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骨灰安放的曲折经过

　　1966年8月下旬，林彪一伙炮制了所谓的“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把矛头直指贺龙。1967年1月20日凌晨3时，周恩来派专车把贺龙夫妇秘密迁到了京郊西山。但2月中旬，林彪一伙指使两个人分别写了一封诬告贺龙的信蒙蔽了毛泽东，“贺龙专案组”最终成立。

　　被停45天的水源，贺龙的糖尿病日益恶化却得不到最基本的治疗。1969年6月8日，贺龙出现了糖尿病中毒现象，而危害糖尿病患者生命的葡萄糖整整输了一夜。拖到6月9日，下午1时30分才开始会诊，会诊医生却见不到病人，15时零9分贺龙终于含冤去世，时年73岁。 神秘火化

　　1969年6月9日晚，一辆灵车向东奔驰，灵车上只有驾驶员和八宝山殡葬处的彭志刚、火化厂王锋，执行的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政治任务”。

　　彭志刚和王锋从车上取了担架迈进大门，遗体已用白布单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两头用绳子扎得紧紧的。遗体抬到灵车后部，几个军人也坐进了灵车。灵车在前后两辆军用吉普车的“保护”下向八宝山开去。

　　已近子夜12时，灵车在八宝山火化车间门口停下来，彭志刚等三人把贺龙遗体抬进车间后退出。为了保密起见，各业务环节的人是不让互相照面的，火化的人不知道是谁接的尸，烧的是谁；收骨灰的人不知道是谁的骨灰，什么时候烧的；接尸的人不知道是谁烧的，骨灰存放在哪里。几个军人把骨灰袋扎好放入车内，消失在夜幕中。

　　6月11日，两个军人来到八宝山业务科办理骨灰存放手续，骨灰证上写的死者名叫王玉，点名要将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工作人员见这个骨灰盒是最廉价的一种，揣摸死者可能是个平民百姓。可奇怪的是每年的清明节，唯独这个骨灰盒从未有人祭扫，孤独地呆在最底层。

　　1975年6月初的一天，八宝山业务科来了两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一个是军委办公厅的石科长，另一位是中央专案组一办的同志。中央专案组的人取出一张写有姓名为“王玉”的骨灰证，工作人员从架子最底层取出一个骨灰盒。

　　石科长快步迎上来接过骨灰盒，中央专案组的人要求他写个字据。石科长写下一行字：“今收到中央专案组一办交来王玉（即贺龙）骨灰”，工作人员这才知道骨灰盒的真实主人，惊得良久合不拢嘴巴。石科长捧着贺龙的骨灰盒走进第一休息室，把骨灰倒进红绸布袋里，把骨灰袋叠好放进一个高级领导人用的楠木骨灰盒。这时，贺龙的亲属们缓步向前，在贺龙骨灰盒前列成一排，呜咽声响成了一片。 战友送别

　　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参加安放仪式的300多位领导人陆续到来，以老将军居多。许多老同志在家人或警卫员、秘书的搀扶下挪进了大厅，在座椅上休息。鉴于周恩来已患病住院，中央没安排他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但在仪式开始前，人们突然接到通知说周总理已抱病从医院过来了。周恩来来了，左臂上戴着黑纱。又瘦又黑，叶剑英迎上前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问：“总理，您身体不好，怎么出来了？ ”周恩来点点头，疲倦的脸上现出一片悲哀：“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这次我哪能不来！ ”周恩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在签到簿上勉强地写了自己的名字，因为手抖得厉害，他签的字像无数个珠子串起来一般。

　　周恩来知道薛明在第二室，便向那里走去。薛明见到总理如见亲人，扑过去紧紧拉住周恩来的手叫了声：“总理……”就泣不成声了，周恩来眼含热泪，嘴唇颤抖着，强忍着悲痛，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来晚了，我来晚了……”在场的人们忍不住落下泪来。

　　骨灰安放仪式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致悼词。周恩来缓步走到话筒前，他拿着薄薄的一张讲稿，像举着千钧重物一样手抖个不停。人们从总理衰弱的声音里听出了他在哭。周恩来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邓小平宣布向贺龙致哀，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当人们抬起头时，惊异地发现周恩来再次向贺龙遗像弯下腰去，据薛明回忆，总理是鞠了8个躬。这可能是象征着八一南昌起义，周恩来与贺龙在战斗中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