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15年9月3日是全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也是抗战老兵家父张裕龙去世10周年的祭日。 英勇的呐喊亦沉寂，壮烈的牺牲亦久远。回望历史，记忆犹如镜子让我们牢记国难惨痛，警钟长鸣；面对未来，激越而凝重的血液仍在心中流淌，我们向历史致敬，为先烈默哀！一个人的记忆，一个家庭的变迁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一样的。有记忆，才能发展。 10年前举国纪念60周年之际，他走了。他的老战友们都说：他到我们生活空间外的另一个世界去找战友们，接受检阅，开始新的生活。 家父张裕龙 1919年6月出生，籍贯山西省曲沃县安居村，1937年4月参加革命部队，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先后在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十团、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三纵队、太行三分区轮训大队、武乡独立营、决九团、太岳军区23旅（临汾旅）任学员、分队长、排长、连指导员、连长、团作训参谋、营长、旅轮训大队大队长、团参谋长等职务。参加了秦岗阻击战、百团大战，青浮战役、上党战役、平汉战役、白晋战役、安阳战役、解放曲沃县城战斗、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扶眉战役、秦岭战役。后因伤势复发到华北军区干部疗养院疗养，被评为二等甲级伤残军人。获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及解放华北、解放西北纪念章。 1950年转业地方工作，。1982年离休享受红军时期离休干部及正厅级待遇。离休后积极参加撰写军史资料，曾参加山西新军史料调研工作并组织出版了“鏖战磨盘脑”“英名千古—第十八兵团英烈志”等书，并撰写了“反法西斯战士吉田太郎”“解放临汾坑道爆破记实”“浴血战南庄”“黄河北岸的战斗”“追扦九总队”“红旗插上梅山顶”等回忆录。另外，参加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曾多次受到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表彰，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模范。2000年被太原市见义勇为协会大会表彰授予奖章。其事迹多次被山西日报，山西晚报，老友报报导，另外山西电台与太原电台也曾播放宣扬。 2005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纪念章”。 近期查阅档案，发现父亲受奖励4次都在抗日战争期间，第1次是在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原因没有记录，第2次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三纵队任中尉付分队长于1938年7月率部游击战缴获日军步枪5支俘虏日军2名受物质奖。第3次在太行三分区轮训大队任区队长于1940年百团大战中掩护大队转移受物质奖励一次，轮训大队模范干部登报一次。第4次在武乡独立营任基干连连长，于1942年因连队工作成绩显著被太行三分区评为模范连干部。现将父亲生前两篇相关回忆文章贴出记录以示纪念。 羊舌村中抓日寇，吉田走上抗日路 秦岗战斗结束后，我所在的一大队在翼城县南常村整训。7月12日，我带着两个小队，20多名战士在翼城县东平村催运军粮。中午骄阳似火，我们正在村里忙碌着，有两个老乡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对我说：“有7个日本兵在符册村南门外，小庙前吃西瓜。”我听了老乡的报告，冷静地分析了敌情，我下定了决心，“放羊拾柴”捎带着把鬼子收拾了。 　　我带部队向符册村跑步赶去。在接近符册村东南角田地的塄坎边沿上，向村悄悄地观察，仔细一看确认是日本鬼子。我当即命令一个小队由村东进村，迅速占领寨南门楼的制高点，居高临下，进行突然袭击；我带一个小队在小庙以东约百米处，土坎下隐蔽，从鬼子东侧进行攻击，这样一里一外对敌人造成夹击局面，力求将日本鬼子就地全歼。 　　战斗方案下达后，我利用青纱帐的隐蔽环境，带领一个小队的战士运动到冲锋的出发地。等待着村内那个小队的行动。并对敌人的行动进行着监视。只见七个日本鬼子戴的帽子后面布煽随风摆动，三八式步枪都靠在小庙墙角上，一个个双手捧着西瓜狼吞虎咽，吃得正带劲。突然，他们神态紧张，扔掉西瓜拿起枪向村内射击。我断定是进村的那个小队目标暴露，只好下命令射击，向敌人发动猛烈进攻，鬼子当时惊恐万分，晕头转向，掉头就往西跑。占领了一丈多高的田地塄坎，对我们进行压制射击，我们也只好利用地形对敌展开激烈的回击。 　　符册村内的那个小队听到枪声，迅速冲出村西门，主动迂回到了敌人身后，向敌人投掷手榴弹，炸得敌人乱了阵脚，又向西仓皇逃窜。我军奋勇追击，边打边喊话，让敌人投降。敌人仍旧顽抗，还占领了一块坟地，利用坟堆对我们进行阻击，我们只好卧倒在田地里和敌人对射，大约过了20分钟，鬼子停止了射击，可坟头仍露着两个人头，我命令士兵单个跃进，向敌人发起攻击，可并不见敌人还击，等我们占领坟地后。才看见坟堆上只有两顶军帽，好狡猾的敌人，早就跑了。 我们持抢掖弹迅速向西追寻，部队搜寻到曲沃县海头村深沟的东岸边，突然发现有四个鬼子正往西坡上爬，另外三个不知去向。当即我命令，一个小队追击西坡的鬼子，另一小队沿村头向深沟搜索。上西坡的鬼子逃向羊舌村，战士追至村崖头击毙了两个鬼子。我将手榴弹环套在手上，随另一小队下沟里搜寻。在一处玉米地里我发现了三个鬼子，相距不到20米，鬼子正要举枪向我射击，我顺手扔出一颗手榴弹，当即炸死一个，剩余两个鬼子顺沟向南逃跑。我就地缴获三八步枪一支。当时我怕曲沃城里敌人出来增援，便带领部队掉头尾随另一小队进行汇合。 当我们赶到羊舌村时，前面那个小队长向我报告说：“两个鬼子在追击中被击毙，另有两个负伤逃到崖下，钻进窑洞负隅顽抗。”我从侧面仔细观察一看，那孔土窑洞有个侧窑，正好可以隐蔽鬼子的身体。我们喊话发动政治攻势，可他们死不缴枪。旁边站着的老百姓出主意说：“用火烧烟熏的办法，像熏狐狸似的，不信他们不出来。”于是，军民合作齐动手，抱来许多麦秸点燃扔进窑里，一时间烟火充满窑洞，过了一会儿，趁着烟势我们冲进去一看，鬼子已经被烧得不醒人事，身上的黄军服还冒着烟。战士们把这两个鬼子拖出洞外，用冷水浇灭他们身上的火，他们居然醒了过来。 当时，我刚从八路军总部游击战术训练班学习回来。记得左权将军在上游击战术课时，专门就瓦解敌军俘虏政策对训练班学员进行的宣传培训，并由教员教会了我们的简单的日语战场喊话。我便用刚学会不久的日语，告诉被俘的日本兵“八路军不杀俘虏，优待俘虏”。可是他们毫不理会，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没有任何求饶的意思，还怪声怪调地喊叫“我的死啦，死啦”。并在他们的脖子上做着手势，要求把他们杀掉，显示出十足的武士道不甘示弱的精神。 因他们两人负了重伤，不能行动，于是我让战士们找来了两块门板，准备把他们抬回八总队队部。可是日本俘虏死也不肯走，几次从门板担架上滚了下来。无可奈何，我只好命令战士解下腿上的绑带，把他们分别捆在门板上，硬是把他俩从曲沃县羊舌村抬到翼城县南常村，山西新军决死三纵队八总队驻地。分别关在村内大庙大门两侧的耳房里。这时在门口和窗外围观的老百姓很多，他们两个虽负伤不能行动，还在恶狠狠地怪叫“死拉，死拉的”，其中一个，个头不高，体态健壮，脑袋刮的净光，面貌十分凶恶和狰狞。这就是刚刚被我们俘虏的吉田太郎先生。 这次战斗共缴获三八步枪5支，俘虏日本鬼子2名，我军无一伤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这是抗日战争中决死三纵队第一次活捉到的日军俘虏，受到了纵队首长的表彰，中队受奖150元（当时规定缴获三八步枪一支奖利30元）改善了部队伙食。 随后部队将俘虏护送到八路军总部就医养伤，并进行学习。吉田太郎政治思想觉悟提高，很快站到了反法西斯的一面，成为在山西第一个参加决死队的日本人，另一名日本士兵则因伤势过重绝食而亡。 经过我党俘虏政策的感召教育。短短几个月，吉田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1938年11月，我随决死三纵队八总队驻扎在长治市北门外捉马村。此时，吉田太郎也被派回决死三纵队八总队政治处做对敌军瓦解工作。我发现，吉田太郎已经变了一个人，只见他身着灰色军装，眼睛里充满着生机，整日工作不辞劳苦，生活上也要求和我军吃一锅饭，不接受优待。从此他完全站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人民一边，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做对日军瓦解工作，在长治县和附近村庄墙壁上，刷写“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日文标语。1939年间，吉田太郎在短期日语培训班任教，主要教战士们在战场上对敌日语喊话。後來我們俘虜的很多日本兵，都是在吉田太郎幫助教育中加入了抗日行列。 1939年春，吉田太郎发现敌工科长行为诡秘。经过观察，他发现这位科长私藏电台，经常用日文向日军传递情报，并借开会之机到八路军总部，企图往开水中投毒。吉田太郎当场抓住了他，此人是混入我军内部的日本特务，是太行山区敌特组织头子。 193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吉田太郎和前田光繁（1938年7月29日在河北邢台双庙火车站被俘）等人，发起组建了日本人在华反战团体“唤醒联盟”，后改为“觉醒联盟”。当时朱总司令亲自前往辽县（现左权县）麻田镇登门祝贺“觉醒联盟”正式成立。吉田太郎，也已经完全脱胎换骨为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八路”。作为“觉醒联盟”总部负责人之一的吉田太郎战斗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前沿阵地，给被包围住的日本人宣传八路军俘虏政策，并不断在《新华日报》发表对日军宣传教育的文章。 1939年12月政变，吉田太郎被阎锡山反动分子裹胁到阎锡山部队，他发现，阎锡山部队专找跟日军打仗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作对。1940年4月间，吉田太郎随两名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跑回了决死三纵队，后又调到八路军总部敌工部工作，一直战斗在太行山上。 日本觉醒联盟本部组建后，在延安、冀中、冀南、晋察冀、山东等地建起了"觉醒联盟"或"日本反战同盟"支部，1944年4月的统计，反战组织共13个支部，223位盟员。 1940年6月2日，日本觉醒联盟太行支部，在涉县129师所在地王堡村成立，吉田为该支部领导人。该联盟经常编印传单、写信、做慰问袋、谱写反映日军厌战思乡歌曲，在八路军小部队掩护下，黑夜到日军据点附近喊话、唱歌、开展政治政势。 1941年3月21日，在觉醒联盟的反战宣传影响下，两名不愿为军国主义卖命的日本士兵到王堡村投诚，其中一位还带来了日军大队长的一匹大洋马。 觉醒联盟的日本人同八路军战士互相尊重，关系融洽，一起工作、学习、劳动、娱乐。他们喜爱打棒球，在刘伯承师长倡导下，他们担任教练，使棒球运动在一二九师得到开展。 同年10月5日，在华日本人共产主义同盟太行支部在王堡村成立。8日，觉醒联盟太行支部改名为反战同盟太行支部，并发表宣言。11月7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太行支部，对日军当局屠杀"俘虏"罪行发表抗议书，并向在华日人反战革命团体及国际友人发出通电："呼吁采取一切行动，向全世界控诉日军侵略罪行。" 1942年7月7日，吉田先生做为日本觉醒联盟的负责人，为抗战五周年发表了“我们奋斗的目标”一文，刊登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文章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号召：“凡是稍有正义感的、关心民族命运的日本人，都必须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 1943年1月5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了《优待日本逃战避难军民的规程》，吉田发表谈话，动员广大日兵一起投入反战活动。揭发日本军阀的罪行，发动日兵走向有组织的反战实际行动。 1944年吉田先生赴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这年冬天，工农学校学员自编自演反战剧《岛田上等兵》，吉田太郎扮演了主角岛田。 《岛田上等兵》首次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公演时，毛主席和边区党政军其他领导人出席观看。剧情梗概是，日本士兵向他们的上司——中队长提出了正当的要求，可是并没有得到答应。于是，士兵们打死了中队长，投向了八路军……。随着剧情发展，观众中不时传出阵阵的掌声和喝彩声。 毛主席似乎也被剧情感染了。坐在主席身边的赵安博解说道：“这些演员都是我们学校的日本学员。扮演主人公岛田上等兵的演员名叫吉田太郎。他是所有日本学员中汉语说得最好的。1938年7月在山西被我们俘虏时，他曾刺伤咽喉企图自杀。喏，他脖子上的那条伤疤就是那时留下的。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高度称赞道：“这个戏很好，内容很丰富，演员演技也不错。” 演出剧只准备在边区政府大礼堂公演三天左右，结果延长七天。因各机关要求演出，一演再演，共演了一个多月。 1945年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之后，吉田太郎回到日本和家人团聚，离别的时候，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永远站在一起，我要把中国的饺子作法带到日本去。”后来，听说吉田太郎回到日本开了一家饺子馆，在卖中国饺子。 太行山上打游击，粉碎囚笼得胜利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年代，这首抗日歌曲起着宣传群众，鼓舞和激励人民群众的斗志，抗击和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的作用。 太行山作证。今天，战争已经不在，硝烟已远去。但，在抗日战争年代铸就的那种精神，永远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中。是太行山的火与水，爱与情，铸就了我们一代人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光荣，使我永志不忘。 从1940年4月到抗日战争胜利，我没有离开过太行山，没有离开过抗日部队的行列。1940年4月到1941年11月，在太行军区三分区轮训大队任学员、区队长。1941年11月到1943年11月，在太行三分区武乡独立营基干连任政治指导员、连长。1943年11月到1944年10月，在太行三分区左权独立营任参谋。1944年10月到1945年9月上党战役前，在太行三分区决九团任作训、侦察参谋、特务连连长、营长。 1940年的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者大为震惊。随后，日、伪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我所在的太行军区三分区轮训大队，奉命从驻地黎城的麦仓，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县转移。中午时分，部队在两县交接处的小窝铺地区，不期而遇到了向 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的大批日、伪军 ，大队被四面包围。小窝铺地区，是黎城向武乡转移的必经之路，小窝铺是该地的最高峰，有海拔2012米。上山、下山的路都是之字形，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才能翻过。大队长命令我带一个区队负责掩护大队突围。这时，日、伪军分了好几路合围过来，为了大队的安全，我带领部队向大队转移的相反方向退却。利用有利的地形、地貌、指挥部队构筑了野战工事。这时敌人举着膏药旗，大声嚎叫着向我们围过来，我冷静地告诉战士们，准备好手榴弹，瞄准好敌人，听我的命令。在敌人冲到30米的时候，我举枪打倒一个向上爬的鬼子，命令部队开火，一阵排子枪将刚才还疯狂的鬼子打了下去。接连打退了三次鬼子的围攻。这时，鬼子的飞机也来参战，向我们的阵地俯冲扫射还投下炸弹，看了看表已过了三个时辰，心想大队一定安全转移了。为了避免伤亡，在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后，带领部队撤出了阵地。在夜色的掩护下进行了隐蔽。后半夜，从敌人的夹缝中俏俏地没有放一枪，突出了重围，胜利归队。部队和太行三分区司令部、政治部一起驻扎在武乡县北面的宋家庄。事后，因在这次反扫荡中，掩护大队转移中作战勇敢坚决，事迹被登报还给了物质奖励。 山西省武乡县，地处太行山腹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天然的抗日游击战场，也曾是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也是敌我斗争最残酷的地区之一。 日军入侵华北，占据了大城市和铁路交通沿线，八路军、决死队和武装起来的民众，依靠农村的广阔天地，破坏铁路、公路，砸碉堡、惩汉奸，袭击日军，坚持不懈地开展游击战争，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使得日本鬼子损兵折将，不得安宁。为报复我根据地军民的顽强抵抗，１９３９年春，鬼子的飞机野蛮地轰炸了武乡，重点集中炸毁了武乡老县城（故县），整个老城被夷为平地，房屋全毁，死伤了无数无辜的人民。并不时派出鬼子、汉奸肆意进行扫荡。在扫荡中，日本鬼子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窜到县境内的日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见人就杀，见牛羊就拉，见财物就抢，见房屋就烧。当时仅有１４万人口的武乡县，被日伪杀害的干部群众多达２万余人，约占全县人口的七分之一，烧毁房屋８万余间，抢掠宰杀牲畜猪羊４万余头，其余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1941年1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对华作战计划：竭尽一切手段，发挥综合作战能力，以维持占领区的"治安"。日本中国派遣军把华北作为"彻底治安肃正"的重点。2月，冈村宁次发布命令："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要在血海中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其矛头直接指向以山西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华北敌后战场，计划在华北实施"治安强化运动"。就是指日伪军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于一体的"总力战"。 在武乡的日军实施“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每个季度，日、伪军都要集中兵力进行扫荡。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２９日至３１日，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１２９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指挥了关家垴战斗，关家垴一役，三天共歼灭冈崎大队日军７００多名，毙敌中，有大尉队长３名，中少尉队长各４名，缴获５００多条轻重步枪、机枪及一大批军人物资。战斗结束的当天，我们全轮训大队参观了战役现场。由参战部队首长介绍了战斗的情况，使全大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这次战役，胜利地结束了敌人的疯狂“扫荡”，保卫了根据地，掩护了总部机关的转移。 11月，我调到武乡独立营基干连当指导员，不久改任连长。当时，武乡独立营营长是冉光华（老红军、解放后曾任晋中军分区司令员），武乡独立营政委是张向善（解放后任60军副政治委员、中科院顾问、少将）。 1941年到1943年，除了日、伪军对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旱、虫等自然灾害，军需民用极度紧缺，更增加了局势困难的严重性。1941年秋冬，雨雪稀少，1942年春发生干旱，粮食大幅减产，军民的粮食供应发生困难，从1942年秋末开始，旱灾继续蔓延，直到1943年8月才下了透雨。持续的旱灾使当地许多水井干涸，不少河道断流，土地龟裂，禾苗枯死，人畜用水都十分困难。伴随着旱灾而来的是疾病蔓延，不少村庄流行着传染病。还有不少地方又发生蝗灾，大片大片的禾苗被蝗虫一扫而光。9月以后，大雨连绵，清漳河、浊漳河河水猛涨，冲毁堤岸，毁坏两岸良田。军需民食濒临枯竭。 特别是日军侵占段村后，又在蟠龙镇扎下据点，封锁了整个交通要道，切断了经济来源，给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加之日军扫荡频繁，人民的生产、生活不能正常进行，庄稼种不下去，种了点也难以收回。要么被敌人抢走，要么被鬼子扰乱破坏，无法收回。粮食少，只有掺野菜和谷糠度日，民以食为天。没粮吃是要饿死人的。然而，当时这种现象并不罕见。逃荒要饭者随处皆之，甚至有的为了活命，带着全家老少，离乡背井流落他乡。曾记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男人担一担哟，女人掂一篮，逃难在外面，今天走出去，不知什么时候往回返，歌谣听起来虽悲惨，却是当年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经济严重困难面前，根据地军民，志不减，腰不弯。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度过难关”的号召，在党与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向困难挑战。以“一不等，二不靠，凭着双手来创造”的大无畏精神，一手拿枪，一手拿钁，敌人来了，打游击；敌人不来，搞生产。为克服经济困难，掀起了“生产自救”热潮。 　部队由过去每人每天一斤粮（16两），减为8两，而且多是高梁、黑豆。只好糠菜代粮度饥荒，上山拔野菜，爬树刮榆皮，摘榆钱，采洋槐花等。以“掺糠配菜少加粮”之策，解决吃饭问题。有的人因吃糠过多，缺乏脂肪，解不下大手，在危及生命之时，只好用小麻油罐肠，以润肠通便，方得安生。 没有食盐，就刮硝土，熬硝盐。硝盐吃起来，虽感苦涩而味轻淡，却总比没盐好得多；食用碱面同样奇缺。经反复试验，将谷脖（谷穰）烧成灰，放入缸里加水淋下来，上火熬制成膏型，出锅亮冷便成固体碱块。蒸成食品，食用起来略有点谷草味，但完全可以代替了碱面。 洗衣服时，只好采集灰灰菜，利用其含硝性和衣揉搓，可代替了肥皂；有的把碱面化成水，与谷糠掺起来使用，就成了昔日的“洗衣粉”。 部队除了坚持着反扫荡的军事任务，还利用修整时间开垦荒地，种下玉米、大豆、红薯、南瓜等，经过艰苦劳动，到秋天获得大丰收。 通过大生产，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但部队的战斗生活仍然非常艰苦，群众生活同样还有不少困难。可部队来了，老百姓有什么就给部队吃什么。农村没有粮库，靠老百姓各家筹集起来供给部队。有时部队刚要开饭，一有紧急任务，马上集合出发，饿着肚子，要背行李、枪、子弹、手榴弹和米袋等。可是当时官兵一致，从分区首长到战士，大家都吃着一样饭，一样的生活标准，一样行军打仗。所以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部队毫无怨言，听从党的指挥，艰苦奋斗，坚决有力地抗击着侵略者，他们心里只想着党和人民。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和人民心连心，为了共同对付敌人，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鬼子，让人民群众过上安定、团结、幸福的好日子。那真是心往一起想，劲往一起使。 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人民子弟兵，部队来了，把好房子让给部队住，冬天将热炕头让给部队，白发苍苍的老人养的鸡下了蛋，自己舍不得吃，拿去慰问伤员，有的同志伤势严重，不能吃东西，正在哺乳的妇女就给自己的孩子吃些南瓜什么的，而把自己的奶挤了送给伤员吃。打起仗来为部队做向导、抬担架、送弹药。还将自己的儿子、丈夫送到部队参军参战。到处是“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 部队对老百姓同样亲如一家人，非常热情，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了群众的东西，用完就还，坏了要赔，出发前把老乡家的水缸担满了水，房子和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农忙时帮老百姓抢收、抢种。每当，部队出发前总有专门的人员，挨家挨户地检查部队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听取群众的意见。敌人来了，首先是要保护好老百姓，掩护老百姓先转移和撤离。想老百姓所想、急老百姓所急。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条心。 1942年，根据八路军总部多次发出的反"蚕食"斗争的指示，采取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相结合，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深入开展了反"蚕食"斗争。在武乡组织了一元化的前方指挥部。我所活动的区域的指挥部由县委书记姜一同志（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委、陕西省委书记）、县武委会王占敖同志和我（部队代表）组成。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统一安排这场斗争。 首先，我们在全区发动群众展开破击战，军民一起切断敌人的交通线、电话线。使敌人在全区段的据点失去联系。各村建立民兵组织。连队化整为零，往往是以班、排为主进行打游击战，穿插于全区的各个村落，既打仗，又做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工作；既搜集情报，又进行锄奸反特斗争；而且还争取和瓦解伪军、伪组织，就犹如无数尖刀插入敌人心脏，使敌人对根据地的"蚕食"变成了我们对敌占区的"蚕食"。在日、伪控制的"格子网"里开展斗争，把敌人逐步压缩到少数据点内。 针对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时，强迫群众建立"维持会"的情况，对死心踏地的汉奸和恶霸进行坚决的镇压。以假"维持"做为反"维持"新的斗争策略。在斗争中建立了革命的两面政权，把"维持会"掌握在共产党员和抗日分子手中，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保护群众的利益，抗日村公所牌子代替了"维持会"牌子，巩固了全区的抗日政权。 我们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还打破了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基本制止了敌人的"蚕食"，扭转了不利的局面，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为了粉碎敌人的频繁“扫荡”，部队和民兵组成的游击小分队进行麻雀战、地雷战、联防战、窑洞战，对付敌人。敌人进攻，部队和民兵就展开麻雀战、地雷战迟滞敌人，使敌人不敢妄动。敌人进村见不到一个人，一无所有。只能瞎转悠，找不到目标。敌人撤退时，军民乘胜追击，打伏击战，消灭敌人。就这样"打游击、反'扫荡'，我们的战场在山乡；依靠山林田庄去战斗，不怕敌人凶似狼。敌人集中来追我，树林山冈好躲藏；敌人如果一分散，坚决把它消灭光！" 区里的 民兵还创造性的开展了"窑洞保卫战"。后来的模范战例，漆树坡"窑洞保卫战"，以7个民兵、5支枪，抗击了数百名"围剿"之敌，取得打死敌伪军50多人的战绩，不仅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还保卫了村庄，保护了群众。就发生在这里，名扬了整个太行山区。在军民合打击下，敌人的"扫荡"一次次只得以失败而告终结。 1942年，年终总结，因为我这一年工作出色，被太行三分区评为模范连干部。 （2015年9月3日晨5时张京安整理于重庆九锅箐半山晓月511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