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炽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回忆早年与义炽同志相处的日子，往事历历，义炽同志和蔼可亲的音容举止，宛若在眼前，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我认识义炽同志是在1943年夏天。那时，我们一同在粤北坪石车田坝的中山大学法学院就读。他念政治系四年级，我念社会系一年级。由于一同参加“春蕾”壁报社，因此同住一座宿舍，过往甚密。

春蕾社是中大地下党领导下，一个跨学院、跨系、跨年级的群众社团。社员约20人左右，主要是法学院和文学院一些进步同学。领导骨干有法学院的涂先求、黄尔铿、王义炽、汪应昌(柏森)和文学院的王昌明、陈汉生等。

“春蕾”每周在法学院出版一期综合性墙报，内容都是宣传抗日、评论时局的文章。义炽同志是“春蕾’’的主要撰稿人，他写的多是时事述评，也写过不少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传播革命理论的杂文，很受读者欢迎。当时，法学院的“春蕾社’’是影响比较大的进步社团。

车田坝地处南岭之颠，武水之湄，到处是崇山峻岭，法学院的校舍就建在东田坝山上的松林里，师生生活环境极为艰苦。我们住的是被称为“竹骨坯挡，杉皮盖顶’’的木屋；吃的是粗茶淡饭；夜里点的是昏暗的菜油灯。义炽同志工作积极，学习勤奋，经常在深夜秘密阅读革命书刊，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冬天，山上到处结冰，深夜里寒气逼人，义炽同志总还在为“春蕾”撰稿。这期间我和义炽同志朝夕相处，实在得益非浅。

1941年夏天，日寇发动湘桂战役，粤北一片混乱，学校仓惶迁徙，学生四处逃亡。我在地下党领导下秘密到东江纵队解放区去，因此离别了义炽同志。

阔别数载，1948年，我又在汕头和义炽同志相遇。这时，我正在为失去党组织的联系，傍徨不知所措，是义炽同志为我取得了组织联系。1949年初，我又在义炽同志联系下参加了汕头地下党第二工作团，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秘密从事迎接汕头解放的准备工作。

1949年夏天，义炽同志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他经受过敌人多次审讯。他始终坚持革命立场，不但没有泄漏党的秘密，而且从敌人的口中，觉察到敌人正在监视地下党的一些同志，他及时通过探监的同志将情况转给党组织。因此，使一些已暴露的同志(如王逸之同志等)得到及时安全转移，没有暴露的同志得以继续坚持斗争。他为汕头市解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后来，由于他坚持革命立场，敌人又没有掌握到具体证据，在各方面营救下，义炽同志终于平安出狱了。

他离休后虽年老多病，但仍然日以继夜，孜孜不倦，为关心教育青少年一代忘我工作。

最后在家养病阶段，他经常邀我到家中叙旧。有时纵论时事，他仍然意气风发，谈笑风生，一如既往，胸怀坦荡磊落；谈及病情，他总是笑对人生，认为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始终抱着革命乐观主义思想。他是我的老同学，老同志，也是我的良师益友!

义炽同志虽离开我们，但他为革命鞠躬尽瘁，敦厚朴实的革命风范，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2001年11月3日

(作者系广东金山中学离休老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