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桂生 :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奋斗一生
王义炽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在平凡中见出伟大的一生。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心底无私,从不追求个人名利、地位和个人享受,一生为了教育下一代而全力奋斗。
1950年我即到华侨中学工作,60年代又调去教育局教研室,在他领导下工作时间不短,有几件事使我特别难忘:
解放初期他在担任华侨中学校长的同时,在没有副校长的情况下,还兼任汕头市教育工会主席、市委统战部科长,职工学校校长,工作之忙是难以想象的。亏得他埋头苦干,毫无怨言。他充分发挥全校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依靠大家的智慧,使学校各方面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记得50年代有一年侨中校庆,在王义炽同志主持组织下,侨中举行了展览会,共有十多个展室,展出了教师教学研究、师生活动创作等成果,有教具制作、无性杂交、航模等内容,教师书写工整的备课簿也一叠叠展示于众,让学生们从中领略教师教学的认真和辛苦。这个展览在全市引起轰动,时任副市长的张华云也亲自前来参观,对师生们取得的成绩给以极高的评价。此后,侨中被评为汕头地区的红旗学校,在当时汕头市的中学中首屈一指。
他把侨生当成自己的子女,每年无论大小节日都与侨生们一起过,从没有带家属子女出去玩,这使远离父母来祖国读书的侨生们非常感激,几十年过去了,仍感念不已。“文革”过后,回国的侨生都不忘来看望他。有一年,王义炽同志写了20多封信交给侨中一校长到泰国向侨生们募捐修建学校资金,侨生们踊跃捐款,一时间竟筹集了人民币200多万。这是侨生们对母校、对王义炽同志无私奉献的报答。
他不仅对国家负责,对学校负责,还对每一个学生负责。他离开侨中后,有一位姓徐的侨生,因与校外的人发生误会争吵,失手打伤他人,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想指导下,受到过重处理。他多次找有关政法部门,帮助该生落实政策。这件事在侨生中引起很大反响,都感慨学生已离校,国家还这样认真负责到底。这位爱国学生后来回到泰国后还不计前嫌,与其叔叔一起出资到澄海办学。
他对下属的指导是具体而细致的,记得我在学校刚开始学习写工作计划时,他拿去做了详细修改后再交给我,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写好。
他在侨中工作的6年间,为汕头市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为全市中学输送了30多位骨干,一中的陈仲豪、二中的李德纲、三中的廖烈南、五中的洪书德等等,都是从侨中出去的。
1958年他调汕头市教育局当局长,至“文革”前半年为止,没有副局长,他独当一面,凡事亲力亲为,照样忙得不可开交。不仅要应付市里的各种会议,还要听取局里各科的汇报、布置工作,他分身无术,无法一一召开会议,只好把工作意见写在纸上,用字条指挥、安排工作。
他深谙“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个道理,很注意虚心征求和听取各科的意见。他的组织观念非常强,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向当时主管文教的副市长陈谦同志请示汇报,并不是去闲聊或者拉关系,而是去认真谈工作。
他操守好。当时他住在局里,一次家里厨房需要接自来水管,公家要给报销,他坚持不同意。
他生病住院,同志们去看他,他都首先跟人谈局里和各科的工作,最后才谈自己的病。
他从不责备人,总是耐心细致做思想工作。我曾看到他与一位同志长时间谈话,直谈到对方流眼泪;他毫无局长的架子,拿文稿给打字员张忠敏打印时,常常说:“请你……”,很尊重下属。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义炽同志首当其冲被揪斗、隔离审查,当时我们一起被关押在教育局搂下一个房间里,我曾经看到他被叫去讯问回来在门后小便,然后把尿水当跌打药喝下去。
“文革”后,有时我们几个老同事去看他,他的老伴难免要同我们谈及“文革”中被整被打的事情,并对自己当时无辜屡当“陪斗”受尽屈辱耿耿于怀。王义炽同志总是劝她心胸放宽些,不要去计较。
离休后,他的奋斗精神不减,在成立关心青少年工作研究会初期,他靠两只脚,三、四十人一个个走着路上门做工作,诚邀他们加入关心教育下一代的事业中来。
在“关研会"的工作中,他仍然很能接受他人的意见,他是千方百计发挥全体会员的作用,不是单纯为了“管理”、“组织”大家。这是他恪守一生、非常值得敬佩的领导风范。
他对晚辈非常关心,负责。他去北京探亲时,也不忘联络在京的侨中毕业生们,敦促他们成立北京侨中校友会,促使他们互相加强联系,交流信息和经验。
他一生模范执行党的指示。在世时,他就与老伴约定,响应党“殡葬改革”的号召,死后骨灰撒人大海,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他是一个好同志,言行一致。他的一生,不愧“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这一光荣称号!
2002年4月
(作者系汕头教育学院副教授、原市“关研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