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炽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将近五年了。他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一辈子，把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党的教育事业。他的逝世是党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他是党的好儿女，好干部，好的教育领导者。他的逝世使我悲痛万分，我深深地悼念他，怀念他。
1954年我从华南师范学院毕生分配到汕头市华侨中学工作，第一个接待我们的是王义炽校长。他那真诚、谦逊、朴实、热情的领导风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初到侨中，我除了任高中物理课外，还兼任教工团支部书记、工会副主席，与王校长常有接触。他知道我在华师时是建党对象，就经常教育鼓励我，要我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教好功课，团结教师，争取早日入党。不久，党支部吸收我为共产党员，他和郑崇学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王义炽同志一向重视发展党的力量，吸收先进知识分子入党。解放初期，汕头市教育系统只有3个共产党员，以后不断发展壮大，至1955年市内片支部就发展了10位同志入党，1956年又发展了一批品学兼优的高中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给师生教育鼓舞很大，师生中政治热情高涨，争取进步，积极向上，讲政治，讲正气蔚然成风。
重视培养提拔使用干部，是王义炽同志另一领导特点。他在侨中任校长时，始终把培养干部视为己任。他牢记“夺取政权后，干部决定一切”的名言哲理，任校长7年，在他领导下的干部教师先后提拔为校长、主任的有李德纲、陈仲豪、廖烈南、吴学清、黎宗尚、王林伟、郭川楫、姚祥礼、洪书德、林卓群、蔡莺跃、郑崇学、陈君刚等十三人。1956年下半年由于党的工作需要，他被调任汕头市市委文教部(宣传部)担任副部长，1958年调任汕头市教育局局长。王义炽同志在这段期间除了抓大政方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外，仍然把培养提拔干部当为主要工作来抓。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至文革前1966年上半年，仅中学和市教育局的干部提升为校长、科长、主任(含副职提为正职及人事秘书)以上干部，就有71人，这也是“文革”中他被“批”“生了一大批‘黑蛋’”的来由。
王义炽同志提拔任用干部，始终坚持党的德才兼备、用人唯贤、公道正派、搞五湖四海的原则，反对用人唯亲、拉山头、搞宗派，搞歪门邪道。他与这些被提拔的干部之间，只有秉性的相通和工作上的联系，绝没有庸俗的互相吹捧或任何经济上的来往。
王义炽同志清正廉洁，从不接受送礼，这在教育界众所周知。五六十年代，他朴实无华，生活俭朴，上下班全靠一辆旧单车；1978年复职后，他还是朴素如前，虽时有下属、教师送礼，但他从不接受，有时的确推辞不了，他便过后叫孩子上门送回，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
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维护工人法定权益的机构，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纽带。王义炽同志一向很重视教育工会的工作，他经常关心过问工会工作，告诫教育工会应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结合工会特点来开展工作，提高职工思想，帮助职工解决问题。他始终坚持把工会工作掌握在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思想觉悟高、政治可靠的人手里。56年以前，他亲任教育工会第一届主席，工会改选后，他推荐陈长泽和陈仲豪担任工会主席。教育工会的工作很出色，在学校中作用显著，威信较高。“文革”后恢复了工会，陈仲豪同志仍任教育工会主席，同时还有一批业务骨干为工会委员。当时工会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倾听群众呼声、关心职工疾苦，以及坚持“学校以教学为中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卓有成效。陈仲豪调往汕头大学后，义炽同志便叫我接任市教育工会主席。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以及全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教育是个重灾区。王义炽同志是汕头市教育系统重中之重的受害者。他被残酷迫害批斗到临死欲绝的地步。在被囚禁期间，有时抓紧机会打太极拳锻炼身体也要遭到毒打……。无中生有的“假党员”、“叛徒”、“走资派”等问题，直至“四人帮”倒台当年，还使他得不到“解放”。“文革”中后期，一批批干部被解放安排工作，对王义炽同志的监管也松了些。我当时在市委机关工作，曾有几次他到我寒舍，向我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及征询我的意见，与我交换看法。以后随着全国形势的好转，他的申辩才有了结果，最终得到解脱，官复原职。
1978年，王义炽同志重新走上教育局局长的岗位。他对批斗过他的人，不介意，不计较，不计仇，一如既往善待这些人，体现了一个领导者的海量胸怀。“文革”后的教育千疮百孔，拨乱反正要抓主要矛盾。王义炽同志除了抓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外，还以主要精力抓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当时成立了二个以中小学校长、主任科长为主力的落实政策办公室，对全市近500名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干部和教职员工公开平反，给教育系统200余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予以摘帽改正，把他们从政治枷锁中解放出来，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教师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王义炽同志还抓紧提拔安排使用被耽误的德才兼备的好干部。首先恢复已经平反的同志的职务，继而对一批长期受到打击压抑的老同志如吴明静、杨方笙、李德纲、沈思明、刘永卿、张文序、郑甫洛、张声武、沈观瞻等等加以重用，使他们相继走上领导岗位，重新焕发出生机活力，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义炽同志是领导班子的好班长。复职后，市教育局有八九位书记局长，原有的政见、认识、感情，都可能在领导干部会议上自觉不自觉地进发出来。开党委会时常有争议。王义炽同志以好班长的姿态充分发扬民主，不持己见，不感情用事，勤做个别工作，求大同存小异，常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这是王义炽同志善于团结干部爱护干部、胸怀开阔的具体体现。
王义炽同志67岁才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但他退而不休，倡议成立汕头市老干部关心青少年工作研究会，亲任会长。工作起来，有时比任局长时还忙，伏案时间更多。爱人有意见，亲朋劝他不要太忙，过悠闲一些，但他一如既往把教育青少年的重担挑起，累得他几次住院。
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还重，这是王义炽同志又一美德。他当领导无架子，关心群众，平易近人。他在侨中时经常家访，在局里经常与干部促膝谈心，就在九十年代初期，70多岁高龄的老局长还到侨中宿舍挨家挨户访问老侨中的教师，使老师们感激不已。92年我生病住院，他特地找专家，请他为我好好治疗，还经常打电话向医生了解我的病情，关心备至，使我感激至极。而他自己在最后时期病倒时，却不愿多麻烦组织，多麻烦家人，而选择了没有多少抢救条件的家庭病床。我两次劝他去医院住院，他都婉言谢绝。97年9月中旬，我到他家探望他时，看见他与爱人各自躺在床上吊液，此时此景，催人泪下。
王义炽同志不幸已仙逝，他的精神永垂不朽，他那崇高的革命品质永留人间。
老局长，王义炽同志，安息吧!
2002年2月
(作者系原市教育局副局长，汕头市七届政协委员、教体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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