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学史
该书中最能反映戈公振个人风格的是他的几篇“结论”。第一篇总结中国古代的报刊发展，开篇从秦朝的言禁开始，历数历代的言论政策，各种典故信手拈来，短短15行，就把中国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言论政策说尽了。最后得出结论：“专制之下，言禁必严，势也！”后两段，一段写官报的作用，一段分析官报为什么不发达，字数都不多，每段7行左右，也是引经据典，说理透彻。揭示了中国封建统治者在 “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统治哲学指导下，遏制了中国古代报业的发展。全文一气呵成，气势磅礴，足见戈公振的古文功底深厚！第二篇“结论”总结的是中国近代早期报业，第三篇“结论”总结的是清末报业的发展。新闻史的书一般文笔都比较谨慎，就事论事，即便是介绍到历史背景也多是简略的、客观的提一下，不含个人感情在其中。但是戈公振的几篇结论都饱含了浓厚的个人情感。尤其是第三篇“结论”，他开篇就写道：“以庞大之中国，败于蕞尔之日本，遗传惟我独尊之梦，至斯方憬然觉悟。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借报纸以发抒其意见，亦势也。”
类似这样富有情感的语句在其他的几篇的结论中，也是比比皆是，使文章更具亲和力。除了笔锋常带感情，戈公振对人对事的点评都是很精确、独到。比如他提到维新派及维新派报纸失败的原因，就指出：“然此派实力薄弱，而视天下事太易，故其发为议论也，燏煌光怪而有余；其施于政治也，诚实恳挚而不足。殆清室徒有变法之名，无以慰人民之望，于是种族之学说起，与维新派立于对峙之地位。”这样的点评也是随处可见，让人眼睛一亮。该书的第四篇“结论”总结的是民国以来的报业。也许谈论的是作者正在生活的时代，所以作者的情感格外的暴露在外，批评也格外尖锐。一开篇作者就下判断：“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 ”而且通篇不断用反问的句式，举出各种事例，斥责报业的庸俗化对社会风气和进步造成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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