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炽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在平凡中见出伟大的一生。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心底无私，从不追求个人名利、地位和个人享受，一生为了教育下一代而全力奋斗。

1950年我即到华侨中学工作，60年代又调去教育局教研室，在他领导下工作时间不短，有几件事使我特别难忘：

解放初期他在担任华侨中学校长的同时，在没有副校长的情况下，还兼任汕头市教育工会主席、市委统战部科长，职工学校校长，工作之忙是难以想象的。亏得他埋头苦干，毫无怨言。他充分发挥全校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依靠大家的智慧，使学校各方面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记得50年代有一年侨中校庆，在王义炽同志主持组织下，侨中举行了展览会，共有十多个展室，展出了教师教学研究、师生活动创作等成果，有教具制作、无性杂交、航模等内容，教师书写工整的备课簿也一叠叠展示于众，让学生们从中领略教师教学的认真和辛苦。这个展览在全市引起轰动，时任副市长的张华云也亲自前来参观，对师生们取得的成绩给以极高的评价。此后，侨中被评为汕头地区的红旗学校，在当时汕头市的中学中首屈一指。

他把侨生当成自己的子女，每年无论大小节日都与侨生们一起过，从没有带家属子女出去玩，这使远离父母来祖国读书的侨生们非常感激，几十年过去了，仍感念不已。“文革”过后，回国的侨生都不忘来看望他。有一年，王义炽同志写了20多封信交给侨中一校长到泰国向侨生们募捐修建学校资金，侨生们踊跃捐款，一时间竟筹集了人民币200多万。这是侨生们对母校、对王义炽同志无私奉献的报答。

他不仅对国家负责，对学校负责，还对每一个学生负责。他离开侨中后，有一位姓徐的侨生，因与校外的人发生误会争吵，失手打伤他人，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想指导下，受到过重处理。他多次找有关政法部门，帮助该生落实政策。这件事在侨生中引起很大反响，都感慨学生已离校，国家还这样认真负责到底。这位爱国学生后来回到泰国后还不计前嫌，与其叔叔一起出资到澄海办学。

他对下属的指导是具体而细致的，记得我在学校刚开始学习写工作计划时，他拿去做了详细修改后再交给我，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写好。

他在侨中工作的6年间，为汕头市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为全市中学输送了30多位骨干，一中的陈仲豪、二中的李德纲、三中的廖烈南、五中的洪书德等等，都是从侨中出去的。

1958年他调汕头市教育局当局长，至“文革”前半年为止，没有副局长，他独当一面，凡事亲力亲为，照样忙得不可开交。不仅要应付市里的各种会议，还要听取局里各科的汇报、布置工作，他分身无术，无法一一召开会议，只好把工作意见写在纸上，用字条指挥、安排工作。

他深谙“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个道理，很注意虚心征求和听取各科的意见。他的组织观念非常强，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向当时主管文教的副市长陈谦同志请示汇报，并不是去闲聊或者拉关系，而是去认真谈工作。

他操守好。当时他住在局里，一次家里厨房需要接自来水管，公家要给报销，他坚持不同意。

他生病住院，同志们去看他，他都首先跟人谈局里和各科的工作，最后才谈自己的病。

他从不责备人，总是耐心细致做思想工作。我曾看到他与一位同志长时间谈话，直谈到对方流眼泪；他毫无局长的架子，拿文稿给打字员张忠敏打印时，常常说：“请你……”，很尊重下属。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义炽同志首当其冲被揪斗、隔离审查，当时我们一起被关押在教育局搂下一个房间里，我曾经看到他被叫去讯问回来在门后小便，然后把尿水当跌打药喝下去。

“文革”后，有时我们几个老同事去看他，他的老伴难免要同我们谈及“文革”中被整被打的事情，并对自己当时无辜屡当“陪斗”受尽屈辱耿耿于怀。王义炽同志总是劝她心胸放宽些，不要去计较。

离休后，他的奋斗精神不减，在成立关心青少年工作研究会初期，他靠两只脚，三、四十人一个个走着路上门做工作，诚邀他们加入关心教育下一代的事业中来。

在“关研会"的工作中，他仍然很能接受他人的意见，他是千方百计发挥全体会员的作用，不是单纯为了“管理”、“组织”大家。这是他恪守一生、非常值得敬佩的领导风范。

他对晚辈非常关心，负责。他去北京探亲时，也不忘联络在京的侨中毕业生们，敦促他们成立北京侨中校友会，促使他们互相加强联系，交流信息和经验。

他一生模范执行党的指示。在世时，他就与老伴约定，响应党“殡葬改革”的号召，死后骨灰撒人大海，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他是一个好同志，言行一致。他的一生，不愧“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这一光荣称号！

2002年4月   

(作者系汕头教育学院副教授、原市“关研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