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五四运动一晃过去了九十个春秋。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纪念五四运动，总会使人想起引领那场伟大运动的巨人陈独秀。非常奇怪的是，一个呼唤和领导了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的人，一个创立了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人，那个在早期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的人，却被那个党开除出党，并一直看作是投降主义，机会主义，反革命,托派,叛徒,等等。这样，中共创造了一个阿基里斯式的悖论：陈独秀创造了党，党开除并丑化了陈独秀。
　　
　　陈独秀命运的悖论，在他的晚年更加明显。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共的第一任总书记。他在总书记的岗位上，一直当了五届。他是中共历史上当得届数最多的一位总书记。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总书记，一边是国民党政府让他吃官司，另一边是共产党不断地在批判他。并且，他当年的部下的战友放出他是日本特务、每月拿日本人津贴的谣言。有些人也许认为，自己当年是拿着苏联的卢布才开始革命的，陈独秀也会拿了日本人的钱去搞汉奸卖国活动。陈独秀的晚年，可谓是风刀霜剑严相逼。研究这一小段历史，似乎有点小意义，一是可以看到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毕竟与那种善于搞阳谋的人不一样，他是一个有气节的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失败后，陈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的批判，不再担任总书记。他来到上海，隐姓埋名。不久，他认识了一个纯朴的女工潘兰珍，潘不知道陈是个著名的人物，也不知道他的风险，她对陈信任而尊敬。
　　
　　陈落魄上海，不久又被逮捕。审判时，章士钊自愿为陈辩护，陈对他的辩护并不满意，便自己为自己辩护，说得慷慨淋漓，义正辞严。后来陈被判刑7年。由于他是五四名人，也由于当年的政法机关不像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暴戾，陈没有遭受到如陆定一彭真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秦城监狱里那样被虐待的待遇，也没有遭到具有中国特色的“躲猫猫事件”的洗礼。陈可以在监中读书写作，接待友人，他的妻子甚至可以在监狱里过夜。他的许多学生、弟子、故旧，都可以到监中探望。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一致对外的呼声很高，国民党当局担心南京被日本轰炸，如果陈被炸死狱中，对国民不好交待，于是将陈提前释放。
　　
　　陈出狱后，曾想去延安，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去成。没有去成的原因是似乎延安方面并不欢迎他去，先要他检讨，承认错误。陈当然不会。其实，延安的那位首长对名义上的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尚且不放在眼里，他会把你下了台的老总书记放在眼里？如果陈独秀到了延安，他肯定过不了整风那个关。那场整风运动，创造出了成批成批的特务，创造了成千上万个被抢救对象，连投奔延安的许多热血青年如李锐等人都关进了监牢，连边区副主席张国焘这样的高官，照样在大会上吃耳光,如果陈独秀到了那里，可能也没有好日子过。后来，陈辗转来到重庆，重庆是当时的临时首都，日机常来轰炸，物价又贵。迫于生计，陈独秀在朋友的邀请和帮助下，来到离重庆不远的小城江津。这里目标不大，相对安全，物价也远较重庆便宜。就在江津，陈独秀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时光。这段岁月，也是这位五四运动旗手一生中最寂寞、最无奈的岁月。
　　
　　陈独秀谢绝了出国、当官的机会，在江津清贫自守，读书会友，写字著作，以卖文卖字为生。他当过中共几任第一把手，是个政治犯。他坐过牢，是个“牢改释放分子”。不过，当年还没有全面专政的思想，也不时兴给看不惯的人载所谓四类分子的帽子。陈独秀被捕、坐牢，没有谁强迫妻子潘兰珍与他离婚，没有人强迫潘与丈夫划清界限，也没有人强制他去低头认罪，去扫厕所，扫街道。毛泽东时代的伟大的新四大发明（高帽子，大字报，喷气式，抄家之类）还没有问世。他没有大会批小会斗的糟遇，用不到天天到居委会或派出所报到和接受训斥。抗日战争时，政府也没有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将他软禁，或者派人盯梢。也没有剥夺他的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他可以自由发表抗日演说，相对自由地发表文章。他似乎比起自己的同行、比起一个甲子后的接班人赵紫阳要幸运一些。赵紫阳也是党的总书记，但是，从89年小平同志将他解职到去世，赵一直被软禁在自己的小院子里。陈独秀则在一家时事新报社里自由兼职，每月挣得150元，相当于50斤大米。对于他的文章，国民党的宣传部没有发下红头文件，也没有发表谈话或打电话不让发表，一般不加以干涉。有时陈也去重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当时的报刊上，时有文章发表。他的文章仍如新青年时代一样，犀利如刃，锋芒如针。
　　
　　战士仍然是战士。他还是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文章依然凌凌寒光。讲抗战，讲民主。但是，他当年的部下们却放出空气说，他是日本的特务，每月拿日本特务机关300元大洋。然而，更多的人却推崇他是抗日爱国的志士。他虽然在后方，但是，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人生永远没有后方。
　　
　　世事苍茫，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干将、小将们，有的占了高位，有的落荒而逃，有的隐逸山河，有的投入到了敌对的阵营。陈独秀还是陈独秀。他到处宣传抗战，依然呼唤科学与民主。但抗战还处在相持阶段，战场上正在拼命厮杀，看来胜利还有待时日。他所追求的科学与民主，要在中华大地扎根，更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岁月匆匆，陈独秀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烈士暮年。
　　
　　1942年5月13日，陈的朋友包惠僧夫妇来到江津，拜望陈独秀。陈特地买了2斤肉，款待客人。不料陈当天晚上开始上吐下泻，此后也不见好转，病况日渐沉重。到了17日，陈突然昏倒，病势转危。潘兰珍开头还以为是一时不适，此时也紧张起来，请了重庆名医周伦、曾定夫到江津来出诊。当年交通不便，战时兵荒马乱，他们都因有事没有来江津，但是根据所说的病症，都开了药方，送了药。陈吃了他们的药，仍然不见好转。22日夜。陈独秀也许是自感病势危重，他把潘兰珍叫到床前，慎重地交待后事。
　　
　　陈对潘兰珍说，他很对不起她。相识以来，让她担惊受怕，吃苦受累。陈虽然曾经叱咤风云，但他当时在国共两方都处境艰难。潘兰英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女工，未必能理解陈独秀的理想和价值，但是她淳厚，朴直，对陈实心实意，加上出生贫苦，能吃苦耐劳，对陈是尊敬的，尽责的。她伴陪陈十几年。陈对他有歉疚之情，是很自然的。潘兰珍倒认为照顾丈夫是自己的本份，没有什么值得感激和歉疚的，对陈说，“今生得以伺候先生，兰珍知足了。”
　　
　　陈独秀说起生死，他感叹说：死不足畏，乔年，延年，筱秀都是先我而去，不放心的是你。乔年延年筱秀都是陈独秀的儿女，乔年延年年轻时参加革命，后被枪杀于龙华。
　　
　　陈独秀继续说，“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的人，可以速速改嫁。。。安度后半生。有一事要记住，为夫立身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另外，。。。。切不可拿我的声望卖钱。”与后来小平同志提倡的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猫理论相比照，陈独秀有点落后和保守，钱到了自己手里，还居然不想用，不想要。如今，在小平同志的指引下，亿万中国人正在拼命地为钱而奋斗，陈独秀在钱的问题上，看来也有点落伍了。
　　
　　陈又对儿子陈松年说，“松儿，我死后，就埋在康庄空地上，邓氏叔侄之热肠，令我铭感，你要永记不忘。”邓氏叔侄是江津士人，敬重陈独秀的道德学问，给陈不少帮助。杨家对陈也十分尊敬，主动招陈居住，使陈的晚年少受奔波之苦，陈独秀一直感激在心。交代完后事，陈独秀已经十分虚弱。此后，他的病又拖了几天，27日夜，新青年运动的挥斥风云的领袖寂寂地瞌然长逝于江津小城。
　　
　　陈独秀临终所言，与他的一生信仰非常合拍。他再三告诉潘兰珍，不可动用教育部寄来的钱，不可拿自己的名声卖钱，充分显示了一种清贫自持的操守。一个对自己名声看得如此之重的人，一个对人生操守守护得如此严格的人，是不可能去拿日本人的钱的，但是，当年却偏偏有人编了陈独秀拿日本人津贴的谣言。他要求兰珍改嫁，自立，也非常符合他所大声疾呼的五四反封建和自由民主的精神
　　
　　陈独秀是党的五届总书记。可惜，对于陈独秀之死，当时的延安方面也许因为认为他是托派，虽然他当过党的几任总书记，但时过境迁，他创立的党竟没有一个人啃声，也没有派人去江津送葬、凭吊。倒是他的学生故旧和仰慕者集了点钱，为他安葬。陈下葬时，穿白布衣服，青绸裤子，布鞋，棺材中放了木炭，石灰。闻讯而来的敬仰者和故旧、学生，一行人排成长队，向陈表示最后的敬意。这在当时国事家事都相当艰难的情况下，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就这样，陈独秀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留下了长长的身后事，让后世人慢慢去评说。
　　
　　在很长的时间里，陈独秀被他创立的党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投降派，托派，叛徒，反党，分裂党，反革命，汉奸，间谍，等。他位列中共十次路线斗争中十个反面人物的第一位反面人物。历史常常会在一段时间里是非颠倒。改革开放后，对陈独秀的评价，渐渐有了不同的声音，也渐渐客观起来。历史总是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时间老人的脚步。
　　
　　抗战胜利后，儿子陈松年将他的骨灰迁到安庆。他是个大智若愚的人，知道自己的父亲和社会潮流的碰撞，解放后，他悄悄地、默默地守护着父亲的墓地。使陈独秀的墓度过了一个个风云变幻的岁月。
　　
　　陈独秀在江津的墓迁往安庆以后，旧墓的坟基被一个当地的农民种上了蔬菜。陈的旧墓碑被他用作猪圈，就垫在他的猪舍里，上面垫满了猪屎。因为年深月久，猪在墓碑石上走动太多，墓碑碎裂了，掉了一块，陈独秀之墓的“独”字竟缺了一角，变成了“蜀”字，陈独秀之墓模模糊糊地成了陈蜀秀之墓。墓地上已经没有陈独秀墓地当年的旧迹，但是，不时有人远道而来，寻访这个地方。菜园的主人非常不理解，感叹说，“想不到这么个坏人，（陈独秀在中国特色的历史教科书中长期是个反面人物，历次运动中大批判时总是会挂上他，中国许多人以为他是坏人〕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来他的墓地看他？他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认为这世道是非颠倒，他感到愤愤不平。对他来说，最要紧的是他在墓地种的菜，来墓地的人多了，难免会践踏，影响蔬菜的生长，影响他卖菜卖个好价钱。因此，他时常为此而抱怨。
　　
　　陈独秀在江津住的是杨家的屋子。他也是在杨家的屋子里逝世。杨家的先辈杨庆如敬仰陈独秀的道德文章，对陈敬爱有加。如今老屋还在，也不时有人前来瞻仰。杨家后代子孙比先辈聪明多了，在邓小平“白猫黑猫”伟大理论的教导下，渐渐明白祖先的朋友住过的这间旧屋别有价值，终于想到了一条伟大的真理---这间屋也可以变成一棵摇钱树。据一位陈独秀生平寻访者著文介绍，凡有人要来看陈独秀住过的这间旧屋，旧屋的主人一定要收费，每人2元。有时候他人不在，而游客自说自话地进去了，他听到声响会急忙赶来，每人补收2元。随着市场经济意识的不断提高，陈独秀住过的旧屋有参观费用还可能直线上升。陈独秀生前遗嘱潘兰珍不要利用自己的名声换钱，没有遗嘱房屋主人的后代不能利用他的名声换钱，因此，这是不算违反陈的遗愿的。而且，这样做也很符合新时代“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新理论的。
　　
　　对此，陈独秀一无所知，也一无所思。他飘飘地走了，什么也没有带走，什么也没有牵挂。一切让后人慢慢地品味，一切让后人细细评说吧。不过，说也奇怪，这些年，寻访、瞻仰陈独秀墓地的人竟渐渐多了起来。
　　
　　历史真是很奇怪。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统帅，他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至今仍然是不断指引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为之奋斗。但是，陈独秀本人，却被他创立的党的后继者们批判了半个多世纪。他的儿子也一度因为他的缘故，虽然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似乎也比别的烈士短了三分。他的一个小儿子只能做个社办小砖瓦厂的会计，才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陈独秀在革命者的批判声和唾骂声中寂寂而死，陈独秀的后继者们，却大都成了伟大的人物，其功绩远远超过了陈独秀。他们之中，那个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的、拿着每月8元钱薪水、说着一口流利的湘潭话的人，一度成了人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有的人一度成了下令千军万马横扫天安门广场而挽救了党的英雄，有的人一度则被某外国作家称为“改变了中国”的伟人。如果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就会有人改变了亚洲，改变了地球，改变了月地系，改变了太阳系。。。。而且，陈独秀的后继者们，一个个都成了大大思想家。一个个文韬武略，著作等身。手握钢枪威武雄壮，手拿稿纸思如泉涌。有的提出了这个理论，有的提出了这个思想，有的提出了这个观念。一代一代领导人的光辉思想都加进宪法里，相信未来有一天，我们的宪法有可能会成为厚厚一本巨著，它将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思想库。如果后起的各种改变中国的伟大人物早生一些时间，发起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充当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历史功绩，也许就不属于陈独秀，而是属于他们了。
　　
　　可惜，历史没有成全这些伟大的后继者们。历史还是历史，陈独秀还是陈独秀。他们还是他们。历史会给他们一个什么评价，现在还不好说。
　　
　　历史是多么地严峻啊！国骂不足为耻，乡誉不足为荣。被他的继承者们痛骂了几十年的陈独秀是历史的巨人，而自以为是历史伟人的人们，可能只是历史的匆匆的过客，甚至只是历史的小丑，有的则是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