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卷本《胡适全集》第34卷是“日记”卷，印着胡适1950年至1962年去世前的日记。胡适在1959年3月9日的日记中记有“写《自由与容忍》，未成”一句;隔了一日，即1959年3月11日的日记中又有“写《自由与容忍》，勉强成文”的话。但44卷本《胡适全集》的正文中并没有这篇文章，只在当年即1959年11月20日的日记后面的“附录”中见到一篇《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从附录中我们知道，胡适的这篇《自由与容忍》，发表前改题为《容忍与自由》，登在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六期。几个月后，也就是《自由中国》的一班人庆祝杂志创刊十周年时，担当过这本杂志发行人的胡适先生也来参加这个庆祝会，并且发表了讲话，而这个讲话经《自由中国》杂志的骨干编辑毛子水的整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容忍与自由》。至于发在《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六期上的《容忍与自由》，想大陆读者多是无缘得见。

　　好来现在知道，两篇文章的意思，尤其是观点，应该是相同的。这一点，在被整理成《容忍与自由》的这篇讲话中胡适讲得很清楚：“原来我曾想到今天应该说些什么话;后来没有写好。不过我今天也带来了一点预备说话的资料。”什么资料呢?这就是，“今年三四月间，我写了一封信给《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同仁;同时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登在《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六期，信登在第七期。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容忍与自由》。后来由毛子水先生写了一篇《〈容忍与自由〉书后》;殷海光先生也写了一篇《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都登在《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七期上。……今天我想说的话，也是从几篇文章中的意思，择几点出来说一说。”也就是说，胡适这篇《容忍与自由》的讲话，是综合了毛子水和殷海光几个月前读胡适发表的《容忍与自由》的读后感及胡适自己这篇文章中的一些意思。

　　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有不少提法都让后人称道，尤其那句“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更是赢得后人的青睐。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对胡适而言，这句话先是出自他的一位老师之口。胡适秘书胡颂平写过一篇追忆胡适的文章，题为《胡适先生写字的故事》，讲的是1958年12月16日的晚上，胡适先生对胡颂平谈起十七八年前在美国去看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伯尔先生的一个故事。胡适对胡颂平说：“这时伯尔先生快八十岁，早已退休了，他和他的夫人住在一个山上。那天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伯尔夫人亲自动手做菜请我，伯尔先生和我谈了很多话。有一句话，我至今还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其实容忍就是自由：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胡颂平说他当时听了很感动，就请求胡适先生把这句话写给他，胡适答应了，并当即在胡颂平的工作桌上“拿了一张已经截去一小半的信纸来写”(见欧阳哲生编《追忆胡适》第305～30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尽管是这样，我们依然要感谢胡适，感谢他留下了他老师对他说的这句虽非“惊天地”却是“泣鬼神”的话。

　　不知是否因为这句话的触动，胡适先生后来在多篇文章中对这句话都有所发挥，特别是在读这篇《容忍与自由》时，感受尤深。胡适说：“我总以为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们可以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会上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人们自己往往都相信他们的想法是不错的，他们的思想是不错的，他们的信仰也是不错的：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如果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都感觉到他们的信仰不会错，他们的思想不会错，他们就不许人家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胡适在文章中自己举了欧洲宗教革命并及殷海光先生举的法国大革命的例子，最后之所以都是走向了他们初衷的反面，“推究其根源，就是因为没有‘容忍’。”“一班当年主张自由的人，一朝当权，就反过来摧残自由，把主张自由的人烧死了，杀死了。”其缘故，就是因为“他认为我不会错;你的主张和我的不一样，当然是你错了。我才是代表真理的。你反对我便是反对真理：当然该死。这是不容忍。”

　　胡适在文章中也鼓励了“穷书生、拿笔杆的人”：“我想许多有权有势的人，所以要反对言论自由，反对思想自由，反对出版自由，他们心里恐怕觉得他们有一点危险。他们心里也许觉得那一班穷书生拿了笔杆在白纸上写黑字而印出来的话，可以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好感，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这个就是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使有权有势的人感到危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