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稻作文化历史悠久,已众所周知,但稻作起源于何时?发祥于何地?在丁颖以前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884年瑞士康多勒(Candolle)认为,普通栽培稻起源于中国至孟加拉一带;苏联H.И.瓦维洛夫(BaВИЛОB)主张印度起源说;1944年宇野园空在《马来稻作之仪记》中认为,中国稻种起源于印度。这不但涉及稻种演化、传播、系统发育等理论问题,也是对中国稻作文化的认识问题。丁颖根据古籍记载和出土遗踪,从历史学、语言学、古生物学、人类学,植物学以及籼粳稻种的地理分布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论证了中国水稻起源于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神农时代,扩展于公元前26—22世纪的黄帝与禹稷的时代。稻作栽培奠定于公元前1122—274年间的周代。从殷商关于稻的依声造字成为Tao、Tu、Dau等声,认定其与今之华南沿海福老语之Deu、越南语的Gao、泰国语的Kao有关,而与马来语系的Pad、印度语系的Vrihi无关。中国古代夏殷百越等民族,同属夏族,史前时代已分布于今之中国全境,中国稻种不可能来自印度。从植物学方面分析,在中国迄今已发现的三种野生稻为:普遍野生稻(Oryza sativa L.f. spontanea)、药用野生稻(O.officinalis)和疣粒野生稻(O.meyeriana Baill)。栽培稻与多年生野生稻杂交结实率高,而且特性相似,认为是中国栽培稻的祖先。这个野生稻种广泛分布于云南、广西、台湾等省(自治区)的江河流域和沼泽地带。因此认为中国稻作文化有其独立的演变系统。丁颖还根据古人类的迁徙和稻的语系,提出栽培稻种的传播途径为:一是由中国传至东南亚与日本等地;二是由印度经伊朗传入巴比仑,再传至欧美等国;三是澳尼民族(Austronesian)从大陆传至南洋。他认为,中国稻种不仅起源于中国的野生稻,而且是世界稻种传播中心之一。丁颖的上述学术见解,现在已为愈来愈多的学者所共识。
提出独创性栽培稻种分类体系
丁颖对我国栽培稻种的演变与分类有精湛的研究和独创性的见解。1928年,日本加藤茂范根据稻种的形态、杂种结实率及血清反应,将栽培稻种分为两大群,分别定名为印度型亚种(O.Sativa L. Subsp. indica Kato),和日本型亚种(O.Sativa L. Subsp. japonica Kato),即粳稻为日型亚种,籼稻为印型亚种。这种分类法既忽视了中国2000多年前已有的分类和定名,也没有反映两者的系统发育关系及其在地理气候环境条件下的演变形式或过程。比如公元121年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已有秈(稴、籼)为“稻之不粘者”,粳(秔、粳)为“稻之粘者”的记述。为了正确反映籼粳的亲缘关系,地理分布和起源演化过程,丁颖特把籼稻定名为籼亚种(O.Sativa L. subsp. hsien Ting),粳稻定名为粳亚种(O.Sativa L. subsp. keng Ting)。表面看来只是一字之差,但其科学内涵则有很大不同,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注意。后来,有的苏联学者称粳稻为中国日本型;日本角田重三郎称“印度型”亚种为“indica Kato, hsien Ting”,“日本型”亚种为“japonica Kato, keng Ting”;国际水稻研究所品种资源学家张德慈(T.T.Chang)则称“日本型”亚种为中国型亚种(Sinica)。
对于水稻分类方法,丁颖强调必须符合生产实际,有利于育种与栽培的应用。例如,反映气候生态型的耐光、耐阴、耐寒、耐热等特性;反映生物间生态平衡的抗病、虫等特性;反映生理生态特点的苗、株、穗、粒等形态特征与品种选育和栽培措施关系密切,应列为分类标准。因此,他提出了以我国栽培稻种系统发育过程为基础的五级分类法:第一级为釉粳亚种,釉亚种为基本型,粳亚种为变异型;第二级为晚季稻与早、中季稻的气候生态型,晚季稻为基本型,早、中季稻为变异型;第三级为水、陆稻地土生态型,水稻为基本型,陆稻为变异型;第四级为粘、糯稻的淀粉性质变异性,粘为基本型,糯为变异型;第五级为品种的栽培特性与形态特征。丁颖对收集到的6000多份栽培品种进行了分类研究,并把它们保存下来,为以后良种选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我国第一个矮秆良种“广场矮”的育成就是利用了保存下来的农家品种“矮仔粘”的矮秆基因。
丁颖的稻种分类研究如种质资源保存是有创见与深远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