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左叶将军历程

左叶(1910～1992)，老井冈出身，八路军团长，四野师长，因宋庄战斗和左叶事件而闻名。

　　像很多革命者一样，“左叶”这个名字只是他的化名之一，他原名是左宝叶，后来还用过左翼、左一、左岳、左卒，1932年开始用左叶的名字。他是江西永新人，1912年生，家里是个佃农，自幼在乡劳动，也上过私塾，后来出去当工人，备尝生活辛苦。1926年在吉安参加工会，1927年回乡任暴动队长，秋收起义后的10月，在永新县黄土坂加入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随军上了井冈山。因为他识字，很快当上了排长、连副指导员。在1928年4月加入共青团。 　　1931年，他调到瑞金红军学校任政治协理员、营教导员，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瑞金全国总工会做过一段时间的干事。1933年秋红军工人师成立后，调任该师副官长。工人师后改番号为中央警卫师、独立第二十三师、国际无产阶级师，他担任过师侦察科长兼通信科长、国家保卫局驻师特派员兼军事裁判所所长，参加了历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9月，红八军团长成立，调任军团后勤部长兼供给部长、政委。在长征中负责后卫的红八军团面临覆没危险的关键时刻，左叶果断制止了分散突围的错误行动，组织仅剩的警卫后勤部队，扔掉辎重、编挑夫入红军，一举突破湘江防线，拼死追上主力红军，已经与中央失去联系的红八军团，在重围中能够奇迹般地渡过湘江，被与李德争论的毛泽东列举为红军有战斗力的明证。后改任红五军团后方队列勤务参谋、后勤部长，在军团长董振堂的身边又颇得积极防守的真传，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随红五军团（改番号为红五军）调进红四方面军，因为在讨论会上反对张国焘的南下路线，被降职为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长。后来又担任过金川独立师参谋长、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政治部侦察科、西路军教导团教育参谋，西路军失败后只身回延安。 　　左叶的经历，使他在两个方面军的人物志上都榜上有名，不过这也不罕见。有老人回忆说，左叶确实是文武双全，都有一套，干啥精啥，但是做事太“冲”，又不会说话（被降到宣传科长，就是有人故意想让他多说话，说错话，好整他，幸亏有人出主意，说让你的宣传队长说话去，才逃过这一劫）。大概是这个原因，所以左叶虽然是井冈山下来的，带过兵、干过政工、搞过后勤、搞过教育、做过保卫，行行有经验，可就是“上不去”。 　　抗战爆发时，左叶还在去延安的路上。由于他遇到了一个姓郝的前清官员资助，行程比起讨饭的那些同志要轻松一些。1937年11月到延安后，他被安排到军委参谋训练班学习，1938年3月毕业后任八路军炮兵团参谋、参谋长，9月代理团长。有个曾任红一军团国家保卫局通信班长的刘瑞德，在长征后与部队失散，抗战爆发后到延安归队，派任炮兵团特派员。但左叶认为他当初是开小差逃跑的，认定他是特务，处处防范。一次因为调防，二人发生冲突，左叶向刘瑞德打了一枪，没有击中。炮兵团党委把左叶绑送到延安由发落。经林伯渠裁决，此事就此作罢，左叶送马列学院学习。但左叶不愿意去，就安排在八路军副官处南七里铺军民客栈当了副主任。刘瑞德后来在整风运动中自杀，当时他坦白自己是特务，说只有左叶看破了他，但是整风那个时期的文字材料，是真是假，实在是难以分辨。

后来左叶还是进了抗大，1941年初提前毕业，调到冀中军区七分区第十七团试任副参谋长。第十七团团长闵洪友、政委姚国民，政治部主任孙洪志，是冀中第一批整编四个主力团之一，以擅长伏击战闻名。左叶刚回战场，有些手生，1941年8月2日，指挥部队在安国县马阜才伏击日军第十五师团第六十七联队松尾大队时，由于侦察失误，虽然击溃了日军，但是团第二营营长刘鸣琴阵亡，部队伤亡一百七十余人，气的团长闵洪友连饭都不吃，左叶也只等着挨批。但是军区情报显示松尾大队伤亡达四百余人，便给十七团发了嘉奖令，随后，晋察冀、太行八路军总部和延安军委接连发来贺电，才让左叶松了口气。 　　

1942年2月，左叶出任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第二十二团团长。二十二团是军区基干团，政委梁达三、总支书记贺明，辖有四个步兵连，一个警卫连，一个侦通连，警卫连里有迫击炮和重机关枪各一个排，算是冀中素质最好的团队之一。当时没有团长，左叶在军事上负总责，后来升任团长。在冀中，左叶最得意的战斗方式就是伏击。5月13日，左叶亲自侦察后，率两个连在无极县小吕、王村伏击了伪真定道县长参观团，毙伪真定道尹（？）及伪军指挥官，伤护卫部队指挥官日军骑兵第一一零大队长加岛武以下日伪军一百八十余人，自己无伤亡。6月7日，又以三个连（二十二团两个连，十七团一个连）及几个地方游击队在深泽县南北宋庄设伏，打伤了率三十多个骑兵进村的日军坂本支队长坂本吉太郎大佐（二十六师团独立步兵第十二联队长），又顶住了日伪军两千余人的围攻，以亡32人、伤41人的代价，毙伤日伪军三百余人后突围而去。（此处取吕正操的说法，左叶回忆是毙伤日军九百余、伪军二百余，但两人均未声称击毙坂本支队长，宋庄战斗日本战史是伤亡53人）。1942年日军大扫荡，第二十二团作战八十二次，毙伤日伪军二千四百人，自己只伤亡了二百余人，全团从日军扫荡前的655人增加到1025人。 　　

日军大扫荡使冀中军区部队难以立足，撤到北岳山区。一次赴军区开会，看见聂师养的狼狗，便拔枪打死一条狗。还大义凛然的说:“我们在前方吃黑豆,这狗养得这样肥,今天中午吃狗肉。”气得一向绅士的聂帅不由得破口大骂（好象是聂帅唯一一次这样骂人）。不过骂归骂，中午，狗肉还是端上左团长的餐桌。后第二十二团与第二十六团、第十七团重新整编为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第十七团，左叶任副团长，后来升任军分区副参谋长（一说曾任第一二零师副官长，未找到确实证据）。

　　抗战胜利后，他率军去东北，担任民主联军辽西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四平保卫战（二战四平）时是四平城防副司令。后任第三纵队第八旅旅长、第八师师长。1948年4月，任独立第二师师长及营口卫戍区司令（新的独立第二师，政委曹传赞、副师长师建章、参谋长柴谦，老独二师已经编入五纵）。当时东野的独立师长里，颇有些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三个时期都是师级的干部，除了左叶，还有陕北红军出身的“黑狸虎”王兆相。10月间，独二师参加辽沈战役，在台安打虎山阻击廖耀湘兵团东逃。面对第七十一军、第四十九军的轮番进攻，左叶打的不轻松，还把夸大敌情作战不力的第五团团长撤了职。最后，独二师以白刃战完成了阻击任务，当第十四师、一零五师、骑兵第三旅三面合围过来时，左叶率部在蒙古骑一师王海山接应下趁夜撤到盘山。这时，东野作战处长苏静带着个重炮连前来督战，协商后独二师主动出击，重创第四十九军郑庭笈部的前卫部队。交战中第四十九军发现共军有重炮（有人说是美式M-114 155MM榴弹炮，不知道有什么证据），以为前方是共军主力部队，连忙上报，廖耀湘由此错误判断去营口的道路被截断，决定退回沈阳。有些人认为，这是辽沈战役中最有戏剧性的一个瞬间。随后，独二师参加了进攻营口之战。 　　1949年入关后，历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军第一五四师师长、第一二一师师长、中南公安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五十四副军长等职，后来调到地方，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55年在北京，因修战备公路与当时的国防部长彭总大吵一顿，因此也失去了获得军衔的机会，否则至少是少将。

编辑本段左叶事件

50年代，左叶到北京任农业部部长助理。在现在流行的文字中，左叶以善战闻名，不过在五十年代，他到因为“官僚主义”“火”了一回。 　　

1957年4月17日，到访北京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刘少奇陪同下前往参观农业博览会，左叶也作陪。在场摄影记者们想照伏刘两人照，但左叶寸步不离，摄影记者取不到好镜头，就请他离开一下，还有记者动作比较粗鲁的拉了他。左叶认为陪同贵宾是职责所在，牛脾气上来，对记者说了些“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在挤就赶出去”之类的话，让在场记者一片哗然。由于当时正在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记者纷纷发文指责左叶的做法。5月7日，《中国青年报》率先发表《部长助理和摄影师》一文，描述了以下细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某摄影师拉了挡住镜头的部长助理一下，请他让开一点，部长助理扭过头来骂道：“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接着，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同志又向记者们说：“你们别挤了，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并说这是“传达别人的话”，即传达部长助理的话。文章认为这里说的“你们”，是骂了所有在场的记者，文章还不指名地批评了左叶，说他“任意侮辱人是很不道德的”。还说：“近来记者们在采访活动中受到的无理的限制、阻碍是很不少的，这几乎成为北京新闻界的一种苦恼。”随后，上海《文汇报》发表北京专电《新闻记者的苦恼》，公开点了左叶的名，还报道了记者们在日常采访中遇到一些障碍。同时，《文汇报》配发社论《尊重新闻工作者》。这篇社论说：“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国民党在重庆、南京的年代时常封锁新闻，设新闻检查机构，甚至殴打、逮捕、处死新闻记者。记得采访‘国民参政会’新闻，记者们也曾受过搜身以及参政员走大门、新闻记者走旁门的伤害人权的污辱…… 我们人民政权是尊重新闻记者的。但是把新闻记者看作讨厌人，防范而不是合作，卑视而不是尊重，种种旧作风还是存在的。这证明了人的思想意识的改变确是落后于经济制度的改变，即上层建筑的改变落后于经济基础的改变。”《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要学会尊重人》的文章和《官僚架子滚开！》的诗，并配发了讽刺漫画。其他不少报刊，如《工人日报》、《新民报·晚刊》、《大公报》、《解放日报》等，也都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左叶，并就此事发表意见。《文汇报》等不少报纸还报道了一些地方的记者纷纷举办座谈会，揭露记者采访时受到官僚主义的阻碍，受到种种限制的情况。武汉、广州、重庆等地的记者就左叶事件提出抗议。5月10日人民日报也发讽刺诗配画《官僚架子滚开》，等，一些报道中将左叶的发言传成“你重要还是我重要”之类令人难以接受的文辞，使“左叶事件”成为新闻界一时关注的焦点。但是不久后六八社论发表，整风成阳谋，左叶事件被定性为“客观上替右派分子推波助澜”，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的社论《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这篇社论定调说：右派分子向我们的党和国家猖狂进攻的时候，巧妙地利用这个事件，从新闻战线上放出一支毒箭。身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的邓拓作总结发言，称“不能孤立地看这件事情”，并为“左叶事件”定了性：大家知道，这件事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加以夸大渲染，借以发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它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一些记者被打成右派，新华社并发专稿《新闻工作者协会调查证明：“左叶事件”报道失实》，人民日报还为此专发了社论。左叶自己恐怕也想不到，会以这样一个形式闻名全国，而且波及到这么多人。 　　此后，左叶调任农业部机关总支书记兼人事司长，文革中遭到迫害，复出后任重庆政协副主席、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农业部顾问。1992年7月4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