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一：可亲可敬

王老局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汕头市教育界人们对王义炽同志的尊称。我记得当时教师们彼此之间在谈到他的时候，都是这样称呼的。我猜想，教师们主要是从他和蔼的形象和平易的待人来界定的。

我与王局长之间只是教育局领导与一个普通教师的关系，谈不上亲密，也并不疏离，但我心里对他总是怀着敬意——

1962年春，我从广西农学院调来汕头市直属机关文化学校大专班任教。在同事的交谈中，我了解到王义炽同志和他二个兄弟以前在国统区白色恐怖时期，坚持地下斗争，为潮汕的解放立下了功劳。恰好我的校长张文序同志(已故)也是一位老革命。当时我与张校长各住办公厅东边用木板隔成的总共只有十五、六平米的两个小房里，晚上时常可以隔屋交谈，久而久之，我对王老局长从事地下党斗争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使我对王老局长光辉的一生油然产生敬意。

王老局身材不高，宽厚的肩膀，略方形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给人一种亲近感。那个年代，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经常召开全市教工大会。记得王老局在作报告时，不是提高嗓门，声嘶力竭板着面孔说教，而多是摆事实、讲道理，时而严肃、时而放松，张弛自如，从容不迫，丝丝人扣，贴近台下听众，很有感召力。照常理，感召的力量总是胜过教训人的说教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教师们的神经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王局长所作的报告却让人可以接受。王老局可亲，因而可敬!

印象二：深入群众

王局长离开我们快五年了，但有一件事却让我永志不忘。那时1979年我在第四中学任教时与王局长唯一的一次交往——为做好首次调资工作，他亲临我家作调研。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68年文化大革命翌年，我被下放到揭阳东径“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废品”锻炼成材，而原来的学校已人走楼空，就分配我到第四中学(当时为重点学校)任教。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正在此时，王老局长回到教育局领导岗位上。

1979年，为改善教工生活条件，破天荒大面积调整工资，幅度为40％。二十多年来，教工们的工资原地踏步，提薪的消息披露后，大家欣喜雀跃，那种高兴劲，怎样形容都不为过。高兴之余，人们的心情开始紧张起来，因为将有60％的人不可能进入调整范围，是你、是我、是他?谁都没个底。那时升一级工资，少的几块，多则十几块，以现在的眼光来观照，真是微不足道。但在那时，对于我们这些穷怕了的教师来说，却是天大的事情。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大家都在想着这一级工资。个别生活好过一些的，也把它看作是领导对自己教学工作和个人的总评价而颇看重这一级工资。总之，各有各的想法，情况极为错综复杂。

当时作为教育局主要领导的王局长，重任在肩，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要做好这项工作，其压力可想而知。

记得在全市学校中，四中是情况最为复杂的学校之一。四中的领导反复做了不少工作，还是把握不住，40％始终决定不了，只好把矛盾上交。

作为局领导，王老局深知此次调资的重大意义：工作做好了，就能调动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使横遭“四人帮”摧残的汕头教育事业得以恢复和发展，承担起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急需人才的重任；如果工作不深入或有所闪失，则会适得其反。王老局接到四中领导上交的问题之后，不是层层开会听汇报反映情况，而是亲力亲为，深入四中教师群众，做调查研究工作。我正是他亲自调研的对象之一。

二十多年过去了，往事依稀，记忆很是模糊。我又没有记日记的习惯，王老局当时到我家具体是那一天、有没有事先通告预约、调研的细节如何、谈及哪些人和事，我实在记不清楚了，诚是憾事。我只记得当时送他老人家下楼时，走在年久失修的吱吱呀呀的木梯上，一股感激之情在我心头涌起。至门口，招手告别，我目送着他的背影缓缓离去。

2002年2月22日

(作者系汕头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