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藏经》的基本构成
《大藏经》被称为佛教典籍丛书，又称“一切经”、“契经”、“藏经”或“三藏”。内容包括经、律、论三大部分。佛教的创立和最初的传播有其特殊的环境与方式。释迦牟尼的弟子们通过“结集”［1］的方式，形成后世公认的经、律、论内容，这是佛教“三藏”的最初来源，也是《大藏经》的基本内容。后来又发展为卷帙浩繁的四大部类。原始佛教分裂以后，各大派别大多编有本派的《大藏经》，但是只有上座部的“三藏”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其他部派的典籍除了在汉文译本和藏文译本中保存一部分外，基本上都已散佚。
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日文和巴利语系等七个系统。此外还有契丹文《大藏经》的刻造。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直接从印度梵文中翻译过来；一部分是翻译了汉文佛典；另一部分则是藏族自己编写的。但按照传统可以把藏文《大藏经》划分为《甘珠尔》（bkav vgyur）、《丹珠尔》（bstan vgyur）和《松绷》三大类。
藏文《大藏经》的《甘珠尔》主要由七个部分组成，而《丹珠尔》一般分为十八个部分组成。与汉文《大藏经》相比，藏文《大藏经》中除了收录佛教的经、律、论之外，还收有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等等，几乎囊括了藏族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知识。
二、藏文《大藏经》的产生
藏文《大藏经》的产生与早期佛教传入吐蕃以及译经事业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藏译佛教典籍绝大部分是在藏传佛教前弘期和后弘期翻译的。佛教翻译师们把梵文、汉文、象雄文、于阗文等佛教经典和论著译成藏文。
赤松德赞时期的译师噶哇贝赛和昆鲁易旺松波等人把保存在登迦宫的所有《甘珠尔》和《丹珠尔》收集起来，整理成《登迦目录》，这是藏族历史上第一次对藏文佛典所进行的编辑整理，《登迦目录》是第一本藏文《大藏经》目录。后来，在赤德松赞时期，译师却吉宁波和德哇纳扎等人把存放在钦朴宫的所有的《甘珠尔》和《丹珠尔》收集起来，编成《钦朴目录》。此后，又将旁塘宫里的《甘珠尔》编成《旁塘目录》。这就形成了早期藏文《大藏经》的三大目录。
元皇庆元年（1312），仁宗皇帝邀请纳塘寺的格西恰格巴巴格什前往蒙古地方传教，格西到达内地之后，为其上师迥丹热赤提供了许多汉地的笔、墨、纸张等工具。于是迥丹热赤等高僧用这些笔墨纸张将前藏、后藏和阿里等地的所有《甘珠尔》和《丹珠尔》收集在一起，校对、抄录、分类编排，汇编成一套完整的藏文《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并存放于纳塘寺，这是第一套藏文《大藏经》。自从纳塘寺手抄本藏文《大藏经》面世以后，藏族地区以此手抄本为蓝本，传抄之风顿起，各地方势力均以聘请知名高僧大德缮抄《大藏经》为功德。其中以蔡巴万户长贡噶多杰最为有名，他用重金聘请著名学者布敦仁波切主持校订了纳塘本《大藏经》，编订了《蔡巴甘珠尔》、《夏鲁丹珠尔》。
此后，经藏族各地辗转抄写，又有仁布、泽当、贡噶和江孜等不同版本的藏文《大藏经》相继问世。此时的藏文《大藏经》全部都是手抄本，还没有木刻本。木刻版藏文《大藏经》是直到明朝才正式开始刻印的。后来，随着藏传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木刻雕版印刷空前兴盛，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较大的寺院中都设有印经院，大量印刷藏文《大藏经》等佛教典籍。因此藏文《大藏经》的版本很多，形式各异。
三、理塘版《甘珠尔》大藏经的版本
藏文《大藏经》可分为石刻本、手抄本、木刻本三种。所谓石刻本藏文《大藏经》，就是用铁器将藏文《大藏经》全部镌刻在石头上的一种特殊的经书，通俗的说法可以叫作石头书。多勒石经墙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全部镌刻，其余多处石经墙只刻了《甘珠尔》部，这类石经墙除了刻下《甘珠尔》部外，还重复地镌刻了较实用或重点的佛经。石经墙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每处石经墙中都雕刻着醒目的所刻佛经目录和上千种精致神佛像。
目前知道的《丹珠尔》手抄本有纳塘、蔡巴、夏鲁、昂仁、乃东、罗沃、第司、颇罗鼐、熙噶、巴塘、明正、八世达赖金银等七宝写本、夏马曲扎写本和司都·却吉穷乃写本等等。但是，到底有多少《大藏经》写本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此外，布顿大师于1322年完成的著作《布顿佛教史》（又译《善逝教法源流》）末尾所附的藏文《大藏经》目录，是现存最早的藏文《大藏经》经论目录之一，它在梵藏佛典翻译、藏文《大藏经》史以及藏文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流传至今的藏文《大藏经》大部分是木刻本。到目前为止，《甘珠尔》木刻本主要有14个版本，即永乐版、万历版、理塘版(也称丽江版)、北京版(也称康熙版)、卓尼版、德格版、纳塘版、拉嘉版、库仑版、拉萨版、昌都版、拉卜楞版等等。其中永乐版《甘珠尔》是目前公认的最早的木刻版藏文刊印本。而《丹珠尔》木刻版只有北京版（康熙版）、卓尼版、德格版、纳塘版4种。藏文《大藏经》的各种版本所收卷帙的数量大小都不一。如德格版计收《甘珠尔》部分一百函，七百余部；《丹珠尔》则收二百一十三函，三百四十余部。纳塘版计收《甘珠尔》部分一百零二函，六百余部；《丹珠尔》部分收二百二十四函。北京版计收《甘珠尔》部分一百零六函，一千部；《丹珠尔》则收二百二十四函，五千一百余部(一说三千九百六十二部)。
理塘版《甘珠尔》又称丽江版《甘珠尔》，是在藏地制作的第一部木刻版。开始勘刻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1608)，完成于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8月)。当年噶玛噶举红帽第六世活佛噶旺·曲杰旺秋（1584－1630）在札日湖修习时，命丽江土司生龙绕丹［2］印造全套《甘珠尔》。生龙绕丹依照上师之命，请求赐予藏区一套清净法本，于是噶旺·曲杰旺秋将由译师郭·循努巴、噶玛·让雄多杰、红帽系活佛近侍曲吉扎巴等校对数次、藏于琼结钦瓦达则的《蔡巴甘珠尔》赐予他作为母本。《能仁欢喜目录》中有“如今雪域的所有《甘珠尔》之经函的多数，如一些大智者之言虽依此《甘珠尔》为标准，然一些学者亦提出异议等求疵之语，然而不论依何而解说，皆以此噶玛噶举之无上修习传承所传承之教赐作为主要标准。故今《甘珠尔》之母本虽多，然此依时及写造者而命名之蔡巴《甘珠尔》更为殊胜，此版本历经循努释迦坚参、噶玛红帽、黑帽历代法王及其他智者圣士修订完善而成，系今之雪域诸版本中无与伦比者”［3］等之说，由此也可以知道，理塘版《甘珠尔》的母本为《蔡巴甘珠尔》。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和硕特部南下的军事领袖达尔杰博硕克图汗兵临云南，在丽江府见到这一套大藏经的经版，于是下令搬迁，用骡马驮运，送到理塘寺存放。所以《大藏经》这部称为“丽江版”或“理塘朱砂版”。
四、理塘版《甘珠尔》的艺术价值
理塘版《甘珠尔》的编排法是：“依各乘之顺序”，首先为初转四谛法轮之经典、律经四部，其中《律部》有十三函，《般若经》部二十六函，《显经部》三十二函，《大方广经》六函，《宝积经》六函，《续部》二十四函，《释难·无垢光》部一函，加上目录共计一百零九函。“各经函扉页的佛像”为：七佛、各大声闻弟子，其后为二圣六庄严、八大如来、八大菩萨、十六尊者、护法七尊者；续部自ka函至ya函之扉页右边为大日如来等五种姓佛，左边依次为五明妃［4］。
现今，一套完整的理塘版《甘珠尔》大藏经存放在拉萨大昭寺里，用一百零八个精制的红木箱存放，它已成为大昭寺的镇寺之宝，也是西藏重要的国家一级文物。其木箱的形制具有云南纳西族、白族工匠制作的地方风格。《甘珠尔》大藏经在形制上也具有独到的特点，它揉进了向皇帝上奏的奏章制作的特点，而且是朱砂刻制，不仅具有独到的宗教艺术特色，而且具有一定的政治含义。
在笔者实地考察中，见到了存放于理塘寺的原始木刻的经版，在西藏拉萨大昭寺考察了一百零八个木箱及其打开的经文，在哲蚌寺考察了所展出的理塘版经文的序言部分，在丽江木氏土司王府考察了部分原件。从中可以看出这套大藏经的一些艺术特色。
五、现代藏文《大藏经》的对勘整理与研究
从50年代开始，国外许多藏学家先后对藏文《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版本目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使国外藏学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发展。国外研究藏文《大藏经》版本目录的主要有丹麦、荷兰、捷克、德国、意大利、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其中日本尤为突出，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编纂目录索引等工作成果显著。
1988年5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由北京中国民族图书馆整理的《丹珠尔》一套，共100册。1993年12月，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黄显铭编译的《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将藏文《大藏经》目录重新以藏文字母顺序编排，并附有汉译经名等。
1986年，经中央同意拨巨款重新校勘出版藏文《大藏经》。1987年5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四川成都设立了藏文《大藏经》对勘局。作为《中华大藏经》的藏文部分，对勘本第一部已于1995年3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藏文的《中华大藏经·丹珠尔》校勘以德格版为校勘底本，以北京版、纳塘版、卓尼版等作为参校本，收有4500多部佛教经论，现在这部巨著已经对勘、会校完毕，将于2008年全部印刷出版，届时这将是一部最完善和最权威的藏文《大藏经》版本。［5］
《大藏经》，是佛教以及有关文化的一部最大的经书，其中保存着印度现已失传的许多佛教经典，也包括我国学者对佛教理论的创作，不仅是研究佛学的重要典籍，也是学者研究古代东方文化的重要资料，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藏文《大藏经》，是藏族人民的珍贵文化遗产，可称为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它是藏族社会宗教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对研究古代印度佛教史和西藏佛教史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藏文《大藏经》中《丹珠尔》部分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大藏经》的部分，它是由藏族僧人直接编写的。其中除了对经、律作了阐述和注疏外，还包括了一些佛学典籍、译著、传记和历史专著。此外，还有天文历算、哲学、文学、辞书文法、音乐、美术、建筑和雕刻艺术及地震方面的文献资料，这些都是藏族社会和历史特有的。
总的来说，藏文《大藏经》收有许多其他地区未译或已散佚的佛教原典。印度佛教中断七百年之久，梵文佛典在兵火交接中焚毁殆尽；而汉文佛典，也因经过历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和排佛毁佛事件，残缺亡佚者不在少数。藏文《大藏经》因为形成较晚，收罗宏富，保存完好，实在弥足珍贵!刊刻藏文《大藏经》也是功德无量之善举！
Firstly, this article expounded the main component parts of Tripitaka in Tibetan and how the Tripitaka in
Tibetan came into being.
Further moving to describe the editions of Litang Edition of the bKavvgyur of Tripitaka in Tibetan and,
to descript the artistic value of the Litang Edition of the bKav-vgyur. The Litang Edition of bKav-vgyur, also called Lijiang Edition of bKav-vgyur, is the first wood block made in Tibetan region. It began to be collated and carved in 1608, the 36th
year of Wanli in the reign period of Emperor Shenzong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was finished in August,1621,
the first year of Tianqi in the reign period of Emperor
Xizong of the Ming Dynasty. In 1699, the 38th of Kangxi in Qing Dynasty, an officer from Heshuote Mongolian
led an army to attack Yunnan. He found the blocks of Tripitaka and moved them from Lijiang to Litang
Monastery by mules. That is why the Lijiang Edition of bKav-vgyur of wood blocks was called Litang bKav-vgyur too.
The last part of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conditions of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collation and studies of
Tibetan Tripitaka in modern times.（金雷译）
参考文献：
［1］即佛教徒在佛陀圆寂后召开的几次重要的信众大会，根据佛教史料记载，佛教的结集主要有四次，但是北传佛教史料和南传佛教史料关于这四次结集的说法有出入。
［2］生龙饶丹，全名叫噶玛米旁才旺生龙饶丹（bsod nams rab bstan），明代丽江木土司木增（1587——1646）。丽江版为朱印经文，现有一套藏存于大昭寺，用108个大红木箱装藏。
［3］参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甘珠尔>版本及其对勘成果要述》，载于《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总第69期）第80－88页。
［4］《<甘珠尔>版本及其对勘成果要述》，载于《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总第69期）第81页。
［5］见馨庵《一项跨世纪的宏伟的文化工程——<中华大藏经·甘珠尔>（藏文）对勘本出世纪实》，载于《中国藏学》1995年第2期，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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