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一世纪的今天，胡适独特的生命旅程，在海峡两岸终于不再是重重谜雾笼罩的历史命题。

　　胡适(1891-1962)在二十世纪中国/台湾的历史舞台上，有着深切的影响。就中国大陆而言， 1 9 5 0 年代在中国共产党政权主导下，大张旗鼓地以九大主题来开展「胡适思想批判」，胡适做为千夫所指的靶子，正足以显示其影响的巨大。可是，历经清算和批判，胡适在中国，竟然是从人们的历史记忆裡被扫地出门的人物，处于需要自冰封已久的记忆仓库裡逐渐解冻而被「重新发现」的局面。至于在胡适归骨埋骸的台湾，胡适这个名字即便不是绝对的禁忌，关于他的生命旅程的整体图象，在党国威权体制的压迫下，则无奈地被有意涂抹，难见青天。像是胡适在1920年代末期至1930年代初期发表了大量批判国民党训政体制及其领袖(特别是蒋介石)的文字，也曾经是历史研究的禁忌。海峡两岸对于胡适的认识与理解，都面临着现实政治的压制。

　　所幸，大江总是向东奔流的。到了1980 年代的初期，台湾的党国威权体制被迫开始走向形式崩解的道路。以严谨的学术规范为基础，引据直书，无所忌，无所讳的「胡适研究」，方始问世。台大历史系教授与中央研究院美国文化研究所(现欧美研究所)合聘研究员张忠栋的研究业绩，则是这个新开拓的学术领域的先导者与示范者。张忠栋依据当时新始问世的大量第一手史料──主要是三大册的《胡适来往书信选》──重新勾勒胡适在外交与政治方面的活动和意见，对许多由于政治因素而致讳莫如深的课题，则秉史家如椽之笔，直书无忌。张忠栋并且追源穷末，为胡适、雷震与殷海光这些前一个世代的自由主义者艰苦寂寞的生命旅程，勾勒出清晰的轨迹。他费心耕耘，最后集结成《胡适五论》与《胡适.雷震.殷海光：自由主义人物画像》两部专书(后者因绝版之故，于 1998 年增订改版，添加两篇文章：描摹夏道平与殷海光交谊的〈夏道平与殷海光〉、悼念傅正的〈永远活在众人心中〉，更易书名为《自由主义人物》，再度问世)，为深化这个课题的研究，奠定了深固的基石。可以说，台湾「胡适研究」的「复兴」浪潮裡，张忠栋的研究，实位居新起浪头的第一波。

　　在中国方面，胡适是「大批判」的黑名单上的要角，1955 年以后，连当年与胡适有过师生之谊，都是项可以被斗臭斗倒的罪名。因此，即使那儿的「胡适研究」从 1980年代末期也慢慢地出现「复兴」的趋势;但是，彼岸为胡适戴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总是没拿掉。这样一来，许多关于「胡适研究」的成果都先天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往往呈显出一幅被扭曲地诡异之至的「胡适形象」。好比说，在 1930年代日本步步进逼的困局裡，胡适与友朋创办《独立评论》，企望「言论报国」。但是，如果把这分刊物的言论立场解释为「完全是国民党当局的统治思想，暗合蒋介石政府的大政方针，而失去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意识」，又说胡适在台湾的晚年岁月裡，「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唯蒋家父子之命是从，见蒋家父子脸色行事，甚至有时公开扯去了蒙着的『自由主义』的面纱，明目张胆地与蒋介石站在一起」。诸如此类把胡适描写为「蒋氏家臣」，将之列为堕落为既存政权首脑的「文化御林军」的知识分子成员之一的「史笔」，除了履践某种「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功能之外，还有些什麽别的意义吗?

　　到了廿一世纪的今天，胡适独特的生命旅程，在海峡两岸终于不再是重重谜雾笼罩的历史命题了。早在 1980 年代初期的台湾，以张忠栋的研究成果为前导，台湾的「胡适研究」，已然揭穿党国威权体制一贯「英明伟大」的真相，从而让读者得到了可以跳脱出政治神话囚笼的思想刺激。至于中国方面，要到 2003 年的秋天，以北京大学举行的《胡适全集》出版暨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为象徵，胡适才得到了来自官方的「平反」，走出了历史的阴影。

　　2003年9月18日，在北京大学的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了「《胡适全集》出版暨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等政府单位要员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许嘉璐公开表扬胡适不仅是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历史的一代伟人;北大校长许智宏也致词讲演，宣称胡适是中国大学发展方向新理念的第一人。已经92 岁高龄的北大教授季羡林，曾与胡适有相当 密 切 的 关 係 ， 坐 着 轮 椅 来到现场主持会议 ，更深具学术薪传的意义。在中国，胡适，不再是个禁忌了。当年胡适面对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展现了他一贯的「乐观」估计，认为自己的思想孑遗，「一个治学运思的方法」，在中国大陆仍是薪火相传，不乏后继之力。历史，证明了胡适的「乐观」。

　　同时推出的《胡适全集》，则是安徽教育出版社为胡适的「平反仪式」献上的一束馨香。这套《胡适全集》规模空前，除了收录胡适生前发表、公开出版的着作(如《胡适文存》)之外，还自海内外辑录了许多种未刊遗稿，全书44 卷精装本，总字数逾2000馀万，被誉为 20 世纪中国文化名人着述规模最大的出版工程之一。遗憾的是，在环境的限制下，这套《胡适全集》并未收录胡适大量的「反共」文字，还是套「不全」的全集，诚属白璧之瑕;但它做为「胡适研究」得以深化的基础工程，却是可以肯定的。

　　那麽，以胡适的生命史为对象，让人得以贪婪地阅读各种文献，窥视其间无限风彩，并且可以得到「走出神话国」的思想刺激的时代，好似已经降临。既然思想观念的禁区不复存在，文献资料又大量出土面世，在「胡适研究」的领域裡，人们当然可以迈开大步，开展漫无边际的「知识探险」活动。

　　可是，岁月悠悠，浪起潮落。已然步入新世纪的此际，身为「胡适研究」的弄潮儿，面对着胡适的生命历程从来不曾面对过的错综複杂的现实，我们还需要从他那儿找到省思当代中国/台湾未来进程的那一种答桉?在开展面对「胡适研究」的心智探险工作的时候，为什麽「胡适研究」拥有应当如何成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可能性?「胡适研究」汇集而成的历史图像，如何可能为我们自身进行自我的反思批判，瞻望前景，提供永不枯竭的「思想资源」?「回到胡适」!是笔者的初步结论。

　　「回到胡适」，不是意谓着对他的生命旅程提出某种「根本」的解析，或是进行「玄学化」的游戏。毕竟，历史的认识永远不会与历史事实本身相合，史学工作者得面对的挑战，不是类似于「后殖民批判 论述」这样的理论架构，也不是历史哲学家建构的宏观「历史心灵」，而是如何穷搜深究具体的史料，以儘可能地逼近胡适这个人的具体存在而又多样複杂的历史事实，「还胡适一个本来面目」。

　　因此，如何尽可能地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 ，从而恰如其分地形塑出胡适的遗泽所在，藉以助益于我们对前此历史发展迹向的理解，奠定瞻望未来方向的根基，必定是有意涉足于「胡适研究」领域的学术工作者无可推卸的挑战。「胡适研究」的无限天地，正等待着廿一世纪的后来者施展身手，持续奋力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