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鲍国宝先后担任华北电力公司总经理、燃料工业部华北电业管理局局长。那时候，百废待举，经济建设需要电力先行。他重点负责华北地区电站、电网的修建工作。1950年，大同煤矿恢复生产急需电力供应，他迅速组织技术骨干修复了大同发电厂。1950年8月，鲍国宝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局长兼修建司司长，主要协助苏联专家对东北地区抚顺、阜新、富拉尔基3个电厂的恢复装机，督办由苏联援建的太原、郑州、西安、重庆、乌鲁木齐5个电厂的重点工程。

    1955年9月，鲍国安担任电力工业部技术委员会专职副主任(主任由部长刘澜波兼任)，他在负责组建技术委员会和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的过程中，注重发现和培养电力工程人才，为发展我国电业提供了人才资源。1956年1月，鲍国宝参加了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与会者，给鲍国宝极大的鼓舞。之后，他不辞劳苦，对全国的水电资源进行调查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与全国电力工程方面的专家、教授一道，为发展我国的电力工业出谋献策。1957年，他参与选址建设江西省上犹江水电站，到广东省指导流溪河水电厂和新丰江水电厂的筹建工作。1959年，水利部和电力部合并为水利电力部，鲍国宝担任该部的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主持编制我国电力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并主持《电力技术》杂志的编审工作。为保证这个部级综合性技术刊物的高质量，他一丝不苟地审稿、校订，使这个杂志对指导全国电力建设起到很好作用。

    上世纪50年代是鲍国宝最有作为的时期，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二届和第三届代表。他满腔热情地工作，努力实践自己用知识报国的愿望。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他受到诬陷，被批斗、隔离审查达三年之久。1971年他到了河南省驻马店平舆“五七”干校。这时，他的身体极度虚弱：贫血、前列腺增生、疟疾、心力衰竭，在菜园里劳动时，常常会不自觉地倒地睡着。

    1972年，在家属的要求下，他被送回北京，在协和医院做了前列腺的手术。手术前，他为有些电网的不良运行而担忧，手术后还迷迷糊糊地说着一些关于电网的话，待身体稍微好转，就跑去图书馆，翻阅最新资料，了解国际电力技术新进展和各国发展电力事业的方针政策。尽管当时对他的政治审查还没有明确的结论，但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发展我国的电力工业和能源问题。他写出了《建议利用天然气和石油作为发电的过渡能源》、《远近结合地利用各种能源发电，加快电力工业的发展》、《燃气轮机的发展现况和前景》、《第三世界国家地热电厂蓬勃发展》、《西德的能源技术政策》、《美刊报道煤炭地下气化有成功希望》等一系列文章，陆续呈送给部领导，希望能引起领导对能源建设的关注。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鲍国宝被聘为电力部技术委员会顾问。这时候，鲍国宝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但他老骥伏枥，参与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1900～1995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翻译工作，参与《物理学词典》、《中外科学词典》的编译工作。1978年10月5日他因患脑癌在北京逝世，去世前，留下一批译稿和写给编辑部的信函。

    1994年，鲍国宝的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认定，鲍国宝在全国解放前夕接受我地下党任务，在组织领导护厂护产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可按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对待，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48年10月1日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