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者之痛：生不逢地死不逢时2

无果的诉求 上访人员呈秉国家计生委的这份《关于要求给予失独父母国家补偿的申请》共4000字。 他们的诉求是：希望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由政府给失独者提供集中的廉租社区;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失独者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 对于补偿金额，父母们给出了一个供决策部门考虑的计算公式：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年)×(全国平均寿命-孩子成活年龄)÷2。 “这就等于如果孩子还在的话，可以给这个家带来的收入。”一个妈妈对此作了解释。后面除以2，是因为父母要分开计算。因各地收入情况和孩子死亡时间的不同，这个算式的结果，少则30万，多则50万。 他们悉心记下新闻中的数据，在《申请》中进行了自己的演绎。2011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表示，全国无户籍人员大约13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大部分是因超生未上户口的人员。 “根据这一数据推算，”《申请》中写道，“即使按保守水平每名超生儿须缴2万元计，根据相关法规收取的超生罚款总数就高达2600亿元。将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用于补偿失独家庭……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但对这一设想，穆光宗直言可笑。向二胎以上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他首先就反对。“现在还征收社会抚养费本身是错的，有的家庭甚至被征收100多万。用错的事情弥补另一件错的事情，就错上加错。” 一切始于新华社在1980年发表的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百年预报。按照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2000年中国的人口要过14亿，2050年将达到40亿。 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达成“争取在20世纪末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国家发展风险的降低，由家庭发展风险的提高作为代价。 计划生育32年，除了近年刚开始实施的每月100元“特别扶助金”项目，失独家庭得到的政策保护为零。尽管失独问题由来已久，理论上从实行计划生育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伴生，但对计生委而言，它似乎还过于崭新。 一名来自宜昌的母亲向记者出示了当地计生委在2009年《致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家庭朋友的一封信》，对信中措辞，她极为愤慨——您有幸成为首批享受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奖励政策的朋友，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她在“有幸”两个字下画了两条波浪线，在“衷心的祝贺”下打了五个圆点。“难道我只生一个孩子，是为了享受你这份奖励?” 她回忆说，发放扶助金当日，所有失独父母被安排在仪式现场披红挂彩，任人拍照。 多年接触国家计生委，穆光宗感觉官方对失独问题的态度仍“不太明朗”。“他们当下的工作重点还是生育控制，而不是生命关怀。” 两天一夜的等待，最终换来5名父母代表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的一次不公开座谈。计生委承诺，三四个月内，研究出一个“制度框架”。随后，全部上访人员在6月6日夜晚被其户口所在地政府人员成功领返。 没有人从这里带走任何实质性政策答复，更没有人有机会递交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对国家计生委行政不作为事实进行处罚”的诉状。 父母们唯一能做的，是又一次弯着脊背，从院门外的树丫间钻出。 自救之困 眼下，媒体报道中广为流传的数据是“我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者家庭，全国超过百万”。但在学界，从未有过一次对这一群体数量的科学计算。而国家计生委，在本文截稿前，亦未对我们包含这一问题在内的采访提纲给予答复。 “数据很难获得，大致的计算有上百万。”穆光宗说，“但这个数字很保守很保守，而且还在累加的过程中。除非老人去世，家庭解体，不然失独者会越来越多。” 23岁的白露是北京房山人，去年12月，她的母亲因病离世。为排解哀思，白露用自己的QQ专门建了个群，让素未谋面但都失去了一位或两位双亲的孩子互相慰藉。当看了失独者的相关报道，把自己加进了一个失独QQ群后，她的脑中出现了一个闪念：若把这两个群结合，按照地域就近重组新的家庭，让孩子有新的父母，父母有新的孩子，岂不善莫大焉? 设想很快在两个群中同时发出，但不料在失独者的群里，她遭遇了排斥。“小孩子的梦话。”有人回复说。 “可能还是怕受伤，怕被骗。”白露分析，“失独家庭已经再经不起任何波折。” 在发现白露不是失独者后，群里的父母要求她立即退群。 现任《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的杨晓升在10年前采访了多个失独家庭，写出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里面第一个案例，便有类似的情节出现。 因为一场车祸，北京的张立军夫妇在1999年失去了17岁的独生女儿。两年后，他们在一家饭馆发现了一名和女儿外形酷似的女服务员。听二老含泪讲出悲伤，女孩说，要不，我给您俩当孩子? 像一切出现重大转机的故事那样，张家再尝人间甘霖。夫妇俩对女孩百般呵护，衣食住行的规格与女儿生前等量齐观。女孩也感受到了来京之后从未有过的温暖，爹前妈后叫得亲切。 不过，张立军的妻子完全将这个女孩看成了女儿的再生，其一举一动都要被她拿来与女儿对比。女孩毕竟生长在农村，书也只读到初中，妻子越比，越觉得女孩哪方面都不如女儿。 夫妻为此矛盾频生，女孩都看在眼里。终于有天，她出门前给夫妇俩留下一封信，然后再也没回到这个家。 11年前的这场真实的民间失独自救，最终以失败收场。对传统的、遭遇了精神重创的中国父母而言，通过领养等方法重组家庭时所面对的困境，可能并不亚于消极的固步自封。 至今，杨晓升这部报告文学的单行本也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发行。在国家计生委的干预下，已经印刷完毕的新书被迫封存。“计生委提出，这跟他们的宣传口径相左，但中宣部把这本书调来看过，没觉得有任何问题。”杨晓升说。 他在这本书的采访札记中感慨：“从力学原理上讲，三线三点所构成的几何结构由于三点的互相支撑成为一种最稳固最稳定的结构。但在我看来，这也是最脆弱最不牢固的结构，因为一旦失去其中一点，这个结构的稳定性便不复存在。” 如这场无疾而终的发行一样，两天的北京上访，就像一场被迅速抹平的意外。回到各自家乡，父母们又开始了空洞、失真、缺乏时间感的生活。 有父母坚持把孩子的骨灰放在家中，但同时，他们又须小心翼翼，避免睹物思人，让情绪被某个机关再次触动。 “残疾人、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有政策照顾，就是不照顾我们。其实我们才是真正的空巢老人啊。”一个父亲说完，脸上出现稍纵即逝的微笑。他们普遍不愿意公开姓名，微笑就如临场抓来的掩体，好盖住漫过他们心头的愤恨和尴尬。 穆光宗从这样的故事里看到了国家安全危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不是一个人口强国。”他说，“因为我们的人口结构非常脆弱，独生子女兵比例很高，国防人力资源后继无人。想一想，到2050年中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老年人口的话，那谁都敢欺负你。”(李岩)(白露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