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剑英同志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多种形式的斗争。1967年2月，他和几位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强烈谴责林彪、江青等人乱党乱军、迫害干部、破坏生产的罪恶活动。他拍案痛斥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罪恶行径。叶剑英等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被诬蔑为“二月逆流”，但正如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后来所说，这不是什么“二月逆流”，恰恰是“二月正流”。1971年9月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他重新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稳定当时军队和国家的局势起了重要作用。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他全力支持先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同他们一起为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了艰苦的努力。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这个危急时刻，叶剑英同志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十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叶剑英同志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坚决主张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主张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他从1978年3月到1983年6月的五年间担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他对拨乱反正、制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和政策，对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对健全民主与法制、选贤任能等方面的工作，对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叶剑英同志在1979年1月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告台湾同胞书》，又在1981年9月发表了著名的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九项具体政策，并且向台湾的国民党人提出了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这些政策和建议正在发生愈来愈大的影响。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成为叶剑英同志一生未了的宿愿。
叶剑英同志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历史阶段。他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坚持真理，随着历史的潮流不断前进。在对敌斗争、党内斗争和各种严峻考验面前，他置个人得失于度外，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有胆有识，深谋远虑，缜密周到，实事求是。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敢于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作出正确的决断，显示了他的坚强的党性、非凡的机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他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范，顾全大局，团结同志，豁达大度，宽厚待人。他谦虚谨慎，有很好的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他好学深思，锲而不舍，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才能。他又是一位诗人。他重视现代科学，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叶剑英同志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应当永远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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