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敖眼中的胡适，作为新文化播种者的角色是很高的，而另一方面，作为新文化的创造者却是不足的。因为，正如胡适自己所说，他受了这一、二十年的旧文化教育，影响已根深蒂固无法挣脱了。李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毕竟斗士的角色过重，而真正开创性的思想著作却未多见。

　　于我的观点，相比浪费时间精力去争斗，不如远离那些世俗和人群，在自己的角落里静静地思考、研究。与其去批判旧的观念，不如创立自己新的思想，这也是我不再参与任何的投资讨论，而是静下心来，以跨学科的思想去深化我自己的“力量投机理论”的原因。

　　和李敖一样，我更欣赏在20多岁时就写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的胡适，他13岁时受到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影响，自此发觉中国学术还有这另外的一面，因此后来撰写了自己的哲学史著作。更令我敬佩的，是在20至40年代的主义和学术混乱之际，他依然能够坚持自己学术独立、个人理性自由的思想。

　　也正如李敖所说，胡适所言说的，其实都只不过是常识而已。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可悲，就在于，连基本的常识都无法认识、无法接受。于是，胡适永远是那个标杆，人们把他作为前辈膜拜，同时，又把他的思想随意的踩在足下。于是，常识依然是他民族的常识，依然是我民族的悲哀……

　　1、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

　　“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三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

　　“好在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胡适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名朝山香客，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真面目，都对我们这个时代有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值得一个搞历史的人去结一结账。基于这个理由，我除了写一部《胡适评传》外，决定再印行这本《胡适研究》。”(P前记8)

　　“编完这本小书以后，我感到一种轻快。胡适先生跟我压根儿没有什么‘深厚的世交关系’，我也不是张铁君发行的《学宗》(三卷二期)中所称的‘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但胡适跟我之间，有许多缘分却是事实。这些事实将来我总会把它们写出来，不过那也许要在‘天下太平’之后。现在我只把这本《胡适研究》先印出来，用来怀念这个去世已经七百多天的老人，一位时常要对我皱眉头的‘老朋友’。”(P前记9)

　　2、“主义的危险”，与个人独立思考的机会

　　“民国八年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胡适于是‘看不过去了，忍不住了’，‘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而‘发愤要想谈政治’。在三十一号的《每周评论》里，他发表了他的政论的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认为：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这是胡适第一次走出书斋来谈政治，可是谈得非常碍眼，北方的社会主义者、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都骂他，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思想的训练不同，看问题的方法自然两样，胡适着重的是一点一滴的解放、具体的问题、必要时的存疑和个人的独立思考的机会。胡适选择了一种non-punitive reaction，对国家大事，诉诸理智而非情绪，重实证而反对狂热，他劝人不要为了‘目的热’就导出‘方法盲’，因此，他浇了别人的凉水。

　　“……但他谈政治的表现却经常是轻人之所重而重人之所轻，在众人高叫打倒‘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时候，他却说我们真正该打倒的‘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在大家高叫暴力的革命的时候，他却说我们应该走演讲的路，从事‘自觉的改革’。”(P12-14)

　　3、民主和科学，不是狂热，而是冷静

　　“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时代就叫得满天响，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但四十二年后我们重看那些文献，我们会感到他们与我们之间有着不同的语意。对这两个词儿，他们缺乏冷静而深入的理解，而他们气质上的狂热，又恰恰与德先生赛先生的基本精神不相容，因此他们对民主与科学的‘信念’是不能生根的，甚至是错误的……

　　“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P15)

　　4、凡是有点真“人”味儿的，没有不寂寞的

　　“别看他笑得那么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其实这年头儿，凡是有点真‘人’味儿的，没有不寂寞的，何况是有个性的人呢?在人生大节上，胡适有他自己的新‘儒行篇’，他自始至终不信权威、不信教条、不信圣人之言、不信‘旧道德的死尸’、不信两千年前空洞的旧经典能解决二十世纪复杂的新问题。在这生化转变的大世界里，日新月异的新时代里，胡适始终在变化的环境里维持他的人格、观点和气焰。”(P18)

　　5、胡适的个人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

　　“现在一些人攻击胡适的个人主义，凭良心说，这一冷箭实在放错了。胡适所提倡的乃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英文是in-dividuality，可译作个性主义，这主义的特性有两种：

　　“一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细读这段文字，才会知道什么是胡适之的个人主义，才会知道独立的与负责的个人主义实在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洪水猛兽，乃是一个极普通的大丈夫所应具有的一点最起码的人生态度。”(P19)

　　6、平淡言论居然不为所容，这是中国的大悲哀

　　“显然的，以胡适今天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过时的人社会早把他遗弃，至少不再重视他。可是从报章上、谈天上、‘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流言上，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毁誉交加的新闻人物，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他的人一样，统统抓不到痒处!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说他判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甚至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想不到这些平淡无奇的起码言论居然还不为人所容，这真是中国社会的大悲哀!”(P20)

　　7、建筑在我直接读原始材料上

　　“了解的基础建筑在我直接读原始材料上，而不跟着别人做无根的浮谈。我不赞成没有根据的褒贬、姑妄言之的掌故，以及从‘据说’而下的结论。这种态度使我重新估定‘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一语的精义。”(P43-44)

　　8、梁启超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评价

　　“民国十一年秋，任公应哲学社之邀，赴北京大学讲演《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讲演开始时任公手执胡书首先说：

　　“我所批评的，不敢说都对。假令都对，然而原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因为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任公对这书的总评是：

　　“讲墨子荀子最好，将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P127)

　　9、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

　　“志摩与他夫人张幼仪的离婚，任公很不赞成，他在民国十二年一月写信劝志摩……

　　“志摩读此信后，上书给任公，表示他不能赞同他老师那种反理想主义的论调，他说：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嗟夫吾师!我尝备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辙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P130)

　　10、尊重充分而可靠的证据

　　“可是胡先生仍旧是尊重充分而可靠的证据，‘一点一滴都不苟且，一字一笔都不放过’，仍旧主张‘不着急，不要轻易发表，不要轻易下结论’，所以他下笔很矜慎、文字很精湛，宁肯冒‘善做上卷书’之名，教人挖苦，总是不肯潦草写完他那《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中卷和下卷，《白话文化史》的下册，或是《四十自述》的第二集，我希望批评他的人特别注意这一点基本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