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惠安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P84-96]作者：孙照宇 埔塘孙氏族人，自开惠始祖上溯五世皆为宋庭重臣。开基祖龙图阁学士孙嘉安仕宋累官至礼部左侍郎，诰授通奉大夫，赐谥恭肃。南宋末年与张世杰、陆秀夫等护贺端宗入海过惠，薨焉，葬于惠。子孙遂家于惠。后世人才辈出，可谓文脉绵芳，武运长盛。单就武职而言，除终元一朝历九帝八十八年承祖训义不仕元外，明代以来位列将校者不下数十位，其著名古代如匡扶明室的武进士、三品大员、官拜昭武将军、御赐走马围埭为税田的孙胤武；清朝康熙年间武进士，诰授武德将军、三品大员孙士澜；现代如国革命军大校孙少卿，回国抗日慷捐躯沙场国民革命军华侨飞行员孙烈伍；当代如原广西军区副政委孙诗煌少将，原福建省消防总队长孙家平大校等。本文传主孙易彬同志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孙易彬，1920年10月出生于今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崧山村杨厝自然村一个富裕的华侨家庭，其父亲在菲律宾经营日用百货业。易彬在家乡崧山小学、乐安小不字接受初等教育，12岁时按父亲安排意图前往菲律宾继续深造，以便长大以后接爱庞大的家族生意。 一、志立少年 孙易彬于1932年考入菲律宾怡朗市华侨商校中学部。时任该校校长陈曲水，教师郑仕美、张幼庭、蔡振声等都是思想进步的爱国华侨，经常结合教学工作宣传抗日救亡爱国思想，正是受进步师长的影响，1936年6月，经张幼庭（曾任南安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后避难往菲）介绍，孙易彬参加了“抗日民族武装自卫会”马尼拉分会，该组织是由国母宋庆龄在海外创办，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当时菲律宾还没有成立正式的共产党支部，只设了共产主义小组）。该组织成立于1936年春，当时是秘密活动，联络暗号为：“问，‘同志，您是什么报？’答：‘是华侨商报’。”后该组织转为公开活动。以该组织为活动平台，孙易彬积极参与组织了集会及劝捐、义演、义卖、检查拒售买日货等爱国活动。据易彬堂兄易华回忆，在菲上学期间家里每月给兄弟俩的零花钱是同等数目的，易彬每个月都省吃俭用一部分捐给了救亡会汇回国内支持抗战。 给菲律宾侨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孙易彬加入“怡朗华侨青年国防剧社”，（社长郑仕美，副社长郭华忠，刚成立时有社员28人），编演宣传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话剧。他曾在街头公演剧目《放下你的鞭子》中饰演青年锄奸农民，主要故事情节是锄奸灭倭，演出非常成功，很受埠中桥界欢迎，观看演出的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支持抗战。他还经常带领学生会的成员派发战地时报，宣传平型关大捷、杨明堡火烧敌机场等抗日捷报，激发了华侨群众的抗日御斗志。 二、奔向光明 1938年，李烈、孙易彬、许飞鹏、戴碧轩、黄子英、郭华忠、王精华一行七人回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战争，救亡会指定李烈带队。启程前，经费准备除个人自筹外，救亡会也发动筹集了部分经费支持；证信方面中华商会给每个人开了一张证明，救亡会开了两张介绍信，分别给岷埠文化界救国会和香港廖承志。同时商定了大致路线图。在经过较充分的准备工作后，1938年8月下旬，他们启程离开怡朗。出发时发表了慷慨激扬的向侨胞告别书，号召有志华侨青年回国共赴国难。不少侨胞赶到码头送行，岷埠报纸还刊发了新闻报道。 抵岷时他们顺利地和救亡会的领导人之一王雨亭接上头。王是《前驱日报》的总编，热情周致地协助他们办理了出境签证、加写了给香港方面的信，购买了船票。一应事务四天里顺利完成后，他们登上了一艘意大利油轮驰向香港。 风平浪静抵达香港后，连贯受廖承志同志委托了解了他们的情况，慎重地核实了他们携带的商会证明、菲律宾居留证、出境签证等证信。在接受身份甄别后，他们轻松地以为可以按启程前预定的从广州乘火车到汉口转道郑州、西安直奔心久向往的革命圣地了。谁知连贯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原来由于战局急转直下，广州湾已被日寇封锁，且日军已逼近武汉，汉口以南还能勉强通车，但不正常，汉口以北根本通不了车，因此只能曲线迂回进发了。 经连贯安排，李烈一行、早先由马来西亚抵港也将投奔延安的老庄一行七人、年仅十六岁的菲埠侨领桂某的侄儿桂馨，组成新的团队共15人，由庄某带队，李烈副之，经费则分别开支；开具了给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的介绍信；商定了新的去长沙的前进路线：乘船至雷州半岛（即湛江）——从陆路入广西玉林——长沙。 据李烈回忆，十五人在雷州半岛等候了两天才买到去玉林的汽车票，车入广西境内又绕柳州而达桂林。广西是李宗宗仁的大本营，他们所经之地，都有“焦土抗战”、“全民皆兵”的大字标语，因未被战火波及，且有留守的部队和后备兵防守，社会面还算安定，市面流通的有法币、广西省币，可见还有封建割据的痕迹，从桂林乘的火车到衡阳西站，虽然车况令人不敢恭维，且因敌机袭扰车速很慢，但大家却因为是首次乘坐祖国的火车而油然而生异样亲切的感觉。比较惊险的一幕却是发生在摆渡湘江往衡阳东站途中，渡船到江中急流处，头上响起了敌机嗡嗡的轰鸣声让船工很是惊慌失措，反倒是他们一致给船工安慰鼓气，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平安抵达东岸，估计敌机是执行侦察任务的，没有轰炸就飞走了。 衡阳东站属粤汉路，火车运行早已不正常了，他们像流浪汉一样，不经买票（也没有人卖票）混上平板车到了株洲，又混上运煤车到达长沙南站，经过几天几夜挑战体能的考验后，他们终于疲惫不堪、满身污秽地出现在福星街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 长沙办事处是以徐特立在湖南和长沙的崇高威望、以高参名议担任主任的，这对于开展工作极为有利。办事处对他们只管住不管吃，因前进路线未定，他们刚好休整几天，但时局混乱，市面纷乱不堪，除外出就餐外，他们不敢随便出门逛街，所以除了对国货陈列馆和小吴门邮政局有点印象外，古老的长沙古城实在没给他们留下多少记忆，倒是街头上真假伤兵借口抗日有功闹医院、闹戏院、闹饭馆以及成群结队惨不忍睹的难民气丐狠狠揪痛了易彬那颗年轻心灵的家国情怀。 三、四天后，前进的方案路线终于确定了，队伍又增加了三女四男，办事处还给他一张大护照，头衔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 离开长沙后，他们坐船经南县到沙市，从沙市到襄樊本来是通公路的，但台儿庄会战后李宗仁部队撤往襄攀一带，过往部队和伤兵很多，纪律极坏，沿路小市镇、店铺都是人去门关，就连村庄也只剩老人、小孩留守，汽车也停开了，他们只好千辛万苦餐风露宿沿公路步行到宜城，然后幸运地搭上李宗仁部队的一辆军车到了襄阳，随后过汉水去樊城住下了客栈。 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就设在樊城，这时“大护照”的“国民革命军”头衔派上了用场，他们试着去长官司令部要求派车，一个自称是青年服务团的人果然带来了一辆军车把他们送到了老河口。当时还以为是统一战线起的作用，多年以后偶然的机会才得知原来是青年服务团有我党派遣的工作人员在暗中帮忙。 在老河口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王精华生病住进了一家意大利教会医院，四、五天后当地驻军的一个联络参谋估讦是接受国民党的任务来游说他们说：一样是抗日，何必舍近求远呢？干脆就留下来参加这里的青年服务团吧。找借口敷衍支走了来人后，他们商量了一番，一致认为再留此地恐会节外生枝，无奈只好给王精华留下些钱让他病愈后自己走，其他人匆匆坐上车逃也似的到了南阳。 在南阳候车往镇平时，怀着久居海外华人特有的对祖国文化历史的尊崇之情，他们在整个延安之行中唯一一次游玩了位于城郊卧龙岗的武侯祠。 到了镇平，又有一位同志发病，又找不到汽车，只好雇了一台轿子抬着病号步行往陕西方向进发。走了没多久就喜从天降似的碰上一辆调入西北的原十九路军的军用空车，因为他们队伍中有几位老广，同时老广的司机服从“统战”载着他们经停商南县住了一晚后顺利到达西安。然后经董必武安排，于1938年10月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回想这一路走来，历尽千辛万苦艰难跋涉，终于踏上炎黄子孙的祖先发祥之地，他们兴奋之感和自豪之情实在难以用文字表述。是的，他们的个人命运从此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伟大而光荣地联结起来了。 三、烽火功勋 1938年11月，易彬先被安排进入陕北公学，由于文化程度较高，1939年1月又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7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历任文化干事、司令部书记、会计、被服股长。在延长，他没有华侨富商子弟的习气，很快融入斗志昂扬的革命氛围中，多次受到上级表彰。 1946年，易彬调任太行军区司令部作战参谋。1947年8月调任秦基伟任司令员的太行军区“晋冀鲁豫第九纵队”司令部作战科参谋 ，其时，纵队的《阵中日记》由他负责编拟，纵队每天的作战、训练等主要活动由他当夜记载入册。 易彬在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第九纵队（十五军）司令部作战科工作，一起跟随秦基伟司令员越过了黄河天险，突入蒋管区，开辟豫西根据地。为配合兵团主力捕歼敌李铁军兵团，他们把敌主力牵进了伏牛山的深山老林，把敌人拖疲拖瘦之后协同兵团主力将敌新五师歼灭；继又配合主力围攻大铁路交叉点郑州，全歼外敌于郑州以北地区。在淮海战役中，九纵先在任桥阻击，后又参加将敌黄维兵团合围，啃硬死挑，一直攻到双堆集配合主力将敌全部歼灭。1949提1月，九纵改编为十五军，易彬同志调任军务科长。在渡江战役中，十五军荣膺先遣作为野战军渡江作战右翼一梯队，突破敌长江防线，切断沂赣线，千里追击直抵闽北建瓯南平地区，完成全部渡江作战任务。 在这段极不平凡的斗争中，孙易极同志于1948年春被九纵队直属党委评为一等功，授予“人民功臣”奖章。 易彬同志是一位忠于党的优秀参谋人员。参谋是以无名英雄为座右铭的，他在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他党性强修养好，干一行爱一行，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只知埋头苦干默默无闻地为党做贡献。作战科工作事务繁多，而行军作战频繁，战争情况迅疾万变，他总是沉着冷静应对，肯吃苦不怕累，顺利时不张狂，困难时不气馁，给战友们和首长留下了深刻印象。 易彬同志是个博学多识的有心人。参谋人员是首长的活字典、资料宝，对有关作战的各种情况搜集了解的越多，对指挥员帮助就越大，他在这方面是很下功夫的。战略进攻中，深入蒋管区，敌情地形不熟，情况变化快，任务要求急，困难是很多的，他十分注重敌情、我情、天时、地理、交通、民情等各方面情况的收集，建立了各种情况材料登记，特别是“电话记录”、“电报摘要”、“值班日记”、“敌我当前态势要图”及各种统计表，并协同侦察、机要等有关单位进行交换研究。他每有空隙就反复研究挂在墙上的作战地图。一次在纵队担负引敌深入伏牛山将敌拖疲拖瘦尔后捕歼任务中，因没有地图部队行动遇到了很大困难，他从友邻处借到一份五万分之一地图，带领几个参谋利用夜间行动间隙誉抄、复制，解决了部队行动之急需，起到良好效果。 易彬同志是勇于提出自己见解、责任心极强的人。参谋人员应该有参有谋，秦司令再三指示参谋人员不要光当“新闻记者”、传声筒，而是要有情况有分析、有判断有处置。有些同志常常因担心自己看法不对受批评而求省事，易彬同志在这方面是勇于负责的。他作为作战科副科长，总是认真对待各种情况、反复研究，对一些具体问题，根据首长意图及时处理，对较重要问题找有关同志询问协商，拟出方案请首长决定。 易彬同志富有组织能力，善于把首长意图变为现实。贯彻上级指示命令是参谋人员的重要职责，他在这方面是很努力的，他与机要、侦察、通信、训练、军务各部及政治后勤机关都保持有良好的关系。作战科作为指挥联络中心，他非常注重请示报告制度的贯彻，特别注意部队在贯彻执行首长指示命令中的进展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报告首长处理，以求最佳效果。他很注意《阵中日记》编拟，把每一重大决策形成过程、贯彻执行情况及效果及时整理记载，坚持不懈地进行整理登记，从不间断。《阵中日记》在战时为部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提供了有益实战借鉴，而且为解放后撰写《十五军军史》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原始素材，得到了军史学界广泛好评。 易彬同志非常注意总结部队实战经验教育训练部队。纵队首长总是从部队新、装备差、战斗力弱的实际出发，特别强调要边打边学、边打边练，不断总结不断提高。易彬同志很注意贯彻这些指示。每场战斗后，坚持及时催促部队做战斗详报，对一些较大或典型的战例，即由纵队组织深入部队，帮助下级总结经验、吸取营养，他曾多次下部队并协同训练等有关部门，编写了“登（封）密（县）作战总结”、“郑州战役总结”、“淮海战役总结”、“渡江战役总结”等多个总结材料。秦司令常常在战斗中发现典型，立即让作战科把他们请军部亲自听汇报。在淮海战役中，当时形成坚固防御之敌进攻受阻，而27旅干净利落地歼灭了小张庆守敌时，他立即召来一线部队指战员汇报。易彬同志随即将这些材料及首长指示传达各部队，发挥了很好的效果。 易彬同志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模范。参谋人员始终以为党的事业奋斗为唯一目标，在激烈复杂的战争中，会遇到各种困难波折，特别是在战略进攻阶段，情况变化快、时间紧、困难多，这些也常常影响个人情绪和同志间友邻部队间的关系。易彬同志一直担任作战科党小组长、司令部党支部委员，他在这些问题上抓得很紧，只要有空隙，他就抓党的组织生活，开党小组会，或个别谈话。他沉着冷静、不骄不躁，同志有问题愿找他谈心，全科同志心情舒畅，部队之间关系协调。1949年春，作战科被评为集体一等功，他是付了许多心血的。 1950年，孙易彬调任云南军区干部部组织统计科长。1952年，到北京马列学院学习。由于战争年代他注意了学习知识，行军作战中一有机会总是书本、报刊不离手，故知识渊博、理论水平较高。1955年毕业，选留南京高级军事学院担任军事院校教授会成员，为培养我军的高、中级干部，付出了不少心血。 文革期间，易彬被污为“国际间谋”，蒙受不白之冤，多年被发配至大别山区某秘密基地教授第三世界外国领袖军事知识。 1970年，孙易彬降两级调任贵州省安顺军分区副政委。期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他做为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参与调查原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中将一案，本着对同志高度负责，顶着各种压力，实事求是把调查情况向中央报告：虽然工作中犯有一些错误，但谭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他的一生是清白的一生，革命的一生。 1978年，孙易彬调回南京高级步兵学校任党史教研室副主任。1980年，他主动向组织提出离休的申请，经组织上批准，为正师职离休干部，安置于陆军指挥学院第一干休所。 1988年10月27日，因患脑溢血，孙易彬同志在南京逝世，终年68岁。 四、赤子情怀 易彬当年拒绝了家庭给他安排好的富贵舒适的生活道路，义无反顾地投奔延安共赴困难，一生风雨兼程，为国弃家无怨无悔。 日寇占领菲律宾后，因为易彬回国抗日的缘故，他在菲岛的家人族亲共七人惨遭日寇清洗杀害，包括捐款捐物支持国内抗战的巨商孙庆珍先生（系爱国侨胞黄保欣先生的姑父，曾独资捐建崧山小学、乐安小学并全额负责两校教职员工薪水直至菲岛沦陷其本人罹难）。 远在故乡国统区的老母亲及弟弟一家，又因易彬是共产党阵营的人而备受国民党地方政权的打击折磨。 解放后易彬上人进步和事业发展却又因其侨商家庭出身和归侨身份而大受影响。抗美援朝时他在1950年10月随秦基伟率领的十五军赴朝途中被召回，固然有其军理理论素养较高，刘伯承草创军事院校极需这样文武兼才的人这个主因外，其实也与其堂兄孙易华时在美国任职桥梁工程师有关系（日寇清洗易彬旅菲家人时，易华因从菲律宾国立大学毕业后赴美攻读博士学位而成为唯一幸存者）。 县志办九十年代为易彬立传而征集资料时其老战友回忆，无论从战争年代的贡献或解放后的工作成绩衡量，易彬的职务待遇都是较差的。所有这些于常人可能都是难以释怀的，然而易彬都泰然处之，对家人的蒙难受苦他在解放初回乡时曾说：“干革命哪有不流血牺牲的，只是日寇和国民党把账算在亲人身上，我于心难忍，只能等来世再报答他们了。”至于晚年时老战友们谈及解放后我们国家所经历过的弯路并为其不得志而仗义执言时，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引用了1976年爱国侨领黄保欣先生率贸易代表团访法时某法国主流媒体资深记者问及文革时中国内地混乱荒唐局面时说过的一句话：“我在祖国受过高等教育，深知中国人民不是愚蠢的民族，这种现象总有一天会纠正过来的。”然后淡然地微笑着说：“我年轻时回国抗日就不是为个人而来的。” 1950年，孙易彬第一次写信回家乡，寻找母亲、弟弟等亲属。信中告诉母亲，他在外一切安好，不必牵挂；全国解放在即，要母亲保重身体。解放以后家乡会设立人民政府和各种机构以；会办学校，供穷人的孩子读书；会建立医院，为人民治疗疾病等等。 全国解放后，孙易彬顺途回家探望母亲，一见面就跪在母亲的膝下，和弟弟抱头痛哭。他向母亲诉说，自己为穷人翻身做主人，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闹革命，几十年奔波在外，不能侍候在母亲身边略尽孝心，请母亲原谅他。 他还常写信给家乡的亲人，要弟弟照顾好母亲，要求亲属们遵守政府的法律法令，家里有困难，应自己克服，不能麻烦政府；不能利用军属地位为自己谋私利。 他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建设，时常写信回家，询问家乡发展情况。1972年，获知侄女在家乡崧山村任村主干时，多次来信鼓励，要她做好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做党的好干部，带领干部群众搞好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还不时把报纸上一些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事例剪下来，寄给侄女，还曾特地购买了许多杉树种子寄给崧山村林场，希望家乡尽快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