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先生的故居在江苏东台市至城区兰香巷11号。故居面积并不大，计有房屋三进十间，占地247平方米。一进故居的大门，“寿”字图案的花墙便映入眼帘，院内饰有园林小品。故居的房间，均为四面壁板，长窗长，古色古香，是座典型的清末民初建筑。故居内设有“戈公振纪念馆”，陈列着丰富的文物资料。
    走进第一展室，首先见到的是“我是中国人”几个耀眼的大字。先生这句感人肺腑的遗言，使我对这位著名的新闻记者、我国新闻学和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顿时产生了无限敬仰之情。

    戈公振原名戈绍发，从事新闻工作后才改用“公振”这个名字。“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参加各种救亡活动。1932年3月，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来我国调查“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战争的真相，戈公振以记者身份，随中国代表团赴东北和上海调查日寇侵略中国的真相。据说他在离开北平前曾立下遗嘱，交由堂弟保存。在沈阳时，他冒着生命危险前往“九·一八”事变发生地北大营等处调查，因而被日伪宪警拘捕，后经代表团出面交涉才获释放。1935年10月22日，他在上海临终之际，还断断续续地对邹韬奋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先生逝世后，沈钧儒曾以《我是中国人》为题，写了一首著名的悼诗：“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

    戈公振毕生献给了我国的新闻事业。他在《时报》工作15年，后又在《申报》工作3年。1927年初，他出国到欧美和日本等国访问，考察各国的新闻事业。1927年8月，他应国际联盟的邀请，出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1933年，他去苏联采访和考察。

    他撰写的《中国报学史》，于192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新闻史专著。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公报》曾发表评论说：“此书搜讨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代著作中之所罕见者。”在故居展室的橱窗里，我有幸见到了《中国报学史》初版本、日译本，以及解放前后出版的各种版本。

    1935年夏天，戈公振在苏联接到邹韬奋从上海发去的电报，催他早日回国重新筹办《生活日报》。他很快启程回国，于同年10月15日到达上海。到上海没几天就因患阑尾炎住院治疗，岂料手术后不久，即于1935年10月22日与世长辞，享年45岁。对他的死因，当时就引起人们的猜疑。戈公振的胞妹戈绍恰女士说他“死后手指甲皆发青，开刀医生被一批批爱国学生责问得无言以对”。戈公振的侄儿戈宝权也认为：“他的死因，在他逝世时一直到今天，始终是个谜。”

    在故居的橱窗里，我看到了先生的许多遗物，其中有去欧洲、苏联考察的出国护照、记者证，有国民政府委派他出席国际新闻会议的“简派状”，有先生的印章、手迹、照片，还有他生前爱穿的黑色礼服等。这些珍贵的遗物，都是戈公振的儿子、核物理学家、美籍华人戈宝树先生于1985年从美国带回国捐赠给纪念馆的。“睹物思人”，我在先生的遗物前，良久地默念着这位新闻界的前辈先贤。

    走出戈公振故居的大门，我的脑海中还想着在先生逝世后，南京新闻学会发去的唁电中所写的话语：“戈君躯壳，虽不幸物化，戈君之道德文章，终可彪炳于寰宇也。”

    《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