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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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由[ 孝行天下 ]创建于2010年06月07日

从戈公振到方汉奇

发布时间:2010-10-16 16:57:35      发布人: 孝行天下
戈公振以其考证较为翔实、论述较为系统的《中国报学史》开辟了我国新闻史整体性研究道路。此后,在经历了五十余年的摸索之后,终于有了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方 著以其考证之精良、体例之完备、总结之全面、持证之客观,树立起了新闻史研究应当遵循的科学的方法与思路,是我国新闻史研究走向成熟、科学的标志。戈公振与方汉奇分别开启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同阶段,是我国新闻史研究历程上的两个里程碑。从中国开始启动系统化新闻史研究到新闻史研究的成熟发展,期间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比较两个里程碑之间的变革,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新闻史研究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其开展的程度与总体水平,无形中要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

其一

  新闻事业本身的充分发展是新闻史研究得以开展和深入的前提。1920年之前,我国没有出现系统的新闻史研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育不足。当时我国近代新闻事业虽然有了百年的历史,但新闻传播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全面冲击则始于戊戌变法期间。到辛亥革命时期,我国报纸与刊物的分离明显,新闻事业的业务特征与各种社会功能充分显示出来。新闻事业开始走向了成熟。从而才萌发了为新闻事业系统做史的必要与意识,开始了系统新闻史的酝酿。而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空前繁荣,为新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课题内容,从而促进了新闻史研究的领域拓展和步伐加快。

其二

  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是新闻史研究得以顺利开展的必不可少的一个 外部条件。在戈公振之后到建国之前的历史中,中国新闻事业本身是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电子媒体的产生与发展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很多新鲜的课题。但这期间之所以没有产生突破性专著,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动乱频仍。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事接连不断。在战火中收集资料是极其困难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离开了必要的史料,新闻史研究是无法进行的。新闻史研究既受制于这些外部条件,更受一些内在因素的影响。首先,“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开展新闻史研究以占有丰富、翔实的资料为前提。离开了必要的史料积累,不可能有突破之著。台湾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对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始终不够深入,主要是无法充分地占有这方面的材料所致。其次,研究新闻史的指导思想也决定了新闻史研究的深度与力度。1949年到1978年大陆与台湾新闻史研究中受限制较大即是指导思想的约束。大陆长期受“左”倾思想的影响,致使新闻史研究不能全面开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味强调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抹杀了新闻事业的其他特性,限制了研究者对新闻事业本身规律的探索。台湾则受地域限制及对大陆敌对态度的影响,折射到新闻史研究上就是不能客观实际地对待历史。台湾新闻史专著中对大陆称“匪”,一味地污蔑,不能解释历史与现实。总之,没有了科学治史的态度,也不可能有科学的成果。而方著之所以成功,首先在于思想的解放。这一点在方著中有明显的体现。《中国近代报刊史》的风格前后稍异,后半部展开得充分而精彩。方先生在该著《后序》中提到“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当时乍暖还寒,‘左’的思想和‘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还没有完全解除,思想解放的程度,前后不一……前紧后松,很多地方没有充分展开。”可见,指导思想对新闻史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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