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建人之一，由于他在建党中的巨大贡献，他一直担任了中共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他本人也因为革命而先后四次被捕，其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长的一次是在1932年10月15日。这一次，他在狱中被关了4年零10个月又8天，直到1937年8月23日才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释放。出狱后，陈独秀去了武汉，但武汉的生活却也不如意，加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武汉的形势越来越不乐观。因而他决定举家迁往重庆。
　　
　　　　陈独秀先雇船把嗣母谢氏、儿子陈松年及儿媳送往重庆，后来又把大姐一家人送走，自己直到1938年7月2日才与妻子潘兰珍和包惠僧、夏松云夫妇登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包的专轮直接去了重庆。船在当天就抵达了重庆，他的老朋友周钦岳、张恨水和高语罕等前往重庆朝天门码头迎接。并由周钦岳把陈独秀安顿在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不久又搬到了上石板街15号川源公司楼上。罗汉受北大同学会的委托，负责照顾陈的生活。
　　
　　　　重庆山多雾重，夏天相当闷热，这对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陈独秀来说，相当难受，而他的妻子也因初到没有适应而中暑，这更令他不安。再加上日本飞机又连连轰炸，白天黑夜不得安宁，令他心神不安。另外，陪都重庆特务多如牛毛，他虽早已被开除出共产党，但仍不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这些使得他相当郁闷，甚至有时怀念监狱不愁吃喝、不用漂泊的生活。
　　
　　　　正当他在山城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意外地收到了日本留学时的同乡好友邓仲纯从江津寄来的信。信中邓仲纯诚恳地邀请陈独秀去江津居住，并说“如果你及嫂夫人潘兰珍愿来江津避难，我及家弟热情欢迎，其住所和生活费用，均由我们兄弟二人承担”。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有这么一个热心的朋友伸出援助之手，不啻于雪中送炭。因此，1938年8月3日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搭乘“民惠”号，溯江而上，满怀期望地来到江津。
　　
　　　　在江津码头，早已等候在此的好友邓仲纯、邓季宣、方孝远等人，一见陈独秀到来，即上前迎接握手。相互寒暄之后，陈独秀将潘兰珍——介绍给诸位好友。随后一行人即前往邓家。这样多的人走在一起，尤其是潘兰珍还搀扶着陈独秀走(陈潘二人当时相差30多岁)，难免引来路人的目光。尤其是那些妇女们对着老夫少妻难免指手画脚、议论纷纷。而这一切，却偏偏让迎候在门前的邓仲纯之妻看在眼底，使得她陡生厌恶之情；她认为老夫娶少妻乃是伤风败俗之事，所以不愿让他们住进家门。因此，就在陈独秀夫妇在邓仲纯陪同下，有说有笑地走到家门口时，邓妻却给了一个大大的闭门羹。这令善良朴实的邓仲纯十分尴尬，但他又是个惧内的人，一时却也没有办法。陈独秀此时也是十分狼狈，在他给儿子陈松年的信中，他写到：“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不过幸好得到同乡方孝远一家的接待，临时住了下来。随后又搬到郭家公馆；暂时安顿下来。这些令这位曾见过大风大浪的风云人物也不禁感叹“出门之难如此”。
　　
　　　　由于生活艰苦和环境的不适应，陈独秀发病并住入邓仲纯开办的“延年医院”，此时的邓妻也来照顾陈独秀。邓仲纯乘机劝说其妻。经过一番思想工作，邓妻终于同意让陈独秀搬进邓家住。这样陈独秀总算安顿下来了，虽然是寄人篱下，但总比漂泊好。但矛盾仍未解决，在又一次大矛盾爆发之后，陈独秀最终决定搬家，迁居至鹤山坪杨庆余家中。这其中的缘由还是陈独秀对杨庆余祖父杨鲁承所编撰的《皇清经典》感兴趣，而杨庆余正想找个名人来整理祖父的遗著。两下正好合意，于是杨庆余就把陈独秀请到家中来帮助整理文稿，而陈也正好有个落脚之地。正是在这里，陈独秀度过了自己凄凉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