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头一次感受到“改朝换代”的气息是在1949年5月。据杨村消息灵通人士袁小嘴说，“毛家”和“马家”在泔河以北的秋家山、注泔一代交上了火，双方短兵相接，血流成河。接着，又听说“毛家”彭德怀司令的指挥部就扎在乾州城东南长留乡的秦家庄，“毛家”要“牵马（马鸿逵、马步芳）打胡（胡宗南）”。秦家庄在杨村正西，距杨村也就十来里路的样子，一马平川，骑上快马一顿饭的工夫就到了。父亲和所有的杨村人可能都没有想到，改朝换代的事情竟然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父亲又一次和“国”发生直接联系仍是在这一年。那是在“牵马打胡”不久，父亲和杨村青壮推着独轮车去咸阳给队伍上送粮。多年之后，我不止一次地问过父亲到底是给“国军”送粮还是给“共军”送粮，也许是年代过于久远，或许是父亲年纪太大，父亲竟然忘得一干二净，反倒是对那天晚上在店张驿歇脚时遭遇土匪的事情记忆深刻，那群衣衫褴褛高声吆喝着的土匪高举着蘸着菜油熊熊燃烧的扫帚，那“噼里啪啦”的声音一直回荡在他的耳边。后来，我在一些资料上看到，父亲给咸阳送军粮的时间，大致是彭德怀率领的第一野战军固守咸阳、西安击退“胡马”的时间。由此可以推断，那粮食确乎是送给了共产党的队伍。我因此欣慰了很久，毕竟我的父亲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然而，父亲对此事竟然一点也不在乎。 1949年是农历的己丑年，那一年，父亲23岁。 1958年，国家说是搞“大跃进”，要一夜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最显然的标志就是“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都不要。对于这一点，父亲双手赞成，吃大灶就吃大灶，家里的饭锅上交就上交，只是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父亲心里有些嘀咕，因为在父亲看来，那粮食是种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可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杨村的“大个子”就是村干部，于是，父亲就跟着大伙儿吃大灶。吃了一段时间，大锅里的能顶饱的正经粮食越来越少、越来越稀，最后锅里的饭都可以当镜子照人了，杨村人尤其是那些“壮劳力”就有些撑不住了。同时，因为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你需要什么共产主义给你什么，于是，杨村一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人30来岁就蓄起了长长的胡须，成了“老人”，一天到晚啥事不干就等着吃。30多岁的“老人”在杨村越来越多，到了最后，粮食、棉花成熟了烂在地里都无人收获。我家对门就有这样一个跟父亲年龄相当的“老人”，冬天眯着眼睛坐在太阳底下看天，夏天睁着眼睛坐在大树底下看人，饭碗就在脚跟前放着，竖起耳朵等着吃饭的钟声敲起。父亲一生最讨厌游手好闲的懒汉，而对门的这位“老人家”整天就在眼皮下晃荡，父亲实在看不下去，就数说了他几句。为此，父亲差点挨了队上的批，那个在旧社会穷得只有一条裤子的贫协代表说，父亲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有问题，对贫下中农的态度有问题，因为父亲数说的那个人家里祖祖辈辈是苦大仇深的贫农，而我家只是无产阶级争取的对象——中农。 联系到再后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粮，学生不上学，总而言之没有人正正经经地做事。后来，敢说话了，父亲总结说，这国家也有胡整的时候。 1971年“9.13”事件，一开始杨村农民都蒙在鼓里，谁也不会想到“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竟然会叛党叛国，竟然要暗害毛主席。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有一天从一个同学那里听到了这个惊世骇俗的“小道消息”，回家之后我就在饭桌上把这个消息“散布”了出去。父亲当时厉声地呵斥我住口，并叮嘱我出去之后千万千万不要乱说。话虽这样说，可那一段时间每次我放学回家，父亲总会用一种期盼的眼光看着我，希望我能够再继续散布一些有关的消息。林彪事件昭告天下之后，父亲用一种事后诸葛的口气说：这秃子胆子倒蛮大，你也不看看江山是谁的！ 不过，父亲倒是真做了一回料事如神的事前诸葛。因此，若干年之后，我一直对“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这句话深信不疑，也对父亲由衷地增加了几分敬重。1976年7月，学校刚放暑假，一天下午，我们一群学生娃愉快地唱着歌牵着羊提着草笼子到杨村村西的地里放羊、拔草，五、六点钟的功夫，我们看到了后来再也没有看见过的一种“天象”：西斜的太阳，奇妙的“彩虹”，那彩虹以太阳为基点，自西向东扯出了一长串相切的圆弧；且由西往东呈现有规律地放大。看到这种奇怪的“天象”，我们望着天空咋呼呼地喊了半天。那时候，我们已经在“常识”课上学到了零星的天文知识，书本告诉我们，彩虹的出现是由于水汽反射太阳光形成的。由于是反射，所以，彩虹和太阳总是出现在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说，太阳在西，彩虹必然在东；太阳在东，彩虹必然在西。可是，眼前的情景推翻了我们学到的知识。回家之后，兴奋异常的我就把这些一五一十地说给了父母，并在地上详细画出了我所看到的情景。父亲看了半天，说这是“日背宫”，并说，“天上日背宫，朝里有事情”，要出大事！ 那年7月28日，唐山地震；8月16日，松潘地震。松潘地震那天晚上杨村有明显的震感。于是，杨村人住在用玉米秸秆搭成的防震棚中惊慌而又兴奋地等待着末日的降临。20多天后的一个下午，学校的大喇叭中传出了播音员那极其悲痛的声音：“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月9日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突然，我想到了“天上日背宫，朝里有事情”那句话，觉得这件天塌下来的大事情似乎和父亲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于是，我浑身上下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不过，等到“四人帮”粉碎，我又一次在父亲跟前提到“日背宫”的事情，父亲竟然像不知道那句话似的，只是看着我，什么也没说。 1980年，我考上了大学。对父亲来说，他的儿子考上了大学，意味着家里终于有了一个“国家人”。上学期间，父亲从不过问过我的学习情况，只是问我在学校吃的什么、能不能吃饱等问题；我评上了“三好学生”，不好意思地说出来想让父母分享一下我的快乐，母亲听了面露喜色，可父亲一点反应都没有，弄得我情绪全无。毕业之后，每次回家，父亲总是异常执拗地要我带上一些米面回去，只怕把他的儿子在外面饿死。父亲一直没有表露的思想是，他的这个在外面干国家事儿子，不会种地，也无地可种，肯定常年处于一种衣食不继饥寒交迫的状态。母亲去世之后，父亲有一年来城里住了几天，体会了一下城里的生活，此后他再也不让我带米面了。 1999年暑假，一次我回家看望年迈的父亲，父子俩门口坐着，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突然，父亲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土耳其地震了”。我很惊讶地看着已进入暮年的父亲，因为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唯一的从父亲嘴里说出的国际时事。事后我想，很久以来，我一直都以为，父亲，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会关心儿和女，只了解杨村的人和事，只关心吃和穿，只会操心牲口和土地。看来，我错了。中国社会长期把农民排斥在事实上的国民之外，国民该享受的待遇和福利从来没有过农民的份儿，似乎也从来没有人考虑过农民也要享受那些待遇和福利，可农民自己始终没有把自己当外人，尽管他们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应该说，父亲的晚年是幸福的，只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本来就少言寡语的他言语就更少，常常是一个人在门口一坐就是大半晌；另外就是特别喜欢吃西瓜，一年四季都喜欢吃。2006年，有一次我和爱人、女儿回老家。父亲吃完西瓜，对我和爱人说：“甭操心我，你们把国家的事情好好干！眼下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又不上税，从古到今哪里有这样的好事情？！放到过去，皇上冬天想吃西瓜也吃不上。”我的印象中，那一次，是父亲进入暮年之后和我说话说得最多的一次，他也清楚从此以后中国农民再也不用缴“皇粮国税”了。这可能是早年父亲做梦都不会梦到的事情！ 2008年底，父亲的身体状况急转而下，饭量锐减，记忆减退，几乎不能行动，但是话突然多起来了，一天到晚沉浸在早年的记忆之中，说的全是自己童少年时期的人和事。那段时间，我回家的次数很多。一次，我和爱人开着车回去，大姐告诉父亲我买了车，开始父亲死活不相信他的儿子会买车。为了让他相信这事情是真的，那一天，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专门让他坐在门口，看着我们的车子启动、离开。此后，只要有亲戚乡邻过来看望他，他肯定要说：二儿买了一辆车，汽车！对于父亲来说，儿子能买一辆汽车，又是一件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父亲是2009年4月18日晚上8点23分辞世的，距离他最初感受到要改朝换代整整过去了六十年。父亲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这六十年，为了家人，他在时代的洪流中挣扎过、奋斗过、煎熬过，他一直被时代的洪流推着前行。但是，对于家，对于国，他无心无愧，所以，他走得异常安详。那天下午五点多，父亲吃了一小片西瓜，一生中最后的一小片西瓜，然后，把绕在他身旁的儿女孙子孙女挨个看了许久，然后就开始安睡。就在他安睡的时候，生命的体征一点一点地在减弱，直到父亲最后离开这个家、这个村、这个国、这个世界！ 那一天，从下午开始，天一直在下着雨。 父亲辞世的2009年，是农历的己丑年。这一年，父亲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