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之前的康、梁，同时代的胡适、鲁迅，之后的储按平等等知识分子来，我
　　断定：陈独秀这个大人物是最让今天的我们放心不下、割舍不下的。实际上，反思
　　“五四”的一个热点甚至焦点也正在他的身上。我在关于“五四”的文章中故意多
　　介绍了“五四”中的陈独秀，原因也在这里。是的，我不相信今天的自由主义或者
　　其他主义，能够轻松告别陈独秀。冷静思考，陈独秀的幽灵才最具有缠绕意义。
　　
　　 限於“五四”说话，我真看不出陈独秀的言论行为有什幺过激或者不当，相反
　　，他是做得很多而且很好的。至於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该怎样评价
　　自是另外的问题，这里顺带简单说一说也可以：有少数地方不够周全，但我相信他
　　的言行总体或者大多都对。陈独秀是真正有大力量的，如果说20世纪的书生中真正
　　有政治家气象的，首推陈独秀！
　　
　　 “五四”之前的陈独秀很了不起的，评价起来不应当很复杂；“五四”之后，
　　准确讲从1920年10月开始，复杂了，因为他要行动了，他矢志要做一个新式的社会
　　活动家了，而且很快就成了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尤其政治家，很不同于做一个学者
　　、言论家、论政书生的，知识分子只有说得多说得少，说得精彩不精彩、言论力量
　　大与小的分别，置身体制内外并不关紧，他们对“实践意图”不太当真的，由此人
　　格操守一般也碰不到不可回避的影响，一般来说有些用，但要说用处有多大则不见
　　得。
　　
　　 我觉得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当不怎幺看重劳动的“永恒价值”，也就是不应
　　当怎幺看重一些文化人特别在意的“名山功业”。一个便宜也不拉下是“犬儒人生
　　”，“精明的学者”有不关活人现实命运的“觉悟”：越“抽象”的东西寿命越长
　　，例如自由主义的言说比争自由的奋斗寿命长。读书人往往注意《常识》而不注意
　　潘恩、注意非暴力理念而不注意圣雄人格、注意米奇尼克而不注重瓦文萨、注意《
　　七七宪章》而不注意哈维尔受难……──在读书人那里，“自由史”被省略在“自
　　由思想史”之后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一个中国式的文化黑洞！波普说得多幺
　　不可思议：我们不必为后代操心，而只为当代操心。（请注意：犬儒智慧是只为自
　　己多占便宜操心）既然波普这幺说了，我也就不借用辩证法说什幺“最实际的推动
　　才有最永恒的价值”之类的酸话了──但是，“只有这辈子的幸福，没有永恒的幸
　　福”，应当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能鄙视的“永恒事实”。朱学勤先生说得很朴实：
　　自由主义不是用来坐而论道的，而是用来走路的。现在就看中国的自由主义读书人
　　有几个肯“上路”了。
　　
　　 上路之后当然就不可能有“清纯的品性”，而是免不了要染上些杂色的。像陈
　　独秀那样真上了路，很大程度上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那不由己首先当然
　　还在统治集团的作用，但已不仅在此了。做事哪能不“广交友”的，可“同志往往
　　不同力”，是人就有个性，有特别的心思，特别的性情、气质、风格、趣味，种种
　　合作的烦难就来了。例如被“国际指挥”收编，这时候，左的社会情感、底层道德
　　关怀、法国革命的“人民话语”、西方思想界对资本家自私本质的批判、甚至世界
　　上的大自由思想家都对新出现的普罗政权抱着“社会主义的原教旨期望”、当然与
　　新型政治国家无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灾难，特别是本土军阀的颟顸、专制政
　　治的昏暗，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真假民众主义混杂的革命党人实在再自
　　然不过了。没有一个“行动者”在面对现实时，思想、人品能够绝对经得起吃“研
　　究饭”的后来人的检验──假定“后来人的检验”有其可靠的尺度的话。瓦文萨、
　　哈维尔、米奇尼克、萨哈罗夫、曼德拉、马丁·路德·金……哪一个是十全十美的
　　？都不是。即使思想基本精当，实际行为也不可能“祭神如神”、一贯正确，要不
　　怎幺说革命党的个人崇拜荒唐可笑呢。（抱成团混世的权谋并不可笑？）再说，当
　　你一筹莫展，有人来帮你，有钱来支持你，你怎幺办？一做事就得妥协，就不能背
　　书，像些样的政治家主要不就在人格、意志和审时度势、有限妥协的本领幺……只
　　要不对“同志”施以流氓黑社会手段，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算是合格
　　的。很多书斋英雄怕是一辈子都不可能知道“做事的烦难”的吧。
　　
　　 顺便说一句，不能因为有了《思痛录》，对归附革命的热血知识分子，就可以
　　“耸耸肩”则过的──历史还没有让任何人真正能够轻松起来，说不定将来你会有
　　资格写又一部《思痛录》，并且这就算你有过人样呢！从“恻隐之心”到“同情心
　　”到“底层关怀”到“追求平等公正”，都是正常人格、个人道义心生长的常规过
　　程，直面幽暗现实的真诚的“左派”，与从一开始就力批“犬儒主义”的自由主义
　　者，至此都没有大的差别，如果没有这样的“共识”，以眼下中国的深层情势论，
　　真实的“左派”很可能获得再写《思痛录》的悲剧资格！与“告别革命”的论调不
　　同，我个人事实上早就有对这一资格表示敬重的准备──有什幺样的作用力就有什
　　幺样的反作用力，秀才与兵的关系绝对是本乡的第一隐喻──对於自由主义者来说
　　，这里土壤的品质毕竟太恶劣了！
　　
　　 中国的现实正不停地催人上路呢！上还是不上比如和尚、上了以后怎样的顾虑
　　要来得紧要十倍。你有什幺办法呢？权力集团就是不让你有从容训练自己的机会呀
　　，想永远正确当然只能拒绝上路──只能匆匆上路恐怕依然是中国进步力量摆脱不
　　了的宿命，幸运者只能在实践速成班中脱颖而出。我固没有为陈独秀辩护的资格，
　　其实，对陈独秀的反思做得最好的，还是被双面党痞“无情夹击”后的陈独秀自己
　　。
　　
　　 不做事的后人，至多只有反思陈独秀的蓝卡资格，即使是对秦始皇式的人物，
　　我相信，“行为学”解读也还是“理念学”否定的深刻前提，关在书斋论短长难免
　　“隔得慌”！是不是这样呢？我以为，反思还是应当转到那些与“文化传统”（李
　　慎之先生语）一脉相承的现实烂货上来，理念的持守再不能外于行动中的“共同底
　　线”──不行动无所谓“底线”（秦晖先生的论见）；我更以为，最有力的反思还
　　在：向专家学习但不迷信专家，以免上当；尽可能深入准确地介入现实，逐渐习惯
　　于从甚至是很不起眼的生活世界做起，例如公开为高勤荣先生说话；“无日不拱卒
　　”即便不是“行为主义”却也不应当限於“宏论”，这些，就是我理解的今日自由
　　知识分子，或者应当说是“左翼自由知识分子”，应有的定位与修为。
　　
　　 离开了这样的定位与修为，来反思“五四”、陈独秀，我估计是作不出什幺有
　　实质意义的成绩来的。怎幺思考、怎幺言说，至少对我来说，还是很新的课题。我
　　相信，对於那些不屑于与民主墙以来的“行动者”交往的“启蒙家”来说，更是新
　　的课题。
　　
　　 无论陈独秀做得如何，没有陈独秀们的实践，民间大概永远只有软体动物的，
　　进步力量的整合将永远是空想。我坚持认为：批评“行动者”的资格必须是“行动
　　者”。书斋中的清白是无、是空白，或许正是以同流合污为底色的。
　　
　　 纪念“五四”不应当是一场集体意淫，想象中的膨胀只是苍白的狐假虎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