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陈独秀先生在党内的巨大威望，从中共“一大”到“五大”，他连续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尽管他陈独秀本人是一个性格非常倔强的人，可在党内却是位开明的领袖。瞿秋白就曾说过：“有时，我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他从不计较，够得上光明磊落。”
　　
　　 先生曾对人说，中国经过几千年封建统治，民主与科学荡然无存，正因为没有民主与科学，弄得国将不国、民难为民的地步。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有民主才能有科学，有科学才能保民主，二者缺一不可，少一点也是不行的。（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晚年陈独秀尤其升华了对民主自由的认识。1940年11月28日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写道：“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同年9月，先生在《给西流（濮德治）的信》中，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他还辩析说：“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由此，先生呼吁：“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罢！”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也要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要民主化”，“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呢？”
　　
　　 有人问，陈独秀曾贵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来颠沛流离，何不去某大学谋一教职？对曰：战乱频仍，诺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况且先生僻居乡野，不向当局求一官半职，连做了国民党大官的学生，送钱来都一分不受，盖因道不同不相与谋，也可以说是印度圣雄甘地不合作主义的中国版。抗战期间，中共方面也曾有意邀先生去延安，但要求他写一个书面检讨。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为什么呢?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与其去延安做个摆设，我不如待在江津，实实在在做点学问。”然即使处于贫病交加的逆境中，先生仍未停止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仍在探索如何实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民主问题，他预言，民主主义终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在虽然“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同为五四旗手的胡适也曾对这位昔日的战友作如是评价：“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思熟虑了六七年’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想想。”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岁月的尘埃拂去后，陈独秀晚年的思想不仅有弥足珍贵的闪光点，而且对革命经验与教训的反思，对民主、自由与平等的毕生追求，先生当称先知先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