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1910年是大清国官费留美生考试的第二年，一个叫胡洪的19岁少年决定放弃在上海华童公学教书的职务，报名参加考试，胡洪是个特别要面子的人，为了防止考不上被朋友耻笑，他把自己的名字临时改为了胡适，谁知道揭榜之后他真的考上了，到了美国之后，他先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然后又转入了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哲学，因为喜欢用白话文写诗，他的同学作了一首打油诗来讽刺他，“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而没想到的是，这句诗在几年之后真的应验了。

解说：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把一篇提倡白话文的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刊登在新年第一期的显要位置。

胡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主要是讲不，文章也不用典，不讲对仗，不模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语。

解说：文章作者胡适，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一名中国留学生，早在几年前，《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便听说了这位，经常拿白话写诗的年轻人。

沈卫威（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过去很多旧的文人，他写词，填词，他写律诗之乎者也，他写文章是八股文，他说话说白话，胡适说这个还不行，我怎么想的？怎么说，怎么写，要让思、语与书、就书写，要这三个统一。

解说：由于当时的留学生多是饱览国学经典的儒生，胡适这个主张“我手写我口”的异类，便马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陈独秀也是在这一时期，与这个身在大洋彼岸，比他小一轮儿的青年人建立起了联系。

耿傅天（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独秀是他的安徽同乡，他们有共同的朋友叫汪孟邹，在那办书店的，汪孟邹可以说是陈独秀的老板，《新青年》的老板。

沈卫威：这汪孟邹就介绍陈独秀和胡适在美国通信，陈独秀就给胡适写封信说，说弟，我这在办了一个新青年杂志，要想有所突破，希望你给我写文章。

解说：胡适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第一篇文章，是他用白话文翻译的一篇题为《决斗》的俄国小说。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士大夫认为，用文言文创作文学作品，不但是文化阶层身份的标志，更是华夏文明的象征，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仅仅是给平民百姓阅读的文字。

沈卫威：过去白话是下里巴人，是普通市民接受的，没有文化人接受的，有文化人还是要之乎者也，还要学古文古诗。

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作者）：胡适倡导白话文主要还是为了普及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因为这文言文学起来很难的，所以他在《文学改良刍议》里面就讲，要打倒什么样的贵族的文学。

解说：此时的陈独秀正在他的《新青年》杂志上全力推广，民主和科学的西方思想，而依靠文言文传播的思想，受众者多数会是那些满腹经纶的传统儒家弟子。为了避免对牛弹琴，他也曾尝试着办过白话报刊，但却始终无法引起重视，而1917年，胡适寄给他的这篇《文学改良刍议》，却使这一切发生了改变。

胡明：他也强调文艺上要做一个大改革，强调了好几次，但实际上他不知道怎么改，不知道文艺上做什么改革。

耿傅天：《文学改良刍议》不同于陈独秀的就在于，它是比较具有可操作性非常具体，（提倡）不用典之类的。

解说：胡适的文章很快就被陈独秀刊登在了《新青年》之上，这篇原本并不起眼的文章，在陈独秀的推波助澜下，竟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胡适也被推为举义旗的急先锋，一个月之后，陈独秀又以“甘冒全国学究之敌”的激进言论，发表了《文学革命论》。

张铁荣（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一个是留学回来的，见过西洋的，一个是中国的秀才，北大的文科学长，你想在中国最高的学府，有顶级的学院派的人提出这个事，这可就大了，大在哪呢？他是在中国文化的中心，这个古代文学的大本营，最有文化的地方提出要灭最有文化的文化来弄白话，这个大家就觉得很震惊。

解说：半年之后的1917年夏天，胡适在博士论文尚未通过的情况下，被年初刚刚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聘为教授，这一年他26岁，对于这个年轻的教授很多人却不以为然。

胡明：你一个留学生回到北京大学当教授，而且一下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后，能不能站住脚，你面临两重压力。

解说：就在胡适饱受质疑的时候，蔡元培站了出来，不知是缘于误会还是有意为之，在为胡适的文章作序时，比胡适年长两轮儿的蔡元培这样写到，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

沈卫威：这句话对胡适太重要了，胡适他在国外有留学的经历，他还要来治汉学，最关键的他还有汉学的遗传，汉学的家学，说他生于绩溪汉学的绩溪胡氏。

胡明：后来胡适跟他说，我跟那个绩溪三胡没有关系，我们家是祖祖辈辈是作农民的，最多是开小茶叶店。

沈卫威：这个是蔡元培不了解，蔡元培实际上这句话是说错了，但是一句错话，一个细节对胡适成就很大。

解说：1917年7月，在京城消失了6年之久大清黄龙旗和张勋的辫子军一起又出现在了城墙之上，康有为和一帮主张君主立宪的旧式文人，此时也活跃了起来，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马上做出了激烈回应，胡适虽然也写了一些文章，批判儒家思想中的旧式伦理道德，但却并不激烈。

刘长林（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批评儒家思想都是非常平和，而且他是一种研究的观点。

解说：在后来的口述自传中，胡适说道“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但就全体来说，我对孔子和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他一边教导儿子，不要以“忠孝”为人生的信条，另一边却又尊崇母命，一生与母亲包办的农村妇女江东秀相濡以沫，这让许多倡导新思潮和主张自由恋爱的同仁们十分不解。

胡明：陈独秀拍着桌子对胡适说，你是认我是个朋友，你今天就跟你的老婆离婚，这么丑的老婆，这么小脚的老婆，没有文化、没有思想，你居然能够容忍，证明你不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马上跟她（离婚），拍着桌子要离，胡适说，其实我现在的婚姻，其实对我还没有什么吃亏，也很好。

解说：1920年3月，在经历了几年激烈的文白之争后，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至此，白话文成为官方语言，人们也有机会体会到了“我手写我口”的淋漓畅快，这一年，胡适推出了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文诗集《尝试集》，一时间青年们纷纷抢购，以致洛阳纸贵。

刘长林：在青年中间非常的流行，章士钊后来就讲了一句话，人们就是以适之为上帝，以绩溪为上京，就是人们都模仿胡适，胡适到哪儿去演讲，教室什么地方都坐得满满的，甚至都挤破。

解说：从发表倡导白话文的《文学改良刍议》，启动“文学革命”波澜，到受邀归国加盟北大，传播现代思想方法，再到与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同仁一起，把一场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与“新思潮”运动推升，扩展，及至使之进入到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篇之页，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旗手地位是实至名归的。

陈晓楠：1948年12月13号，北京大学在城外隐约的炮声当中，迎来了它的50岁生日，时任校长的胡适在校庆特刊里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作50岁的生日，我用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强，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傅作义的孤城，城里的人们可以清晰的听到解放军的播音员在喇叭里反复的劝说胡适留下，两天之后，胡适乘坐蒋介石派来的专机，离开了北平。“政治立场”，这道他躲了30年的命题，终究还是找上门来了。

解说：在刚刚回国的时候，胡适曾经多次向人提到，自己20年不谈政治的处世原则，然而多数人却并没有注意到，在不谈政治的言论前，胡适加了一个定语“20年”。

胡明：其实胡适谈这句话已经潜伏着，他是一个爱谈政治的人，他所谓20年不谈政治，是当时他对自己的一个约束，他怕自己一谈，一进去就出不来。

解说：虽然胡适本人并不主张大谈政治，但在北大的校园里却从不缺乏主张政治改革的声音，好友陈独秀经常会拿一些宣扬政治主张的传单来北大印刷，由于陈独秀的英文不好，便托胡适将传单翻译成英文。

胡明：到中央公园很有名的茶座，晚上很多人喝咖啡喝茶都有的，那是北京很高雅的一个地方，胡适陪他去了好几次，那时候他就开始发传单，他发传单就是走到每个桌子前面，每个人的咖啡杯里或是茶杯里给人家放上一张，杯子往上压住，胡适也看了好几次，说你这小儿科，不大很欣赏，但是也不便反对，他帮他翻译嘛。

解说：此时的中国，虽然摆脱了帝制的束缚，但在军阀混战的闹声中，却也步履维艰，随着共和国一词的新鲜感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人们发现，所谓的共和国却与前清并无太大差别，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对“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越来越感兴趣，胡适对此不以为然，他的主张是与其空谈主义，不如静下心来解决一些社会上的问题。

耿傅天：陈独秀就给他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那么一种观念，就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胡适的回答，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相信，帝国主义是最后阶段这些话。

解说：在胡适看来，暴力革命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在，所以当1922年，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在上海第三次被捕时，胡适正在北京向北洋政府兜售他的“好人政府”主张，而当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黄埔军校，积极准备北伐之时，胡适却又参加了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他的这种做法使的国共两党对他都颇有成见。

耿傅天：政治首先区分敌友，胡适没有敌人，胡适他的这个假定，所有人都是他的朋友，所以他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就会陷入一种被大家误解的那么一个状况。

解说：一天，胡适和陈独秀在朋友家闲聊，陈独秀问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地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手杖在地板上连连的笃了几下说，仲甫你坐吧，我要出去有事，一面只管下楼出去了，虽然在政治上的见解与陈独秀并不相同，但两人私下里的交情却并未因此而产生隔阂。

胡明：陈独秀被抓了4次，但是他每次抓进去胡适每次都去保他，当时要军法处理军法审判，胡适发动了很多人，甚至跟蒋介石，汪精卫都去打招呼。

智效民：他在南京住监狱，胡适还看他去，探监去，给他一些接济啊什么的，对陈独秀评价很高的。

解说：1928年，北洋政权结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开始执政全国，从这一时期起，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胡适，又开始将改良的目标转移到了国民政府上面。

耿傅天：反对党化教育，因为国民党要搞党化教育，这个也是受到他们抵制的。

胡明：他办《新月杂志》，《新月周刊》，他开始批判国民党，我们要什么自由，我们要的是批判国民党和批判孙中山的自由，为什么不能批？上帝都可以批判，你为什么不能批判。

解说：上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来到了北平，在这里她遇见了不少政要名流，而让她感到十分惊讶的是，这些人之中有一位告诉她，国民党应该拨给共产党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那其他各省也都应效仿，说出这话的人就是胡适。

智效民：你国民党不是说共产党不行嘛，共产主义不行嘛，但是你没有经过验证，你怎么知道它不行。

耿傅天：他不把意识形态的对立看成是比地球的存在还要重要，他跟共产党也是朋友，国民党也是朋友，大家就竞赛吧，谁能把中国治理好，就让谁来。

解说：虽然在国民政府的初期，胡适在国共两党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选择，但不久之后斯大林在苏联发起的，那场震惊世界的大清洗运动，却给了胡适极大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