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然而她最崇敬的恩师，却是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胡适。如今文理两科壁垒森严，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其实是大陆学者至今不能问津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

　　胡、吴的师生关系，是在上海中国公学时建立的。20年代末，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因学潮难以为继，无奈之下聘请胡适回母校担任校长。胡适上任后，马上进行整顿，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学生也由300余人猛增至1300人左右，而吴晗、罗尔纲、吴健雄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如果说学文科的吴晗、罗尔纲出自胡适门下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作为数理学系的一名普通学生，吴健雄与名震遐迩的胡校长又能有多少瓜葛呢?原来，理科学生兼学文科，是胡适的一贯主张;抽出一定的时间为学生上课，也是他身体力行的一个原则。因此，吴健雄便有幸成为胡适班上的一名学生。吴聪颖好学，成绩超群。她虽然学的是理科，却舍得花大量时间去读文科书籍。有一次，胡适因为吴健雄成绩优异，破天荒地给了她100分。这件事成了胡适后半生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大约两年之后，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吴健雄也考入中央大学物理系深造，然而胡适的风范却给吴留下难以磨灭的影响。众所周知，杨振宁、李政道因提出并论证了“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荣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但这一定律的实验证明却是吴健雄设计完成的。当人们为实验物理学界出现了这样一位杰出的华裔女性而感到意外时，吴终于道出了个中奥秘：“要有勇气去怀疑已成立的学说，进而去求证。就是胡院长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两句话。”

　　抗日战争时期，胡临危受命，担任驻美大使，而吴健雄也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使他们通信和见面的机会稍为多了一些。每逢胡适从华盛顿来到美国西部，他总要看看这位得意的女弟子;吴健雄也借暑假东游之机，去探望自己的老师。从《胡适来往书信选》所收的几封信中人们不难看到，身为师长，胡对吴的生活学习非常关心;作为学生，吴对胡也极为崇敬。然而，这种纯洁的师生情谊也很容易引起误会。为此，吴十分苦恼。有一次，她写信给胡适，在述及她听到当年北大一位女教师爱慕胡适的闲话后，深为感慨地说：“为什么又有许多人最爱飞短流长?念到您现在所肩负的责任的重大，我便连孺慕之思都不敢道及，希望您能原谅我，只要您知道我是真心敬慕您，我便够快活的了。”

　　1942夏，吴健雄正准备与袁家骝结婚，恰逢当地报纸说胡适要来这里访问。吴健雄原以为恩师能顺便参加他们的婚礼，却没想到这是误传。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简朴的婚礼之后，为了使丈夫进入RCA(美国无线电公司)继续从事尖端技术研究，吴“硬着心肠离开这风和日暖”的加利福尼亚。她在信中对胡适说：“我觉得RCA规模大，设备好，中国将来正需要这样大规模的工业组织，他应该前去得些经验。”1946年，一位美国教授在退休前希望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中国的一所大学，在吴健雄的努力下，才将这批图书送给了胡适领导的北京大学。吴女士的爱国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1962年2月，胡适大病初愈，吴健雄偕同丈夫由美国赴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他们一下飞机，便去看望胡适。吴健雄见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也在座，便风趣地说：“你是饶毓泰先生的学生，饶毓泰和我都是胡先生的学生，从辈份上来说，你应该喊我'师叔'的。”两天后，胡适在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也饶有兴致地提起这件事。他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起行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平生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不难看出，这话虽有玩笑成分，却也掩饰不往胡适发自内心的喜悦，因为他毕竟是这些驰名世界的物理学家的老师。遗憾的是，在这次酒会上，胡适也许是因为太兴奋了，便不顾医嘱，多讲了几句话，致使心脏病突然发作而倒地身亡。吴健雄万万没有想到，她与恩师的这次见面，竟会成为永诀。

　　饶毓泰的悲剧命运

　　前不久，网上评出“美国顶级名校知名华人”，饶毓泰、曾子墨、张朝阳、李政道、钱学森、宋庆龄等人并列其中。由于饶毓泰的“知名度”远不如并列于榜上的其他人，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

　　饶毓泰字树人，1891年生于江西临川。他早年在上海求学时，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但因为胡兼任该校英语教师，他又是胡的学生。胡适说：“论学问，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教的两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饶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斋)，都做过我的英文学生。”

　　辛亥革命后，饶毓泰赴美国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看到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谈到“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在于狭义的功利主义深入了中国人脑髓”，因此缺乏西方人“舍身求真”的精神时，深以为然。他在信中对胡适说，这实在是我多年来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

　　1922年饶毓泰学成回国，在南开大学担任教授并创办物理系，20年代未曾赴欧洲从事研究，回国后于1933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物理系主任。他的学生吴大猷说：“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始，不过是1931年前后的事。”那时的北大物理系主任王守竞虽然在量子力学方面成绩卓著，但他后来投身于飞机制造业，没有把研究继续下去。1933年饶毓泰接任后，不仅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还邀请国际著名科学家前来访问。这种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局面，使当时的研究工作非常活跃。

　　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成西南联大，因此物理系阵容非常强大。其中不仅有清华的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霍秉权，北大的饶毓泰、朱物华、吴大猷、郑华炽、马仕骏，南开的张文裕以及许贞阳等人，还培养出杨振宁、黄昆、李政道、胡宁、林家翘、张守廉、黄授书、李荫远等一批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遇见这样的'群英会'，是使教师最快乐的事”。

　　抗战胜利后，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饶毓泰认为这是开辟“吾国教育……新纪元”的大事，也是“延揽人才”、“复兴北大”的好机会。为此，他把钱学森写的《工程科学系之目的及组织大纲(草案)》寄给胡适，并提出“可否由北大聘钱学森先生为工学院长”的建议。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钱学森没有及时回国服务。

　　饶毓泰虽然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但是他命运却极为不幸。他的第一任妻子朱毅农出身于海上名门。其姑姑朱其慧是民国初年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夫人，哥哥朱经农担任过光华大学校长和教育部次长等职务。由于朱经农也是中国公学学生，与胡适、饶毓泰关系很好，因此这门婚事可谓门当户对。饶毓泰留学回国后，曾多次写信与胡适谈及感情问题。从信中可以看出，当时朱女士“骨瘦如柴”，“身体欠佳”，饶对她“虽极有同情，但……踌躇不决”。有人说，朱女士害的是相思病，相思的对象是胡适，不知有何根据。此外，还有一位姓郭的女士与饶毓泰也有感情纠葛，这可能是促使饶下决心与朱结合的一个原因。

　　据吴大猷说，饶结婚后，因朱女士“有精神病，饶家庭生活不大愉快”，因此二人在1929年离异。几年后，饶毓泰再次结婚，但不久即爆发抗日战争，饶夫人避居上海娘家后不幸逝世。于是，饶毓泰“只有借埋首物理典籍以度过身心皆痛苦的抗战数年生命。”

　　1948年年底，饶毓泰本来在国民政府抢救学者的名单中，但是他没有乘飞机离开北平。据说，当年国民政府计划抢救的学者共60人，但实际上除了胡适、梅贻琦、毛子水等人外，大多数人没有从命。有人做过统计，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人留了下来，中国科学社27位理事除一人去了海外，全部留在大陆。

　　为什么在最关键的历史时刻，大多数学者都选择留下呢?这恐怕与他们心地善良、思想单纯有关。当时冯友兰就对他的弟弟冯景兰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他还说：“作为一个学者，对于自己所钟爱的学术事业，不能轻易放弃;对于政治，应当保持一定的距离;自己希望国家强盛，但对于哪一个党派掌权，则不想干预，也无力干预，谁能够把中国治理好，自己就拥护谁。”这显然是当时大多数学者的真实心态。

　　后来，有人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档案中发现，胡适飞到南京后，曾老泪纵横地对司徒雷登说：抗战胜利后，他只知道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学术，放松了思想战场上的努力。正因为如此，胡适在1949年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作序，揭露了极权政治的本质;1950年又写下《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探讨了“中国崩溃”的教训。

　　1949年以后，饶毓泰继续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后，饶毓泰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在大会上指责他主张要“赶上世界学术水平”，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作怪。饶不能接受，北大一位副校长说他思想有问题。3月初，饶在家中晕倒，随后又精神失常。当竺可桢看望他时，只见他“眼睛直视无睹，不能认人，但云'为什么缘故'。”“三反运动”以后，饶毓泰就基本上“靠边站”了。文革开始时，他倍受凌辱，于1968年上吊自杀。中国物理学奠基人的最后20年，居然会是这样。

　　对于饶毓泰，胡适总是念念不忘的。1962年，中央研究院在台湾举行院士会议，院长胡适在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遗憾的是，话音刚落不久，胡适因心脏病突发，倒地身亡。这一过程上文已经涉及，在此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