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出于特殊的心境，例如受到黯淡现实的刺激，我这两年对“五四”生出一种特别不以为然的认识。是的，“五四”的爱国比今天懵懂大学生们的爱国要高明些(见拙作《“五四”的爱国：反政府的反日》)，但它同样是缺乏深度爱国觉悟的，正如陈独秀所说，这样的爱国当时的一些“卖国”政府官员，思想上未必没有。“五四”的低级主要表现在它的哄然而起、嘎然而止，只算得一“事件”与“风潮”，远远没有达到“运动”的水准(见拙作《“五四”不是运动》)。真正期盼中国出现民主运动的人们，必须这样来认识“五四”，再不能用“五四”来精神自慰了。

　　这里主要针对1989年以后，中国学界“思想淡出”在“五四”话题上的表现，谈一点我个人内心的感受。

        罪也“五四” 功也“五四”

　　每逢“五四”纪念日来临，“文革”以后的思想界总是要说到“慢慢不来”的“民主与科学”;1989年后、尤其最近几年，随着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反思，有老年中年学者又将“自由、独立精神”等等往“五四”这只筐里装。大家都说“五四”好，连反思“五四”偏激的人也还是将一些好东西继续往“五四”上面锦上添花。这是很有意思的、不无滑稽的中国现象。民主、科学(准确地说是科学精神)、自由精神、独立品格乃至宪政、法治，是“五四”前的政界、思想界(新文化运动)、学术界、新闻界的成绩，不问青红皂白地一股脑加于“五四”，纯属人为地拔高。这样的拔高，于今反而会使人们看不清实践的艰难，反而不利于“大智大勇”的娩出。

　　1919年12月1日，走过四年多光辉历程的《新青年》发表了她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其中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的一条是：“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这意味着宣言执笔者陈独秀明确要致力于社会活动了。7卷1号的这一期《新青年》，陈独秀一人操刀7篇文章，最长的一篇恰恰是专谈“社会改造”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今人完全能从中获得“如初”的新鲜感，那些喜欢批评陈独秀的学者，至少要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再有就是针对日本等军国主义指责“布尔什维主义”为“过激派”，为苏联的普罗农工政党辩诬的文章。

　　恰好这几年对“五四”的反思，最主要的就是指其过激了。打人、放火本身当然是过激了。这一点今天首先应当对反人权的力量说，对“州官”说，也要对今天的懵懂“爱国青年”说明。(必须承认，70年后的一场比“五四”规模大得多的风潮，学生们的理性程度要远远高于“五四青年”)认为“五四”过激的老先生主要又说到陈独秀的过激。我认为，那时的陈独秀还并没有过激。他的“左向情结”也还是理性的，相当于50年后醒悟了的顾准的民主个人主义，并且至少保持到一年以后。1920年9月5日，他在《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一文中这样说：

　　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一不是跟着外国底新思潮凑热闹，二不是高谈什幺社会主义，不过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底同情心和对于同胞底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一书第21-22页，三联书店1984年6月)

　　那时中国的边缘弱势群体，也是今天的我们能够设身处地感受到的苦啊，例如，在陈独秀眼里俨然一个流氓世界、黑社会地盘的大上海，在日本贫民窟住了十几年，也曾去美国贫民窟调查过的日本学者贺川先生这样说：“见了中国上海底贫民窟，那日本和美国的贫民窟都算不得苦恼。”

　　联想到当初很多像罗素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

　　狭隘自私(罗素甚至直呼为“反社会”的“个人主义”)，持强烈谴责的立场，我

　　就想到，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完全可以有与保守良知相洽的理性左派，不但可能而

　　且必须深具理性左派的底层道德关怀!在我眼中，今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

　　是市场万能论者，也不是“私有化就是好、就是好”的浅薄之辈。那时的陈独秀与

　　胡适离得并不远，他丝毫没有革命党的“浪漫”幻想，他说：“无论在何种制度下

　　，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

　　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同上书第26页)

　　所以我想，人们反思“五四”，不应当将“五四”人为繁复起来。例如可以对

　　新文化运动进行“清理”，但不应当将她与“五四”混淆起来，这是一;第二，不

　　应当将“五四”与后来的革命党运动混起来，甚至将“五四”完全隐喻或者借代化

　　，这会使得本来不相关的问题研究起来更不方便了。三年前我在写《初入清园》的

　　时候，私心里是尊重王元化老先生因某种不便而出的“借代”办法的，但后来觉得

　　这样做得不偿失，用“五四”指代以“‘五四’的精神产儿”自居的队伍，不仅是

　　学理不严肃的问题而已。从法国革命到十月革命再到中国本土革命，在很多方面是

　　相近的，但是将“五四”横插进来并不合适。“五四”不是橡皮筋，拉不到这样长

　　这样宽，插进“五四”事实上对朱学勤说的将来总要有的“细说”，已经无意中增

　　设了的障碍，更显得“思想淡出”了。请朋友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我总觉得

　　90年代忽然用起那幺大力气来反思“五四”，有些突兀、不顺，甚至有些奇怪。海

　　外儒学自由派文革期间就开始反思“五四”的激进，我认为一开始就在“话语背景

　　”上有混淆，法国大学生还引进过“文革”呢，天大的无知与混淆!1968年法国的

　　“无知运动”是一场“浑不吝”，但“五四”与“文革”都并非笑话，也不能搅合

　　起来。第三，“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不是传播什幺特定“主义”的运动，正

　　像鲁迅不是什幺文化革命的“旗手”、不是什幺跟例如知识分子过不去的“先锋”

　　一样。明确了这三点，人们再议“五四”有什幺过激不迟。

　　王元化老先生一方面仍将“新文化运动”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归于“五

　　四”，另一方面反思反思居然借陈寅恪的名义将“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加进了“

　　五四精神”，用心未免又过于良苦了。王国维、陈寅恪更不用说杜亚泉，都可以加

　　以肯定、挖掘甚至弘扬光大，但他们与已经显得有些大而无当的“五四精神”，真

　　那幺同席共枕吗?可以“淡出”，也可以“淡入”，如今信耶稣也都有了不同“信

　　法”嘛，思想有学术，学术也自有其思想，但时下“思想”与“学术”语境、语用

　　上的分别，明摆着，不在乎与“五四精神”结缘才是真正陈寅恪式的“独立”呢，

　　不是吗?我想是的。如果将“五四”之前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细寻，宪政、自

　　治、平等、博爱、信仰、人权等等，也都有的，现在自由知识分子持有的理念，那

　　时期基本都有的。但“五四青年”头上的桂冠并不大，“颂歌奢侈”本来就是一种

　　不良习惯，“德先生”与“赛先生”若只是一种话语优势，其实正见到话语者的软

　　弱罢了。今天的自由知识分子，或许在理念上对先贤并没有特别的长进，这才有“

　　悲剧世纪”之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