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郝效儒

                                                                              郝祁生

       我的父亲郝效儒，1941年农历四月初一被敌杀害，当时我才六岁。记得当天夜晚，父亲母亲与我住在老家武乡县马牧村与邻村型庄村之间一条叫陈家沟的避难窑洞里。半夜的时候，有人敲门，说“快起来，快起来，被包围了”。我父亲就跟着跑出去。天亮后，人们在附近的沟里找到我父亲，但已被人用刀捅死，肠子也出来了。

由于年幼，我对父亲的记忆是模糊的。我母亲前后生了十个孩子，除了我都不幸夭折。丧夫失子，加之生活极端贫困，使我母亲的心智受到很大影响，大病高烧后基本丧失了语言功能，也就不能给我讲述我父亲的情况。后来也听村里老人讲过一些情况，如：我父亲在榆社、太原念过书，在长治教过书，文化很高；在平顺当过县长，回村里给人们讲过抗日持久战；1938年4月八路军总部在马牧村，部队大灶就设在我家；1941年5月，父亲回家小住，行李书籍已让村里人担到黎城了，他要等四月初四过了我的生日再走，但不幸在四月初一被杀害等；出殡的时候，来了很多人。但是，对于父亲求学和工作的经历，特别是他的政治身份，一直没有确切的具体的文字材料。

       1977年我母亲去世，与我父亲合葬。挖开我父亲的坟墓时，发现他左胸两根肋骨是断的。在墓中还存有大量书籍报刊，还有毛笔墨水等，但当时人们没有文物观念，一把火全部烧了，十分可惜。

从1982年开始，逐步有材料说明或证明父亲的经历和身份。

1982年6月，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财政学会会长的戎子和同志来到武乡，让县里有关领导找到我，向我讲了父亲的情况。他说我长得和父亲一样；问我生活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他当场写了一份材料，全文如下：武乡县人民政府：我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任山西第五行政督察专员时，曾任郝效儒同志为平顺县县长。他虽当时是进步人士，不是党员，但很听党和牺盟会领导同志的话，各项抗日工作都完成得较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事变”前后，调任专署视察员。一九四0年退职回家安居。一九四一年五月日军扫荡时，不幸在家乡被敌搜获，用刺刀捅死，壮烈牺牲。念其忠贞党国，理应追认为烈士。如何请审阅办理。致以敬礼。戎子和，一九八二年六月五日。

戎子和同志当时还要我找时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赵军同志。当年当月，我到省政府找到赵军同志，他回忆了与我父亲一起工作的经历，当场写了材料，全文如下：武乡县委、县政府：一九三九年我到平顺工作，正值十二月政变。郝效儒同志当时是县长。在“十二月政变”过程中他是拥护牺盟会的。四0年调工作以后又退职。我曾打听过他的情况，知道在四一年大扫荡中牺牲，且表现很好。我曾为他的牺牲长久地感到惋惜与伤心。我同意戎子和同志的意见。赵军，六月十九日。

      主要是根据戎子和同志与赵军同志的材料，省民政厅1985年9月17日批准我父亲为革命烈士(晋烈字第OO4051)，武乡县民政局于当年11月8日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1986年6月，新编《武乡县志》出版。在烈士传部分有我父亲的传记:郝效儒（1902—1941），乳名金尧。一九二三年考入山西省教育学院，成绩优异，得到该院院长郭象升的赏识和鼓励。一九二七年毕业后，分配到省立第四中学任教。思想激进，倾向革命。阅读进步书报，以笔名“郝不顽”著文，抨击封建“经学”，提倡白话文，为改进文科教学竭尽精力，成为该校进步青年的启蒙者。不少学生在他的影响下，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7 年参加牺盟会，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到平顺县任公道团团长。同年秋，牺盟会与公道团合并，改任牺公联委员会主任。1939 年，调任平顺县抗日县长。为发动群众抗日，创办了抗日小报《挺进》推动工、农、青、妇各抗日团体的救亡活动。“十二月事变”后，调任第五专署视察员。1941 年在故乡马牧养病期间，不幸被日军抓捕，惨遭杀害。这个传记，是谁并依据什么写的，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近几年，我儿子又找到一些有关我父亲的资料。

       一是《上党晚报》2012年6月28日刊发的卢六沙先生的《用语言战斗的长治特工》一文。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是“长治四中的郝效儒教他革命”。现摘录文章的部分：父亲在长治第四中学40班就读时的班主任郝效儒影响了他的一生。父亲在回忆录中有如下的记载：当时郝老师是我们共产党的党员，可是我们学生都不知道。郝老师在课余时间约我到他的宿舍谈话，主要是讲日本鬼子侵华将会出现什么？我们要抗日，不能当亡国奴……。 “西安事变”后，当时国民党报纸宣传“蒋委员长在西安蒙难”。而郝老师叫我到他宿舍说：“你看报纸了吗？蒋介石在西安被抓了。”按郝老师的说法，这下子可能就要逼蒋抗日了。事情如果顺利的话，统一战线局面就出现了。但是，郝老师说蒋介石会不会翻脸还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告诉我要抗日就要加入一个组织。他说牺牲救国同盟会是抗日的，你加入吧，我去给你办。事隔不久，又告诉我给我办好了，被登记为会员了。这个时间，在我1951年填表时写的是1936年冬，因为是在“西安事变”之后，具体哪日，确实记不清了……郝效儒老师是指点我父亲走上革命的“引路人”，他推介我父亲读当时的进步杂志《读书生活》，直接把我父亲送入牺盟会并积极开展工作。1937年春季开学后，牺盟中心区的宋乃德（沁源人，曾任潞城县县长）经常到学校给学生作报告，父亲就根据郝老师的吩咐叫同学们听报告。

       二是在网上看到《平顺教育志》，里面也提到我的父亲。如：1938年在“牺盟会”和抗日县政府的领导下，学校进行了改革，将校长负责制改为主任负责制。学校也改名为“平顺县抗日民族革命高小”。王尊贤改任主任，并设了名誉校长和副校长，名誉校长由县长郝效儒兼任，副校长由县政府教育科长魏观政兼任。1939年十二月政变发生，局势急剧恶化，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出现混乱。再如：课程设置由原来的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图画和写大楷等七门功课，改为语文（论说精华、论说指南）、政治（就是当时平顺县县长郝效儒写的一本书《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三是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烽火太行摇篮情一一太行联中纪念文集》。从书中得知，太行中学的前身是晋东南路东干部学校，1940年春改为太行中学，先在左权麻田，后迁至黎城东崖底村。1941、1942年分别成立太行二中、三中，三个学校合成太行联中。里面有些文章提到我父亲。如：赵秀山在《革命教育思想的实践者》一文中写到：语文老师郝效儒，大学毕业就在晋东南各中学教书，博学多才，教学经验十分丰富；抗战初期，还担任过平顺县抗日县长。还写到：八路军新四军的将领1940年11月9日给国民党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即著名的复何白浩电的电文），郝效儒老师讲授此文时，引经据典，连讲十多个小时。仅对文中的典故“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讲了一节课。同学们惊叹郝老师的才华。郝志坚在《我的母校太中》一文中写到：我们的语文老师郝效儒，家在根据地，他把家中藏的大量的书籍捐赠给了学校，不仅有古今名著，而且还有不少《译文》刊物。

       四是2014年4月在长治党史办查阅的《长治党史资料汇编》，文章大部分是1983年老同志的回忆文章，里面有不少文章提到我的父亲。如：武天祥（1983年时任山西省水利厅副厅长，现在健在）在《关于长治党史方面一些情况的回忆》中写到：长治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长治城内就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主要在知识界。现在著名的音乐家常苏民就是当时城内较早的党员之一，省立第四师范的教师董永芳和省立第四中学的教师郝效儒也是那个时期的党员，这些同志当时在广大学生群众中都有一定的影响。《李祯同志谈：长治早期党组织的活动》一文写到：我在省立第四中学读书时，曾参加党组织发动的抗日救亡运动，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和准备迎接红军东渡等。是郝效儒（四中语文教员）、史纪言（乡村师范教员）、朱宝俊（四师学生会负责人）等组织起来的。那时党组织处于极端秘密状态，所以这些活动都是以学生会、同乡会等群众的公开组织出现的。张定寒《抗战初期省立四中的学生运动》一文写到：一九三六年前，同学们在学校一些进步教育的影响下，逐步萌发了革命思想，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比如语文教师郝效儒（武乡人），大力提倡的白话文就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四中学生之所以在思想上比较进步，回忆起来大概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党在学生中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这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二是学校有像郝效儒、李相甫等一些进步教员积极在学生中传播先进思想，对学生影响很大。……《五专署工作情况粗忆》（戎子和口述，王雷平整理）一文写到：……那是专署还设有视察员，由县长一级的干部互调，县长回到专署就变成了视察员，视察员调出就是县长，记得那时的视察员有司廷秀（后来当了汉奸）、白尔玉、宋乃德（后人晋城县长，接替张韵波），魏建（后任平顺县长、接替郝效儒）……我到长治后首先建立起专署和长治牺盟中心区的中共党团组织。党团组织成立后就着手对各县旧政权进行改造……平顺县县长换成郝效儒（进步人士）……董杰天《母校的回忆》写到：我是长治人，一九三三年就读于长治女中。……主要课程依靠四中的郝效儒、裴子纯、李向甫、王荩臣等代课，他们教学质量好，思想进步，给人以新颖的感觉，他们的言教深受学生欢迎……郝老师教语文，他提倡白话文，喜欢讲鲁迅、丁玲等进步作家的文章和诗词，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提倡平等，提高女权等。

       记得家里过去有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但遗失了。现在我没有父亲的一张照片。今年六月，我儿子联系到长治市的一位红色收藏家，叫杨宏伟。他收藏了一份1939年2月15日出版的平顺《挺进》报，报头下写着“效儒题”三个字。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字。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父亲在抗战前思想是进步的。因为没有直接证据，尚不能确定是不是党员。此外，1940年至1941年，我父亲在太行中学教书，继续从事抗日工作，戎子和同志所说的“一九四0年退职回家安居”的表述不一定准确。

      写下上述文字，既是对我父亲的怀念，更主要的是希望我父亲的同学同事学生或者他们的子女，能提供一些有关我父亲的记忆，或者照片等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