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作者：梁胜利）
我的童年是在外婆的呵护下度过的。外婆叫段亢氏（本名亢玉凤），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是国民党杂牌军团长陈锡五家做饭的佣人，土改划成分时，定的是侍女（相当于贫农成分）。外婆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是她勤劳、善良、俭朴、和蔼、可亲。我虽然已经是六十七岁的老人了，孙子都十五岁了，但是外婆的养育之恩我是终生不会忘记的，外婆永远是我心中最敬爱和最思念的人。
听母亲说，我是阳历1945年11月9日下午5点左右出生的。当时抗日战争刚胜利不久，父亲给我起名叫“胜利”，日本投降后，全国人民希望和平，但是蒋介石却调动大批军队，向我解放区进犯，来枪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他们从黄河桥过来几个军，先后占领了新乡、安阳、获嘉、和武陟、修武等城市。并配合地方国民党杂牌队和“还乡团”，向我“修获武”大举进攻。父亲又想给我起名叫“和平”。哪时候母亲怀着我骑着一头小毛驴，跟着父亲的部队四十四团在太行山上和国民党作战。11月9日下午部队在辉县薄壁镇老磨庄休整，母亲正要临产，这时候部队又和追来的敌人交上火了。仗打得很激烈，五点左右一颗敌人的炮弹落在了村口的一颗大槐树旁，在炮弹巨大的爆炸声中我来到了人间。为了我的安全也为了不影响部队的行动，第二天母亲狠了狠心把我寄放在附近山里一个叫“新乡”的农妇家里，带着产后虚弱的身子，跟随部队转移了。“新乡”自己也有一个吃奶的孩子，再加上我，奶水肯定不够吃。
过了十天，部队从这里经过，母亲看到我饿的哇哇直哭，心里像刀割的一样。和父亲商量之后，决定派人把我送到外婆家。
外婆住在现在的获嘉县徐营村，当时是中共新、辉、获、汲中心县委的驻地。父亲是中心县委书记、县长兼四十四团政委，所以哪的人都知道我，有的叫我“胜利”有的叫我“和平”。哪时候的农村哪有奶粉之类的东西，外婆是用五谷杂粮熬成的糊糊，把我一口一口喂大的。现在只要一想起外婆，我的眼泪还会止不住的往外流。我六岁以前的事情，已经记不太清了，只留下了一些片段的记忆。
片段一
外婆赶着牛车，拉回一大车西瓜，放在了家门口的地窖里。隔三差五的外婆就会用一个拴着绳子的大斗籃，吊我到地窖里抱西瓜上来吃。西瓜又沙又甜，吃西瓜，是我童年最开心的事。再有就是过阴历年了，外婆的人缘很好，一过年家里就会来很多的人，只要一来人，外婆就会叫我去给灶王爷磕头。我很喜欢磕头只要我一磕头客人就会给我一百元、两百元（现在的一、二分钱）或是一千元、二千元（现在的一、二角钱），我记得磕了有好大一摞子钱呢。外婆舍不得用都把它藏了起来。
片段二
夏天，我经常光着个屁股，在村里到处乱跑，在村口的一个大水坑里捉泥鳅，整得满身是泥。有时，跟着大孩子，上房掏麻雀窝，衣服被刮破是常有的事。外婆从来没有骂过我，更没有打过我，总是耐心的给我擦洗、缝补，叮咛我要小心。一次，我可能是感冒发高烧，昏昏迷迷了好几天，外婆一直守着我用装满了小米的碗，一次一次喊我的魂：“我的胜利快回来啊！我的胜利快回来啊！......”当我醒来的时候，她紧紧地抱着我，眼泪扑出扑出的往下掉，嘴里还不停的念叨着：“我的胜利可回来了！我的胜利可回来了！......”外婆没有文化，经常爱叫我坐在她的腿上，拉着我的双手唱：“小小子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里唱大戏，接姑娘请女婿小外孙子也要去......”。
片段三
我有个表哥是二姨家的孩子，叫张国荣比我大5、6岁长得浓眉大眼，人很憨厚。表哥经常来外婆家玩。一次，外婆要上地里干活，就把三岁的我交给了表哥，外婆刚走没多久，我就跟表哥闹着要去找外婆，表哥经不住我闹只好带我去。走到城门口的时后，我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头儿，被摔破了一块皮，我坐在地上大哭。表哥一边哄我，一边把我背在背上去，找外婆。表哥走一会儿就会停下来，坐在地上摘脚底板上的野蒺藜，我见他脚底板上都是血，可他还咬着牙背着我走，好不容易找到了外婆，外婆看见我摔破了的膝盖，一边搂着我问：“胜利疼不疼？”，一边不停的数落着表哥。表哥低着头好像自己真的做错了什么，一声不吭，也不申辩。这件事情表哥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片段四
我三岁半岁哪年，村里办起了学堂，外婆也给我报了名，用灰粗布给我缝了一个书包，里面装了两本书，一本是算术，一本是国语。学堂在村北广场北头的一个院子里，只有一间教室、一个年级、一个班，叫“民主班”。一个男老师穿了一身蓝色粗布长衫，三十来岁，长什么模样记不起来了，对人挺和气的。班里的学生有二十多个，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有十二、三岁，我是班里最小的学生只有三岁多。教室里的墙上，只有一块不到两平方米的小黑板，没有课桌椅，只有学生们从自己家里搬来的小板凳和砖头快。外婆把土改时，分地主的一张小炕桌和一个小板凳给我搬到了教室里。我算是班里硬件最好的学生了。因为来的晚，我只有坐在教室后面，靠门的地方。由于岁数小不懂事，上课时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在下面玩，还经常看在门外空地上蹦蹦跳跳的小麻雀。就这样我上了两年学啥也没学到。我也从没见过作业本和笔,只见过老师用的毛笔。期末考试了，老师带着我们，来到村外的一颗老杨树下，这就是我们的考场。用地做纸，树枝代笔，试考完了，我面前的空地上一片空白，只有老师用树枝给我画下的一个圈。回到家外婆问我考了多少分，我满不在乎地说：“大鸡蛋！”外婆听到笑了：“胜利啊，大鸡蛋不好听，可不要到外面说啊！”我看着外婆嘿嘿的笑着：“嗯，我知道了！”说完我放下书包，就跑得不见影了。这时候，我的最高水平就是能数十个数，还是外婆把着手教的。
一九四九年春天，母亲把妹妹从北京送到了外婆家取名叫“京来”，送来的时候才几个月，还不会走路。我有了一个妹妹心里十分高兴，我还抢着要抱她但是没能抱动，外婆说：“你还小，等你长大了，就能抱动妹妹了。”我就盼着快快长大，好能抱妹妹，可是没过几个月，妹妹突然得病了，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可把外婆给急坏了，农村没有医生，又没有药，没过几天妹妹就离开了人世，我伤心了很久很久。
片段五
哪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村里通知，在村北广场演电影。哪时候，农村人谁看过电影啊，这可是个新鲜事儿，天刚一擦黑。村里的男女老幼，都搬着凳子涌向村北广场，外婆也领着我去了。广场上，不知啥时候竖起了两根木杆子，两根木杆子中间挂了一块大白布。广场上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听周围的大人叽叽喳喳的议论着："听说一会儿大白布上就能看到人儿了！哪上面的人儿还会动呢！......”没一会儿，电影就开演了，大白布上面的人儿还真的会动，演的是一个橡胶厂里面的工人，把制成的汽车轮胎，用手推着往仓库里面滚，就是没有声音，我想要是能说话就好了。大概演了不到五分钟，电影就结束了，不过也算是开了洋荤、长了见识。村民们开始向广场外面散去，这时发现广场口，站着很多手里端着“三八大盖”步枪的民兵，向涌过来的人大声喊叫：“快回去！开完大会再走！快回去！开完大会再走！”人们只好回去开会。会开了很久很久，讲的啥我也听不懂，反正都是大人的事。
片段六
好像是五岁哪年，村里来了一个吹糖人儿的，他大概有三十来岁，穿了一身灰黑色粗布长衫，长衫的衣角掖在腰带上，人吗长得瘦瘦的、黑黑的、两只眼睛黑亮黑亮的很有神，肩上挑了一副担子，手里拿着一个拨浪鼓，一边摇一边叫喊着：“换糖人儿了！换糖人儿了！都来换糖人儿了！......”他在村里一停下来，我们这帮孩子，就把他团团围住了。他的手艺可真不错，想吹啥就能吹个啥，像黄鼠狼偷鸡、猪八戒背媳妇、孙悟空等等可多了。我们都看呆了我嘴里的口水只往肚子里面咽，有几个孩子，馋的哈啦子都流出来了。这时只见他手里拿了一个刚吹好的糖人儿高举过头，冲着我们说：“孩子们你们想要吗？”我们齐声回答：“想要！可是我们没钱啊”他说：“没关系，我不要钱，我要女人头上的头发，你们有吗？”他的话音刚落，我们就跑得不见影了。不一会儿，我们每个孩子手里都攥满了一揝一揝的长头发跑回来了，围着他争先恐后的换糖人儿。我换了一个黄鼠狼偷鸡的糖人儿，一边玩儿一边用舌头舔。最后，还是经不住糖人儿甜蜜的诱惑，叫我三下两下给吃了。我们村的妇女有个习惯，每天梳完头都会把掉下来的头发挽成一个揝，顺手塞进墙缝里，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了换糖人的本钱。从此，村里墙缝里的头发，就被我们这帮孩子给包了。
片段七
一天，我和邻居家的孩子，在村北广场上玩儿，我捡到了一小截铅笔芯，有两公分长，我不知道是啥东西，以为是老师写毛笔字用的“墨”。可是，这块“墨”咋这么小呢？我拿着它，在一块白墙上划了一下，居然画出了一道黑印，我如获至宝，跑回家找外婆要了一块布头，把这截铅笔芯，包了个严严实实，藏到了一个墙洞里。过了没几天，母亲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弟弟“长征”从北京来了，说是要接我去北京上学,我听了很兴奋。北京对我来说，是个很陌生，又似曾很熟悉的地方，那是在“民主班”上课,课间休息的时候，老师拿着国语书翻开第一页,指着天安门的画，对围着他的学生们说：“孩子们，你们看，这就是天安门，这就是北京，咱们班胜利的爸爸、妈妈就住在这里！”同学们都羡慕的看着我，我心里感觉很自豪，从此，北京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外婆舍不得我走，可是为了我的未来，也只好同意了母亲的要求。
几天后，外婆赶着牛车，把我们送到了新乡火车站。我没坐过火车很好奇，在车厢里东张西望到处跑，火车要开了，这时，我才想起了站在站台上送我们的外婆。我赶快跑到车窗边，伸出头向外张望。看见外婆在站台上,流着泪向我招手，我也向外婆挥着手,情不自禁的流出了眼泪，火车渐渐远去了外婆依然站在那里向我招手。母亲在车上，不停地忙碌着，都是忙弟弟的事,弟弟一会儿饿了要吃奶、一会尿了要换尿布、一会儿拉粑粑了、一会儿要睡觉了.......总是没个闲着的时候。我也帮不上忙,，坐在座位上，想着一个问题“火车为啥跑得这么快？是谁推着跑的？”这个问题一直叫我想不明白，我终于憋不住了，找了母亲的一个空闲时间，鼓足了勇气，碰了碰母亲的胳臂：“妈！是谁推着火车，跑的这么快啊？”母亲看着我笑了笑,停了一会儿对我说：“没有谁推它啊，它自己就会跑！”我疑惑不解：“他自己怎么跑啊？”母亲确实不好回答我的问题,想了想说：“啊，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北京的家住在《西四牌楼缸瓦市侯英子胡同甲6号》，母亲生怕我走丢了，叫我把这个地址给背了下来，又写了一张字条,揣在我的衣服口袋里，反复嘱咐我：“万一你走丢了找不到家，你就把背下来的地址，告诉街上的大人，如果你忘了就把衣服口袋里的字条拿出来，一定记住了啊！”这个地址我到是背得滚瓜滥熟,可是一次也没用上。我们家住的是个深宅大院，有个看大门的付大爷，我自己根本就出不了这个院子，只要一出门，母亲就会紧紧的拉住我的手，走累了她就会背着我走。北京真的是很大很大，比外婆家的徐营村可大多了，还有许多我从来没见到过的东西和稀奇事，可是我并不开心，这里没有绿油油的、散发着泥土香的庄稼地、没有村北头的广场、没有村口的大水坑、没有那些光着屁股跟我一起玩的小伙伴们，更看不到疼爱我的外婆，我一直闷在心里，对谁也不说。父母虽然很爱我,但是，我总觉得跟他们很陌生，从来不会主动和他们说话。
母亲接我来北京，本来是想让我上学的，因为年龄不够（差两个多月不到六岁）没上成，只有等到来年了。记得父亲第一次带我出门儿，刚一出胡同口就看到大街边上，有一间形状很怪的“房子”，人们排着队往这间“房子”里面走，父亲也领着我进了这间“房子”。“房子”里挤满了人，我个子矮，被挤在那些大人们的大腿之间，闷得透不过气来。不一会儿，父亲带着我走出了这间“房子”，我感到很惊讶，咦！怎么不是刚才进那个“房子”的那个地方了，这个地方非常热闹像农村里的集市一样，我用疑惑的眼神看着父亲：“爸，刚才这个地方没有赶集啊！怎么一出这个“房子”就赶集了啊？”父亲看到我惊讶的样子笑了笑，非常和蔼的对我说：“胜利你看这是刚才的那个地方吗？这个地方是西单商场！”啊，我好像明白了：“原来这个“房子”还会动啊！”父亲不紧不慢地，指着刚刚开走了的那间“房子”对我说：“胜利啊，这不是房子这叫汽车。”我好像明白了，原来会跑的“房子”就叫“汽车”。
一次，母亲带我上街买糖。我从来没有花过钱，所以母亲买糖的时候我特别注意观察。我看着母亲给了人家一张钱（一万元），人家给了她一大包糖，另外还给了她八、九张钱（一千元一张），我心里想：“为啥一张钱买了一大包糖，人家还要倒给你那麽多的钱呢？”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有问过，一直藏在我的脑瓜里。
很快，国庆节就到了，这是建国后的第二个国庆节。白天，天安门广场有游行，晚上，还要狂欢，放烟火非常热闹，父亲带着我去了。哪时候的天安门广场，哪像现在的广场，这么宽广、宏大。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往南，最宽的地方，也只有现在的长安街那么宽，哪时候的长安街，也只有现在长安街的一半宽，街道中央，还镶嵌着有轨电车的钢轨。烟火真的很好看，五颜六色的很壮观，我长这么大，从没有看见过鲜花，只见过乡下地里的几种小野花，所以无法形容天上的烟花像啥，只知道好看。开始，天安门广场的人很多，但还不算太拥挤，父亲开始牵着我走，后来就不行了，人越来越多，人挤人、人挨人多得像潮水一样，只要你倒下了，就甭想再爬起来。父亲只好叫我骑在他的脖子上，顺着人潮向西移动。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放眼望去黑压压的一片，真是人海如潮煞是好看。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前面几个女人的长辫子上，挂了好几支钢笔，哪时候的年轻女人都爱留长辫子，有点文化的男人，上衣口袋里都爱别两三支钢笔，显示自己有文化，所以在这种场合，女人的辫子上挂几支钢笔就不稀奇了。走到西单，人潮才算散开，父亲很小心的，把我从他的脖子上放下来，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擦了擦脸上的汗珠，然后摸着我的头问：“胜利累不累啊？”我看着他摇了摇头，心里想父亲肯定累得不轻。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
当时，是建国初期，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很困难，父亲是国家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不发工资，只发一些小米、杂货面和一小部分零花钱，四口之家还是挺紧张的。母亲决定学一门技术，找个工作，挣些钱来补贴家用。学打字是当时比较热门的技术，也好找工作，母亲找了一个打字培训班，每天去学打字，可是弟弟咋办呢？想来想去，母亲只有把弟弟暂时寄养在西直门外的舅妈家，才能腾出时间安心去学习。安排好了弟弟，母亲每天带着我去学打字，我还是比较听话，也不捣乱，也不到处乱跑，等她学习一结束，就带我回家。一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当时，北京的排水相当不畅，学习结束了，雨也停了。可是，满街都是一米来深的黑乎乎的浑水。没办法，母亲只好背着我，趟水回家，走到一条巷子的时候，水突然变深了，淹到了母亲的胸部，母亲这时实在是背不动我了，但又不敢把我放下，只好向一个趟水过来的叔叔求援，在这位好心叔叔的帮助下，我和母亲趟过了这条深水巷子。回到家，母亲突然抓起笤帚疙瘩狠狠的打了我一顿，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打我，我有点莫名其妙。这是母亲第一次打我，我没有哭，只是咬着牙叫唤了几声。从哪母亲病了一场，好像是妇女病，
后来，外婆来北京看过我，哪时候弟弟长征快会走路了，我可高兴了，父亲领着我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外婆抱着弟弟坐在中间，父亲站在外婆右边母亲站在外婆左边，我站在外婆右边紧挨着外婆，我和弟弟梳的是小分头是外婆给我们梳的，这张相片我至今还保留着。
二、小学生活
转眼，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开学的日子到了。父亲早已给我办好了入学手续，就等这一天入学了。我要上的是“北京华北小学”是当时北京数一数二的小学，解放前是国民党的“华北中学”，很多高级干部的子女，都在这个小学里面读书，这些是我以后才知道的。学校在西直门内、新街口崇元覌，离家不算太远大概有四、五站路吧。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天，我穿着母亲给我做的开裆裤（母亲怕我尿裤子）跟着父亲去了学校。在学校教导处报了到，父亲带我在学校里转了一大圈，学校可真大，好像比徐营村还大，走上一圈最少也要十五分钟，不过再大也是个“鸟笼子”，“从今往后，我就要在这个“鸟笼子”里生活了”我边走边这样想着。父亲把我交给了一个男的，二十多岁的体育老师，又和这个老师交代了几句后，放下我就走了。父亲走了不一会儿，我越想越不对劲：“不行，我不能一个人在这里上学，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不行！不行！”我躺在地上嚎啕大哭，又蹬又踹的，这个体育老师怎么哄也哄不住，没办法赶紧去追父亲，一直追到汽车站，才把父亲追回来。父亲左哄右哄说是下回来给我买铅笔什麽的，我不哭了，父亲又走了。父亲走了一会儿，我想想还是不行，又故技重演，体育老师第二次在学校大门口追回了父亲。父亲来了又是一阵哄给我许诺这许诺那的，认为这次可把我安抚好了，又走了，哪想到我还是不想在留这里，第三次大哭大闹，可是这次体育老师再去追父亲，父亲就不来了。我看没有追回父亲，又闹了一会儿，看看实在没有希望了，在几个老师的哄劝下，也只好顺从了。第二天，学校分班了，一年级总共有四个班，我被分到了一年级一班，上课时，我看到那个老师的长相很害怕，就在课堂上大哭大闹，非不在那个班，没办法就给我调到了二班，二班也不行又给我调到了三班，三班还是不行又给我调到了四班。四班还算可以，那个女老师也是这个班的班主任，看着很顺眼，长得像外婆温柔、善良、和蔼、可亲，我不再闹了决定就在这个班了。老师叫吴继珍，她的名字到现在我都能记得非常清楚。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分的那个桌上有一个小女孩长得像“宫女”，不知为什么，我一看到她就害怕，又是一阵大哭大闹，没办法，管生活的阿姨，只好给我换了桌。
这个小学是政府办的，学生都是国家干部的子女，所以学校里的一切开支都是国家供给的，学杂费、书本费、伙食费、四季的服装鞋帽都是量身定做免费的。学校里分工明确，老师专管学习，阿姨专管生活，每个班配两个阿姨，一个是管女生的，一个是管男生的，我们班的阿姨叫陈亚琴，这个阿姨也是叫我终生难忘的，不过不是好的印象。食堂分大、中、小灶，学生吃大灶，老师、教工吃中灶，校领导吃小灶。现在想起来，当时的伙食还真不错，每天早餐都有牛奶、稀饭、馒头一和一些小菜、咸菜什么的。不过我是从农村来的，没喝过牛奶一喝就恶心，像我这样的孩子，还真不在少数，后来换成了豆浆，我还是喝不惯就只有喝稀饭了。中餐和晚餐都很丰富，菜的花样经常换，饭后还要给我们每个孩子还要发一两个水果。
一年级宿舍里的床，是带栏杆的小木床，是怕孩子们摔下来特制的，这个床可把我难坏了，下床很不方便，我很怕鬼经，常用被子蒙着头睡觉（这个习惯很不好，一直到我十八岁才改过来），半夜尿憋醒了，也不敢一个人下床去门外面的马桶解手，如果有别的孩子下床，我听到了就会马上跟着下来，如果没有人下来我只好憋着，经常又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在梦里到处找厕所，好不容易找到厕所了，赶快解手吧！哗哗哗......真舒服，突然梦醒了，我身子下面的褥子全尿湿了。我怕阿姨吵我，也不敢吭声，一直把湿褥子捂到天亮，像这样的事，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回。一直到了二年级，调换了宿舍，换成了没有栏杆的床，马桶放在了宿舍里面，尿床的事，基本就没有再发生了。
说起陈亚琴这个阿姨，是个很不称职的阿姨。二年级我们长大了一岁，每个礼拜，从家返校，父母都会给孩子带一些水果、糖、核桃、花生之类的好吃的东西。每次，陈阿姨都会以学校不准带零食为由，叫我们把带来的东西，全部交给她，还不准我们跟家长说，说是星期六再发给大家。我经常看见，她偷吃我们的东西，他妹妹来了，还拿给他妹妹吃。到了星期六中午，把我们二十几个孩子在宿舍里排成三排，他认为最好的排第一排，次一点的排第二排，最不好的排第三排，然后把她吃剩的东西（我们带来的东西）再分给我们。不管你带来的东西多少，第一排分得最多，第三排分得最少，所以我们也无法知道他究竟偷吃了多少？我是农村来的孩子，是她最不待见的，每次都是第三排，分得最少，可是母亲每次都给我带得最多。我们年龄小，也不敢跟老师告状，回家也不敢跟父母说，只是在心里暗暗地恨她。有一次，晚上睡觉前叫我们排队去洗脸，脸盆都放在自己的脚面前。她和另一个阿姨剪辫子，不准大家说话、也不准笑、不准动。可是她俩，刚一剪完辫子就前仰后合的哈哈大笑，我和一个叫郑富勤的同学，一不小心脚尖碰到了脸盆，发出了一点声响，被她看到了，她的脸马上就沉了下来用手指着我们两个人：“你！你！给我站出来！”我俩吓得赶快站了出来，她接着大声吼道：“你们俩，今天不要去洗脸了！到那个屋里站墙角去！”她把我们俩领到一个没有人的黑屋子里，叫我们俩，一个人站一个墙角，然后关上门就走了。也不知道站了多久，腿都站麻了，我们也不敢动，郑富勤呜呜地小声直哭。深夜了，陈亚琴从梦中醒来，猛然想起我和郑富勤还在黑屋子里关着，吓得她赶快彼着衣服跑来，把我们叫了回去。像这样的事情不是一回两回了，我们几个男生，经常在一起暗暗商量：“等我们长大了，到了高年级我们几个合起来，揍她一顿！”有一次，星期天返校回来的第二天早上，我去洗脸，伸手去拿床下的脸盆感觉非常重，拉出来一看原来脸盆里，有大半盆的尿，洗脸毛巾都被泡黄了，我正想问是谁这么坏！郑富勤跑过来小声告诉我：“这个星期我没回家，晚上我亲眼看见，是陈阿姨往你脸盆里尿的尿！”我听完很气愤，但也没有啥办法，只好把脸盆里的毛巾和尿一起倒掉，脸盆我嫌脏也不用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叫同学给我压水（当时没有自来水用的是压水机），我只能用手捧着水洗脸。
一年级，我还是多少学了一些东西，能认字了，课文都能念下来了，认了不少字，数数也能数到八十多个了。算术基本上还是“民主班”的水平“大鸡蛋”，只不过是老师手下留情，每次作业都给我打的三分（当时是五分制）。我的同位是个男同学叫刘安静，他的作业有时候是四、五分也有时候和我一样是三分。这是为啥呢？我也不想那麽多该吃该玩照样。期末考试了，当数学考卷发给我后，我像平时做作业一样，很认真的，按顺序一笔一划的，抄着每一道题，1+2=
放暑假了，一天父亲搬了一张小桌子摆放在院子里，桌子上放了一碗黄豆。一定是父亲看了老师给我的评语，准备在暑假里给我补补课。“胜利过来！”父亲把我叫到了小桌子旁边，我不情愿的走了过去。“这是几个？”父亲一边说一边从碗里拿出一颗黄豆放在桌子上，“一个”我小心翼翼地答道，父亲又从碗里拿出了两颗黄豆：“这是几个？”“两个”我刚回答完，父亲就把手里拿的两颗黄豆和桌子上放的一颗黄豆放到了一起：“胜利这是几个？”我想了半天，然后摇了摇头：“不知道”父亲耐心地，又从碗里拿出了三颗黄豆：“这是几个？”我很快的答道：“三个”。父亲耐心地、反复地、重复着上面的动作问我。我呢，只要是单个拿的黄豆，不管是几个我都知道，只要把两次拿的黄豆放在一起我就不知道了。这是加法，减法那我就更不知道了。就这样父亲教了我大概有半个多小时，一点效果也没有，父亲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伸手朝我的脸上重重地扇了一个耳光。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也是最后一次打我，我本来对父亲就没什么感情，再加上又挨了他一个耳光，我也一下爆发了：“我不上学了！我不上学了！”我一边大声的喊着，一边飞快的朝院子的大门跑去，父亲楞楞的站在桌子旁边不知所措，母亲跟着我追了过去，看门的付大爷拦住了我，母亲拉我回到屋里，用笤帚疙瘩狠狠的揍了我一顿。我又疼又委屈，心里想：“是你们让我来北京上学的，还要挨你们的打，我坚决不上学了！”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教过我了。一天，父亲的亲密战友李寿山叔叔来家里拜访。他们在聊天的时候谈到了我，我听李叔叔的意思，是想要我做他的儿子。李叔叔的老婆一直不生育，很想抱养一个孩子，知道父亲有了两个儿子，他们又是老战友，就来探我父母的口气。父亲没有答应，我虽然不聪明，但毕竟是他们的亲骨肉啊。李叔叔很喜欢我，拉着我说：“胜利，愿不愿意到我家去？”我想了想：“去你家上不上学？”这是我开出的首要条件，李叔叔笑着说：“不上学！”“嗯！只要不上学我就去！”我很痛快的答道，在父亲的允许下，李叔叔带我走了。
李叔叔家，在西郊飞机场，是空军的营房，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空军大校。在哪的日子玩的真开心，真有点“乐不思蜀”的感觉，我把父亲、母亲忘得一干二净，这是我来北京后，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很快暑假就要结束了，父亲打电话催李叔叔送我回家。李叔叔哄我说：“胜利咱们去城里玩好吗？去百货大楼买东西。”“真的？不是送我回那个家吧？”我看着李叔叔的眼睛疑惑的问，“嗯......不是”李叔叔含糊的答道。坐着李叔叔的车到城里西单商场给我买了一些东西，最后三拐两拐还是把我送回了家。哎！没办法只有继续上学。（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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