他：“您回来吧？”

　　“不！还是不回来的好！永别了！”他说。

　　“收回您的永别！再见！”

　　“那您什么时候出来？我等着您！”

　　“至多两年，我就出来！”她回答。

　　他们握着手，又一次道别。蔡伯龄说：“好，我等着您！”

　　然而，二人再次相见时，并不是巴黎，而是杭州，也不是两年后，而是四十五年后。经历了无数政治运动的冲击，陈学昭已经是一个步履蹒跚皱纹满布的白发老人了。蔡伯龄望着她，多次热泪盈眶。

　　三

　　１９３５年初，陈学昭与何穆回国了。何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活还要靠陈学昭的稿费维持。抗战之初，他们辗转于无锡、上海和南昌等地，生活极度动荡。在困难的生活之中，因性格迥异和婚姻基础脆弱，他们经常冲突。１９３８年，陈学昭跟随何穆来到重庆的一所后方医院。二人对那里的风气非常失望。这时他们恰巧读到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便决心到延安去。６月，陈学昭带着儿子，何穆带着Ｘ光机，离开了重庆。他们在路上历经千辛万苦，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延安。

　　陈学昭当时是重庆《国迅旬刊》的记者，从１９３８年到３９年整整一年间，写下了著名的《延安通讯》。她的文风清新活泼，没有丝毫党八股的痕迹。她擅于用细节反映人物的特点。比如与张闻天谈到共同的朋友沈泽民时，张的反应是这样的，“‘泽民已经牺牲了……’他面孔上的肌肉好象紧缩了一下，或者为了不愿给别人看到这个苦痛的表情，说过这话，他掉转了头。”在李富春访问记里，她除了用“四十左右，中等身材，稍胖，却很结实，皮肤紧紧地裹着肌肉”描绘出一个立体的形象外，还用一个细节让人联想到李富春的留法背景，“他的路易十六式的有插信柜的破旧的写字台上堆满了各种文件。”陈学昭的文字纯朴天然，很有魅力。一句“凝视着丁玲的手臂及整个轮廓，觉得她真的稍胖了些”，就写出了文小姐已经变成了武将军的时光流转。而毛泽东“拖着迟缓的脚步，送到正中一间的门外石阶上。高高的个子，与其说是迟缓的，毋宁说是持重的脚步，使我想起北平的李大钊先生……”，则记下了毛还没有变成“神”之前的平常的一面。她采访朱德时，顺手写下的那些文人武将也和朱德一样富有神采，“同桌有陕公的教育长——忘记了大名，成校长介绍说刚刚从欧洲回来的——还有一位有了年纪的受过伤的先生，一只手臂是截掉了的，眼睛也只一只，他们象秋风卷落叶般吃着这些东西——想是行军的关系，这样惯了的——一碗又一碗……”

　　由于是延安唯一一个在国外获得文学博士的女子，又加上写了一系列《延安通讯》，陈学昭非常有名。这些都让何穆的自尊心大受伤害。另外，何穆当时在筹建中央医院，和同事关系很紧张，回到家中，常和陈学昭争吵。３９年秋，陈学昭陪着何穆离开延安，返回了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延安通讯》使陈学昭在国统区也变成了一个著名的作家，连宋美龄也亲自来看望她了，但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对她的盯梢，让她上了黑名单。

　　４０年，陈学昭的儿子因脑炎夭折。在巨大的痛苦中，她回顾着自己与何穆的不幸婚姻，十分消沉，觉得自己以前一直是为了孩子才维系着这个无爱的婚姻，现在却不知是为了什么。她也不由想起了远在法国的朋友们，心情非常矛盾。她一方面认为自己失了信，两年过去了还没有重返法国，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是在参加抗战，朋友们会原谅她的。这时，何穆又收到了傅连璋的信，邀请他重回延安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这样，１９４０年冬，陈学昭跟随着何穆，又一次来到了延安。

　　写到这里，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何穆了。陈学昭的文名、容貌和个性，给她带来过一系列追求者。如上所说，其中有著名报人的弟弟，地方名人的儿子，著名教育家的公子。何穆能与陈学昭结为连理，也应该不是庸常之辈。但由于感情不睦，又加之离婚时何穆采取了极端手段，所以无论是在自传里，还是在回忆文章中，陈学昭都对何穆十分鄙视。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中，何穆是陆晓平，陈学昭说他象一个衣架，有着小而方的红润的面孔，穿着擦得亮亮的团头皮鞋，说话的声音象碎玻璃一样，走起路来手摆得如同秋千。对她这样描写何穆，我一方面觉得大可不必，一方面又很矛盾。何穆生存能力很强，是延安名医，中央医院院长，林育英病重时还参与了治疗，四九年后仕途也较顺利。陈学昭则为这段婚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离婚使得她一度生命垂危，也几乎身败名裂。她手无寸铁，也就只好用文字来抒发悲愤了。但我觉得陈学昭对自己一生的悲剧认识不足，以为何穆是她不幸的根源。就连周恩来也说她选错了丈夫，蔡柏龄更合适一些。事实上，在法国留学期间，无论季志仁还是蔡柏龄，她都是伸手可及。她一生的悲剧只是始于婚姻，政治选择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头一次去延安，陈学昭可以说是做客。第二次到延安，却是长居。她在《解放日报》当编辑的同时，也兼任中央党校四部的文化教员。

　　整风开始了，“各个单位关了门，连亲族朋友也不相往来”。人家问陈学昭，“究竟是党找你？还是你找党？”她再三考虑，回答得还算巧妙：“我找党，党也找我。”但她不总是这么谨慎的，说话时不懂得看对象。一次和某人聊天，听对方谈到蒋介石，她就胸无城府地说，蒋是个典型的封建法西斯头子，宋美龄在美国多年，会不会看到资产阶级的民主？结果在审干之中，这句话成了一张大字报的来源，成了她为宋美龄歌功颂德的证据。陈学昭在法国呆了那么多年，已经忘记了有些中国人是能怎么琐碎的，又是怎么喜欢在鸡蛋里挑骨头的。现在假了革命和同志的名义，一切都显得十分合理了。人们给陈学昭提了很多意见。她诚惶诚恐地接受，但有时会说反话。一位高级干部深知陈学昭对政治十分天真，告诫她说话时千万不要说反话，她这才注意了。反话就是自嘲。自嘲在革命同志看来，是一种抵触和不愿意接受批评的表现。

　　陈学昭那段时间非常苦恼，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党和人民要求的合格的知识分子。在《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了共产党》中，她说，“以前我对于党一直有着很大的距离，而且自己愿意坚持这个距离的。党所给予的教育，集体教育与集体锻炼，我认为要磨损一个人优良的个性，限制个性的发展，我怕这样的教育。在整风中，我发现过去这种想法是非常可笑的，了解过去我受的教育是个人主义的教育，技术的教育；也了解党的教育，伟大的集体教育的力量；使一个二流子也可以改邪归正的。”她还学到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纺纱。她说这是“除了共产党的书报上，古今中外的书本子上都没有的”，并衷心地称赞，“现在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发生过的伟大时代，从劳动中改造知识分子，也是这伟大时代中的一件大事。”她积极改造着自己，一有空就纺线，用一双弹过钢琴的修长的手扶动着纺车。在纺线的时候，她说她什么都不想了，一手摇着车，一手拉出又细又匀的线，感到幸福和满足。而且“夜里睡在铺上仔细想想，确实有些懊悔自己成了个知识分子。要是年轻时从事农业劳动，我的大哥也许已经把我送给他的知己同事家做童养媳了”（《体验劳动的开始》）。改造得如此之好，竟到怀疑和轻贱自己的地步了。

　　陈学昭是一个认真的人，认真地创作，认真地改造自己。她也认真地给别人提意见。整风期间，萧军因为就王实味的问题向党结结实实发了一次牢骚，结果在鲁艺一次两千人的大会上，引来了五个党内作家和两个党外作家的“批评”。后来的史料将那次“批评”记载为是对萧军的围攻。陈学昭就是那两名党外作家中的一个。

　　延安整风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从１９４１年开始，到１９４５年结束。陈学昭初到延安时的表现是连毛泽东都注意到了的。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曾经说：“陈学昭刚来边区的时候，她看边区建设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就说共产党搞军队有办法，建国就不大行。这是三年前讲的话。这个话对不对呢？我看这个话讲对了。”但到１９４５年整风结束，她已脱胎换骨。因为在那年的７月，她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了。

　　四

　　看陈学昭延安时期的照片，我总是十分感慨。她早期的照片，秀美，典雅，一双美丽的眼睛总是闪着深沉大胆的光芒。而二入延安之后的陈学昭，外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张照片上，她穿着肥大的军装，一条皮带束在腰间，象一个魁梧的女战士。这种变化并不是表层的，而是她思想改造的反映。

　　但无论在思想上和党怎样靠近，陈学昭在内心深处，有一个角落始终只属于她自己。无论她怎么改造，怎么搏斗，那个角落也依然坚如顽石，无法夷为平地。她的思绪常常射向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的孩子，我的妹妹／想象一下到那边／和你共同生活的温柔／爱在闲遐，爱和死／在与你想象之乡……”这个想象之乡就是法国，她度过青春、发现过友谊和爱情的地方。周恩来夫妇很了解陈学昭，不止一次同她谈起过法国和蔡柏龄。周说，“这总有机会的”，“你的岗位在国外”。

　　关于蔡柏龄，从事物理研究的人们一定不会陌生。我查到的资料是这样的，“蔡柏龄……１９３１年到法国强电磁体实验室（贝尔维尤）从事研究工作。１９５５年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萨克莱）工作；同年还参加了法国国家物理学博士论文答辩会……蔡柏龄对磁学的研究工作主要有：⒈气态和液态分子的磁性和磁光性质；⒉多种反铁磁性固体盐类的磁性与温度关系；⒊大型电磁体的设计研究和强电流的测量等。蔡柏龄在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研究过气态一氧化氮、氧和氦的磁（致）双折射和磁（致）法拉第旋转，及液态一氧化氮的磁化率。而后直到６０年代，他主要致力于第４周期中过渡金属（如锰、铁、钴、镍、铜等）的氧化物、卤化物和碳酸盐等的多晶体和单晶体的磁化率与温度关系的研究，从实验上最早发现了其中多种化合物的磁化率－温度曲线出现最大值的反铁磁特性，也是最早把反铁磁性理论应用于解释这些化合物磁性的学者之一，对早期反铁磁性研究有重要贡献……”

　　蔡柏龄一直是陈学昭忠诚的朋友。在陈学昭结婚之后，他并没有象季志仁那样躲开，而是一直与她保持联系。他早年回国探亲时，在西湖曾寻找过陈学昭的旧足迹，回法国后还为她带去需要的书和食物，在她离开法国时又前去送行。由于其父蔡元培和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即使是在陈学昭到达通讯不便的延安之后，他还是千方百计地与之联系。延安一直关注着蔡柏龄这个严谨认真的科学家。陈蔡的亲密友谊在共产党的高层中并不是秘密。１９４５年，陈毅曾让陈学昭写信给蔡柏龄，劝其回来。陈学昭的信辗转到了蔡的手里后，蔡也真的想过回来，但当时因为只能去国民党管辖的中央研究院，才没有成行。蔡柏龄没有回来，对个人感情是一种损失，但对科学研究，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命运象和陈学昭作对一般，多次让她和蔡柏龄擦肩而过。一次是她已经受命前往法国正在东北等待时，被告知说去西伯利亚的火车不准时，不要等了。她只好就地待命。第二次是她已经准备好了出国，而上级却在前一天通知她不要去了。后来她才知道是有人在背后打了小报告，说她出国是为了个人的私事。

　　１９４８年，陈学昭从邓颖超那里接到了一封信，是蔡柏龄托蔡畅辗转带回中国的。他写道：

　　我极亲爱的女友：

　　在戈登夫人家里见到了蔡大姐，得到关于您的消息，我是多么地快乐啊！自从您回国之后，我只收到过您一封信，也不知道您的通信地址。从蔡大姐口中知道您尝尽了艰辛，我听了很难过！又得知您的男孩已经死了，您已离了婚，这很使我惶惑！我自从我姐姐过世后，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和乐趣，得到您的消息，使我好象在关得密密层层的不透气的屋子里开了一扇窗。蔡大姐告诉我，说您还要到巴黎来的，这对我是多么的快乐，能够在这里再见到您是多么的幸福！极亲爱的朋友，希望不久就能再见您！

　　请接受我最真诚的情谊和祝福！

　　您最忠实的蔡柏龄

　　三月二十七日，一九四七年。

　　捧着这封信，陈学昭失声痛哭。这封信她一直珍存了十九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她在“您最忠实的蔡柏龄”几个字上吻过之后，才将信投入了炉火。

　　陈学昭一生之中，从没有当面对蔡柏龄说过一个爱字。但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中，多次说过她对他的感情。“她望着窗外，眼前立刻展开一幅海阔天空的景致：蓝的天，蓝的海；她将走得很远，在地中海的那边，终老她的一生。她想到她将和她的心爱的一切有再见的可能，她的心竟似从一个深坑里一跃而起，要冲破天空，凌霄而去似的。”“她想到他独个人侨居国外的孤寂而单调的生活，把生命沉在科学研究里的生活，她衷心愿望他有幸福，只要他幸福，她也就觉得欣慰！她对他的期望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到底他没有使她失望！她仿佛看见了一张庄严而温和的面孔，那抿得紧紧的嘴巴，她的心颤抖起来……”

　　陈学昭自从离婚后一直单身，而蔡柏龄直到１９５４年才结婚。在那之后无比动荡的岁月里，蔡柏龄始终没有忘记陈学昭这位亲爱的朋友，为她寄过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和《海涅全集》等书，只要有朋友回中国，总要千方百计转达自己对她的问候。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中，当年轻的珊棠意识到自己对德伟的感情时，曾这样想过：“她以为不可能要求绝对的永久的情感，不可能要求每天一样分量的情感，但只要我愿意给他最好的一份，不管他结婚也好，我结婚也好，这本来就不是一种义务，这是生命中的一种光彩，一个奉献。”这是否是真正的爱情，我不想再加评论。但我觉得陈学昭在感情上是无比幸运的，得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五

　　二到延安之后，陈学昭写下了大量的通讯、诗歌和杂感。文风没有光大早期的浪漫优美，渐渐趋向表层和形式。这种变化固然与特殊的时代有关，因为她不是一个满足于表现风花雪月的人，对时代的变化很敏感，总是要自觉地用文字为时代服务。但这种变化又是外在的，或强迫的。

　　《工作着是美丽的》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早在１９３９年，陈学昭就想塑造一个五四女性，通过这个人物的经历反映伟大时代的变化。她起初断断续续写了两万多字，但后来却毁掉了。毁掉的内容是什么，我无从知道，但为什么要毁掉，却能猜出大概。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３日，陈学昭在杨家岭参加了一个会议，听到了毛泽东那个影响了中国文学和艺术几十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核心是，“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陈学昭开完会后非常苦恼。她在《关于写作思想的转变》一文中说，“最初，在座谈会之后，我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写作，认为以前写的东西纯粹是发泄个人感情，即使写了一点对旧社会的不满，那也是出于个人观点，个人立场的，对革命和工农兵简直是没有什么联系的。”直到周恩来后来对她说，“写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经历也好么”，她才重新提起笔来。

　　《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完成于１９４９年，下卷完成于１９７９年。在我看来，此书与作者的心愿相差很远，对伟大时代的反映并不深刻充足，因为她将创作重点转移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改造上了。以女主人公李珊棠离婚为界限，之前优美、浪漫、深刻，之后空泛、生硬、平淡，象出自两个人之手。我有时会想象陈学昭毁掉的两万字是什么，深信只有那些独具个性的闪光文字才会不符合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才会被作者在深思熟虑之后毁掉。那些文字会美到怎样的程度我却无法想象，因为书中的很多处已经闪耀着一种勾魂夺魄的光彩了：“在很多很多年代以前，海宁的潮并不是这样壮观的。自从昏聩的吴王夫差，不纳贤臣伍子胥的忠言，反而把这位盖世的功臣残暴地赐死，将尸身投于钱塘门外的江中，耿直的英魂怀着愤怒和冤屈，还象活着的时候一样，双手捧着朝板，站在潮头上，了望那被勾践灭亡了的吴国，怒涛就翻起了白浪……”“当晨光和月光混在一起的时候，她靠在他的手臂上差不多已经朦胧入睡了。他的另一只手始终抚着她的头发，悄悄地，好象守护着一件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她想起一九二八年的春天，当她住在巴黎特加默路的日子，在下着雨的黄昏，室内室外都是异常地静，她一边练琴，一边也借此消解心头的寂寞，一遍又一遍地弹着肖邦的《春天》。在琴声的间歇中，她听到一种熟悉的脚步声音，从路的转角过来，往伐莱脱的小路上去，她还望见一闪一闪的手电的光……”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一书中，陈学昭体现了一个文学家该有的很多素质，如才华、洞察、激情，但失去了很根本的一点：个性。个性的缺席使得《工作着是美丽的》没有摆脱平庸的命运，也使得作者没有跻身于文学大师的行列。事实上，在现代文学史上，创作失去个性的不止是陈学昭一人。有多少作家都是一生跌宕起伏，跨越了中国几个最激动人心的时代，但后来都象陈学昭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１９４９年，陈学昭回到了故乡浙江。马寅初任浙江大学校长，她担任党支部书记、全校政治学习委员会主任和中文系教授。５０年她请求调离浙大，去参加海宁地区的土改运动，并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下了小说《土地》。５７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春茶》的上卷。在《春茶》这本书中，陈学昭主题先行，反映了茶乡合作化的进程。但平心而论，她的思想还是“改造”得不够彻底，因为小说乡土气息浓厚，人物塑造生动活泼，所有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同期同类小说的血腥之气。

　　１９５７年，陈学昭达到了事业的顶峰，任全国政协会员，中国作协会员，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但一切都象是建在沙滩上的堡垒，很快就坍塌了。

　　六

　　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党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天真的也可以说是要求进步的陈学昭，便在浙江省文联的一个会议上讲了几句话，随后又向《文汇报》的记者说了一些心里话。但不久，毛泽东那篇《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文章就在党内发表了。陈学昭也自然变成了被引出洞来的一条蛇。《浙江日报》接连刊登了关于批判她的文章。那年中秋前的一天，陈学昭参加了浙江省文联的一个会议。在会上，党宣布了对她的处分：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保留一个职务，安排一个职务，生活靠写作自给。

　　陈学昭后来回忆道，“听完宣读，我就立起身来往外走了，因为党支部大会还要继续开，我已被开除出党。”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被开除出党是什么场景，直到读了陈学昭的这段话。一个被党扫地出门的人还能那样有组织观念，竟会那么自觉地离开会场。多么荒唐，又多么残酷！但陈学昭对这一切不应是陌生的。从延安时代开始，她就多次体会过这种残酷，也曾不自觉地参与其中，残酷地对待过别人了。１９５５年夏天，她到北京去开作协党组扩大会。在８月１３日的会议上，她听从组织的需要，登台发言，揭发了丁玲很多问题。可丁玲的双手也不是那么干净的。在延安整风期间，丁玲不正是攻击萧军的先锋吗？丁玲是怎样说的？“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她陈学昭自从到达延安之后就要求进步，全心全意想成为一名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知识分子。可到１９４４年时，毛泽东还记着她，说她刚到延安时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她哪里是看不惯啊，是太爱延安了！“延安的秋，中国的秋！每个前方的战士，每个后方的工作者，为了她，可爱的祖国的秋，激动，颤抖！”所以她在汗气熏蒸的人群中，挤啊挤啊，要到她想到的地方看个够！

　　陈学昭忍着眼泪走出了会场，党的人紧紧跟在身后，安慰她，“把你丢出去两年，只要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回到党里来。”

　　陈学昭也一直没有忘记那个温暖的怀抱。１９６２年，她终于摘帽了。感慨万千之中，她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写了一封信。除汇报她的工作之外，还写下了这样几段让人泪下的文字：

　　从去年六月起党给了我每月一百十七元五角的工资，我很不好意思拿，因为一则我工作得很少，二则过去的稿费还剩有一点，没有用完，但又想到这是党对我的关怀和恩情！后来我问了党，究竟该不该拿，党叫我拿，我拿了，可是心里总还是不好意思的！

　　去年秋季开学时，蒙党的特别照顾，让我女孩继续求学，她在杭州大学附中高中部，功课还能跟上。党的恩情，我和孩子永世也报答不完！

　　我现在一切包袱都放下了，的确感到轻松愉快，我希望我身体能好一点，还能为党多做一点工作，真正起到一枚小小螺丝钉的作用！心里感到难过的事情，就是心心念念还是非常渴念组织，总希望在活着的日子，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里！

　　这已经不是那个用美丽文字和傲岸个性颠倒过众生的陈学昭了。那株萌芽在钱塘江畔、盛开在巴黎、歌唱过爱情和友谊的玫瑰，就这样失去了最热烈绚丽的色彩。

　　七

　　陈学昭的创作年表，从１９５７年到到１９７８年是一段空白。被开除出党后，她来到绍兴文化馆改造。先是被诬陷为监守自盗，后又下乡养猪，最后才到杭州大学的图书馆工作。文革中，她被无数次抄家、批斗、殴打。她走在路上时有不明真相的人们追打，住的小屋前成了人们倾倒垃圾的地方。她拖着一身病体，一天十几个小时地扫着厕所和街道。在一次批斗会上，六十多岁的陈学昭被人猛地夺去了拐杖，因为手臂受伤又加上患坐骨神经痛，她一下子跪倒在地。等批斗会结束了，她还是无法站起，只能爬在那里。周围有很多人，但没有一个人扶她起来。她只听见有人冷冷地说：爬着出去！党就是这样继续改造一个对它已经无比忠诚的知识分子的。

　　沉默了二十年后，陈学昭在１９７８年拿起笔重新写作。时光没有善待她，到能安心写作的时候，她已经支离破碎，饱受着疾病的折磨了。但她很顽强，除了完成《工作着是美丽的》下卷和《春茶》下卷外，还写下了大量的回忆录，象《如水年华》、《天涯归客》和《浮沉杂忆》等。但不足之处是，有关从５７年到文化大革命的回忆文章，虽然多有揭露，在字里行间，总不时要感谢党给了她第二次生命，表示要把有生之年继续献给党的事业。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苦难的后辈，我无法要求她超越。但有时会忍不住疑惑，她难道不知道延安时期的党、反右时期的党和文革时期的党，都是一个党吗？她难道不知道自己在反右时根本没有做错什么，是该党向她道歉而不是她倒过来向党感恩戴德吗？我想她是知道的。但到那时，她已经是一个身心俱创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尚处在一种痛定思痛的惊悚之中，劫后重生的疑惧依然萦绕在心头。尽管这样，陈学昭还是渐渐超越了自己的苦难，开始记录很多在动乱中和她一样受尽蹂躏的人们，象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因人口论被批臭打倒的马寅初，吴玉章的后人，蔡元培的亲人，被迫害致死的女教师徐瑞云等。

　　１９８２年，蔡柏龄带着家人回中国探访。由于他身份特殊，国内的统战部门非常重视。但他将自己在杭州的接待人之一指定为陈学昭。

　　四十五年前，陈学昭和蔡柏龄在法国相约两年之后再见。这次他们终于见面了，却都已是迟暮老人。两个人无比感慨。在回忆文章《四十五年之后》里，陈学昭记下了这次相见。在短暂的相聚中，他们回忆着青年时代和法国分手后四十五年的沧桑人生。听着陈学昭叙述她经受的磨难，蔡柏龄多次热泪盈眶。早年的蔡柏龄一直非常刚毅，而那次见面时却显得异常脆弱。陈学昭有些不解他为什么会那样。也许她忘记了，蔡柏龄虽然看上去是一个中国人，但一直生活在国外，没有亲身经历过中国这几十年的浩劫，无法理解他的亲人和他亲密的朋友为什么会经受那么多的苦难。他实在没有一条理由能舒心大笑。中国是一个习惯在苦难中挣扎的民族，人们能痛到受伤的心里结了茧，冷得连什么都感不到了，还是不知道吸取教训。苦难却使得陈学昭超脱了一切，她对蔡柏龄坦然地说：“您和志仁身体比我好，总是我比您们先去。”听到这里，蔡柏龄先是耸耸肩，接着却抿紧嘴唇，两眼又一次盈满了泪水。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８日，陈学昭病逝于杭州。一个受尽创痛的苦难的灵魂，终于安息了。陈学昭热烈，傲岸，对生命有一种永不停息的激情。这些本是一个人最闪亮可贵的品质，却成了伤害她的利器，让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她同时代的很多女作家，象凌叔华、谢冰莹和苏雪林等，似乎有先知先觉，早早就避开了她走的那条崎岖不堪的道路，最终得到了事业和生活的圆满。

　　陈学昭曾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中，记下过一个让人难忘的瞬间。我对她的一生无比惋惜，因此也曾经设想过很多假如——假如她嫁给了蔡柏龄或是季志仁，假如她与何穆留在了法国或是重庆，假如她能避开延安……但陈学昭记下的那个瞬间却让我知道，那些假如永远只能是假如，永远只能是我的遗憾和愿望。对那样的瞬间，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因为很多人都曾有过，也都象陈学昭那样激情洋溢、血液沸腾地年轻过。那是在延安的一天。阳光撒满了那个小窑洞，陈学昭突然放下笔，凝神倾听起来。从对面的山上，传来了一阵激越嘹亮的歌声：

　　前进，中国的青年！

　　挺战，中国的青年！

　　中国恰象暴风雨中的破船。

　　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

　　用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

　　我们要一以当十，百以当千。

　　我们没有退后，

　　只有向前向前！

　　兴国的责任，

　　落在我们的两肩！

　　落在我们的两肩，

　　前进！中国的青年！

　　挺战，中国的青年！青年！青年！

　　听着那首歌，陈学昭觉得自己的心是火热的，沸腾的，她好象已经拥抱着整个世界，全然忘却了自我。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这首歌里所蕴含的精神感召代表着一种责任，一种任何热血青年都无法躲避的选择。陈学昭和无数青年就是受到了那样的时代感召，才热情狂热地奔向了心中的圣地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后来会走那么崎岖的路，也根本无法预知会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那些年间，在通往延安的路上熙熙攘攘，走过很多象陈学昭一样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

　　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