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与《佛祖统纪》两书记载又同又不同，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洛阳作为中国佛教之源，其在中国佛教徒心中的地位自然是无法撼动的，因此这里的阿育王塔被所有的人给予认可，是在情理之中。临淄的阿育王塔被最早记载于书内，应是得益于佛图澄这位高僧的名气。佛图澄擅长用术数，能预知未来，受到北朝统治者崇敬，在当时影响很大。佛图澄在施用术数发挥影响时，也把佛教的慈悲思想传递到人间。北朝石虎是杀人恶魔，但在佛图澄劝说下，石虎收敛了杀人行为，使“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高僧传》卷十三）石虎维修临漳旧塔，缺少承露盘。佛图澄告诉石虎：“临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盘及佛像。”（同上）石虎“依言掘取，果得盘像。”（同上）这件事情由于是佛图澄所为，故有可能广为流传，被载入史册。
但是两书不同记载的原因也值得加以讨论。《魏书》是北朝的史书，它记载的彭城当时属于南北两朝地区兵家经常争夺之地，有“南国重镇，北门锁钥”之称，“彭城之得失，辄关南北之盛衰”。南朝刘宋元嘉七年（430），宋军以彭城为基地挥师北上，征伐北魏。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率师攻宋，宋江夏王刘义恭进驻彭城，总统诸军，后魏军攻彭城，宋军据城坚守，魏军几攻不克。南朝宋泰始二年（466），徐州刺史薛安都降魏，彭城遂成为北魏进攻南朝的基地。故《魏书》将彭城阿育王塔列入四大塔之一。姑臧本是北方领土，《魏书》以其为四大阿育王塔之一，也是顺理成章。《梁书》南朝的史书，丹阳、会稽均在南方，故《梁书》将此二地的佛塔列为四大阿育王塔，这是南朝人士的看法。由此也可以看出，南北两地的史学家们，在不同的时空与地理条件，以及不同的统治者背景下，其所撰写的著作也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隋代文帝向天下广颁阿育王舍利，故当时接受了舍利寺院里面大部分舍利塔都被称为阿育王塔。自唐以后，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渐渐完成，佛塔的形式也越来越具中国化，特别是出家人实行塔葬，故塔名的命名也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只要是装有佛舍利的塔，在佛教界看来，仍然还是阿育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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