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先后被国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沪上名校争相聘为教授，主讲《访事学》和《中国报学史》，就连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也亲自来函，意欲邀请他前往北京大学讲学。在大学讲课的同时，戈公振还亲自发起成立上海报学社，从事新闻学术探讨，组织短期新闻培训班等活动，使之成为旧中国时期上海地区存在时间最长、影响较大的新闻学术团体。另外，他还先后两次出国考察国外新闻学教育状况，系统地比较研究西方新闻学教学模式，提出适合中国新闻学教育的本土化主张。为系统介绍戈公振新闻教育思想，本文拟从开创新闻史学研究、重视新闻专业教育、倡导国民媒介教育等三大方面重点论述戈公振先生在新闻教育上的作为与创见。　 　　在戈公振、徐宝璜等学者的新闻本位观提出之前，中国的新闻学仅仅处于启蒙阶段。1925年，戈公振在上海国民大学报学系讲授中国报学史的教学过程中，以授课的讲义和积累的资料为基础，开始撰写《中国报学史》。《中国报学史》第一次系统全面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全书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用丰富翔实的材料、严谨的考证将从汉唐到五四运动前中国报刊的历史进行了概括总结，勾勒出了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清晰脉络，确定了中国新闻史 研究的内容。它作为第一本由中国人编写的研究中国报刊史的研究专著，其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代表了旧中国报刊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为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此前，还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像戈公振这样明确地提出将报业史作为研究对象，而《中国报学史》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次确定了报刊史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科，新闻学的学科框架体系才宣告建构完成，新闻学教育的三大分支才最终都找到了自己的学术源头。在这层意义上，正是由于戈公振的关键一步，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展才有了名正言顺的学科框架体系。　 　　戈公振非常重视新闻专业教育。他多次提出新闻人才的重要性，在新闻人才担负重要职责的基础上，显现出对新闻专业教育重要意义的深层考虑。同时，戈公振还对记者可以依赖天分或可以依靠报馆培养的偏颇观点提出批判。中国早期新闻教育的发展过程，是深受西方新闻教育影响的过程。对于西方新闻教育方式和思想，中国学人与报人最初抱有全盘接受的态度。但待到戈公振第一次从国外考察回国，他则以敏锐的目光对西方新闻学教育进行分类审视，开始了中国新闻学教育本土化的反思。戈公振归纳出当时世界上新闻学教育的模式应分为美国式、德国式和英国式。在对西方新闻教育批判的基础上，戈公振提出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本土模式，此处笔者把它归纳为。术业有专攻，理论加实践”。术业有专攻，就是学生应该按照自己将来从事的“行业口”进行学习。戈公振摒弃了新闻学通识教育，提出了适应行业需求的专业课程设置，这不仅是对当时新闻学的一种前瞻性谋划，也是基于长期新闻实践工作衍生出的思索。他明白，记者一旦进入报馆工作后，必然进入专业口，只有娴熟的专业知识才 能在所属的“口子”里游刃有余地采访与写作，这样的知识素养不能等到报馆耗费资本和时间来培养，而必须纳人预先的专业教育中，唯有这样。报馆用人才能得心应手。理论加实践，就是记者应该在接受理论课程教育的同时，注重新闻专业实践。长期活跃在报界第一线的戈公振懂得，新闻是一项实践性非常强的行业，学问与经验，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新闻专业的学生，已经经过高等教育的熏陶，但必须要经过实践的锤炼，才能最终成为可用的新闻人才。这种希望中国新闻学要将新闻职业教育和新闻职业训练都涵盖在内的设想，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比较而言，如若将开创新闻史学研究标定为戈公振先生新闻教育思想中最突出之贡献的话，那么，其最具远见之亮点应当是戈公振倡导的国民媒介教育思想。在戈公振看来，“其实新闻学是每个青年都应该研究的，因为每一个人，皆和报纸发生关系”。基于国民媒介素养亟待提高的现状，1929年，戈公振在“夫报纸为普及教育之利器”观点照耀下，发出了“新闻学是无条件的一切国民必修科”的倡议，号召将新闻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变专业教育为普及教育，化精英教育为大众教育，从而使广大国民“对于报纸有理解和正当的态度”。在那个时代，戈公振的这一媒介素养教育的远见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范围都是十分超前的。与英国学者利维斯等人在1933 年《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一书中首次在西方国家就学校引入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相比，戈公振的观点整整早了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