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马勇虎

　　晚年胡适研究已有相当多的成果，相继出版了《胡适口述自传》等著作。晚年胡适对家乡徽州有很多的口述回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记录了胡适晚年对徽州生活的记忆，这些回忆资料具有极高的社会生活史价值，是研究晚清至民国初年徽州社会的重要史料，迄今尚未为学界重视和利用。

　　一、胡颂平与《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新星出版社，2006 年 10 月出版，作者为胡颂平。胡颂平(1904—1988 年)，1904 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乐清虹桥镇杏庄(现黎明村)。1922 年，胡颂平考入省立第十师范学校，1926 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1928 年转入上海中国公学继续读书。当时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胡颂平就读该校的政治经济系，选过胡适在暑期班开的“中国最近三百年来的几个思想家”，又旁听过胡适在大礼堂上主讲的“文化史”，除了听胡适讲课外，他还曾到胡适家里去请教、谈话。1946 年 7 月，胡适由美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每次到“南京教育部”办事，胡颂平总是抽空拜谒，并代为办理一些琐事，从此建立了密切的关系①。1958 年，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胡颂平任胡适的秘书和助手，直到胡适逝世为止，历时近 4 年。在胡适的最后 4年里，胡颂平每晚下班回家，想想白天胡适先生的言谈，极感兴趣。他想，若不设法保存，将会随同时光流逝，岂不可惜。有了这么一个意念，踌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他忽然想起 1930 年马相伯先生 90 岁生日时，胡适先生曾对新闻记者说：“马相伯先生是我们的‘国之瑰宝’，他的一言一行，应该有一个人在他的身旁，随时把它记录下来。”他从这段话里豁然有悟，于是下了决心，就在 1958 年 12月开始，记录下胡适的言行。这样秘密记录大约一年后，事情被胡适发现。一开始胡适很紧张，不知胡颂平这样做到底为了什么。在得知原委后，胡适很豁达地说：“你还是当我不知道的记下去，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有用的。②”胡颂平用的是袖珍日记本，经常放在衣袋里，白天难得有空，总要到夜里回家默记。一年下来，渐渐地记了六七本。《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就是在这些日记的基础上完成的。1988 年 8 月 14 日，胡颂平因心脏衰竭而长眠③。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主要记述胡适晚年的言谈，起于 1958 年 12 月 5日，止于 1962 年 2 月 24 日胡适病逝当天。内容涉及胡适逝世前的言行以及他晚年的治学态度、人生信仰、生活准则、创作和去世的经过等。内容诚如封底所言：“胡适之先生学识渊博，见闻广阔，他谈话的内容，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背景的探索，无所不包。或茶余饭后，娓娓道来，逸趣横生;或有感而发，意气飞扬，跃然纸上。不仅呈示了胡适之先生幽默风趣的谈吐，忧国忧民的情怀，更足以代表他晚年的智慧。”

　　台湾学者毛子水在为此书作序时，将其比拟为德国爱克尔曼所写的《歌德谈话录》，因为“一、中国的胡适和德国的歌德，才性虽不完全相同，但各人对于国家文化的影响则极相似。二、这两个谈话录所记的都是他们两人晚年的谈话。三、颂平对于胡先生，和爱克尔曼对于歌德，非特身份关系很相同，即相互的信任亦相同”，认为这一本谈话录“可以使许多尊敬胡先生的人得多知道胡先生晚年的言论”，“可以看出胡先生老年时的智慧”。①

　　二、《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所见徽州社会生活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记录胡适关于徽州，尤其是家乡绩溪的回忆与谈话，内容涉及徽州的语言、习俗、宗族、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1.语言与徽州称谓。

　　徽州话是我的第一语言。②

　　先生说：“在徽州，‘廉’、‘年’两个字是同一个声音的;‘老’、‘脑’两字也同一声音，这是L、N不分的缘故。”③

　　先生说：“徽州的‘娘’、‘凉’两字同音的”。“从安徽以西，江西、湖北，一直到四川，差不多N、L都不分”。④

　　(先生)于是翻一个身向右边睡了。说“我们徽州话是说‘翻脊’的”，先生说：“大概徽州和浙东同一个语言系统，浙江的水源是从徽州来的关系。”⑤

　　胡颂平做好《四十自述》的勘误表。先生看见“立大嫚”的“嫚”字，说：“绩溪的妇女是跟孩子称呼他人的。譬如父亲哥哥的太太，我的母亲跟孩子的口气喊他伯母。伯母两个字念得快时便念成‘嫚’字;父亲弟弟的太太叫作‘婶’。……先生说：“这个‘嫚’字应该做个注解。”⑥

　　胡适虽然在上面谈的是徽州的方言，指出了徽州方言的特点，但是却说明了方言背后的社会生活与徽州家庭的内部结构。

　　今晚先生又谈起“朝奉”两个字。说：“从前出门远行，送行的人要早上请他吃饭，吃饭之后，大家送他出村。到了桥头，远行的人向送行的道谢作揖后，就上轿了。大家都说：‘徽州朝奉，自己保重。’……朝奉是九品官，可以出钱去捐的。有了这个身份，设使出了事，可以不打屁股的。徽州叫当店的掌柜也叫朝奉的。①

　　先生谈起徽州人称祖父叫“朝”。“朝”是“朝奉”，最起码的官。称祖母叫“务”，“务”是“孺人”两字念快以后的合音。媳妇称公公也称“朝奉”。又说徽州人的平上去入四声可以分作六声：平声分为阴平阳平，去声也分为上去下去二声，谈一些音韵学上的问题。②

　　“徽州朝奉”之称闻名遐迩，清人赵吉士、俞正燮、翟灏等人对于“朝奉”二字均作过阐释，但基本上是相互因袭。③而胡适的上述解释则更多的是从徽州语言、基层社会生活的角度出发，贴近生活用语的使用环境，更有说服力。

　　2.家族。

　　今晚，先生交给胡颂平一本《纯夫年谱》，说：“这是我父亲自编的年谱。这是钞本，原稿留在北平。你拿去看看，非常有趣的”。……第二天颂平还给先生时，说已读了一遍，非常感动。先生说：“我父亲是个怪人，不过文章写得很好。” ④

　　先生的族人胡汉文告诉胡颂平说：绩溪上庄姓胡的有两千户。他们的一支分作六房。先生是大房，胡文郁是二房，他是六房。胡钟吾就远些。⑤

　　先生又谈起明朝最后平定倭寇的两员大将，一位叫胡宗宪，绩溪人，和先生是同姓不同宗的。⑥

　　先生又谈起他的老家来。说：“我的父亲五个兄弟是五房，加上伯父的两房，共有七房人住在一块。”⑦

　　关于胡适父亲胡传的资料，唐德刚先生已有研究⑧，甚至对上庄胡姓规模也有考证。胡适的回忆中主要反映了上庄胡姓家族的分支情况，以及胡氏家族的源流情况，指出了上庄胡氏与龙川胡氏的区别。

　　先生说：“盐商都是徽州人。最奇怪的‘程’‘汪’两姓都是徽州迁出去的。我从前曾问汪精卫，他说他的祖先是徽州人，迁到浙江萧山后，学幕。学幕之后到了广东，就留在广州定居了。汪精卫就是汪辉祖那里的人。先生又说：“姓程的也都是徽州人。宋朝的程颢、程颐——这两位大程小程都是河南人，但朱熹替二程先生的祖先作的墓志铭，也说是徽州迁去的。不过这件事，我没有仔细考过。”①

　　胡适由汪精卫祖先说到程颢、程颐的徽州渊源，是徽州人口迁移与流动的个案资料，其中也透视出胡适先生的科学精神，没有考证的内容，存而不论。

　　3.民俗

　　先生说：“绩溪的‘太子会’之外，六月、七月也有一个赛会，叫作‘大王会’、‘小王会’的，相传是南霁云和许远的故事。南霁云和许远帮同张巡守睢阳很久，睢阳在河南省;北方暂时稳定下来，江淮得以无恙，因此我们徽州也为他们举行迎神赛会。这时还作戏。远道的亲戚，要早几天预备一些礼物像水果一类的东西，用花布包好送去请亲戚来看戏。邻近的，也要请他们吃了饭看了戏才走的。这是我童年时代的社会背

　　景。”②

　　胡适关于绩溪的“太子会”的回忆资料非常珍贵，结合他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关于“太子会”活动细节的描述，为我们研究绩溪民间赛会与民众社交活动提供了可能。

　　4.经商

　　晚饭时，先生谈起“徽州的两句土话”：‘出门身带三条绳，可以万事不求人’。从前出门的网篮，网坏了，绳断了，轿杆断了，扁担断了，都得用绳。必要时还可以用绳上吊。“还有一句成语：‘一世夫妻三年半’。这是对 14 岁的孩子出门当学徒算起，3 年出师，17 岁了。出师之后，开始有了有限的薪水。到了 21 岁，家里才给他结婚，有 3 个月到 3 个半月的时间在家里可以拿薪水的。从此又做 3 年，才有 3 个月的假期。一世 30 年，只有 36 个月在家的。所以叫做‘一世夫妻三年半’;说来是不人道的。”①

　　“一世夫妻三年半”等民间俗语在徽州社会生活中比较多，俗语背后反映的是徽州人生活的艰难，也反映出徽州商人成长的过程。

　　5.艰苦的山村生活

　　“徽州是山地，很少鱼虾的。家里有喜事，要一二年去买鱼种来放在池塘养大备用的。”②

　　在太平天国之后，徽州又不是产米的地方，一大锅饭让男人吃了之后，再加水煮成稀饭给女人吃的。③

　　先生说：“绩溪是小地方，家家户户都是自己操作”。我的太太是山的那边，有田地，家里有佣人。我的未婚太太每年都要到绩溪来住几个月，像是童养媳。有一位姓曹的，乃是我家和江家两家的亲戚。这天他到绩溪来，住在我家里。第二天早上起得很早，看见有人在天井里扫地。姓曹的仔细一看，原来就是我的未婚太太，觉得很奇怪，问她为什么要自己扫地。她经这位亲戚一问，掉下眼泪来了。说：‘这里全家大小都做事，我怎么好意思不做事?’但请这位亲戚回去时切莫提起”④。

　　晚饭时，先生谈起“徽州一般人家很少雇用长工的。像我家的菜园，需要雇人工作时，母亲到邻居去通知一声，第二天就有两三个人一大早就来了;都是房族里的年轻人。早上要备饭，中午带去吃。晚上工作完了回来，作工的坐上座，自家的男人作陪。菜，一定要有肉，还要家中自备的烧酒。工钱都包好，他们吃了饭，拿工钱走了。只有大姐家里雇长工，我在《四十自述》已经提到的。长工在家里跟小孩一样的称呼别人，家中待他称客;当作家中人一样的看待。”⑤

　　胡适关于徽州乡村生活的回忆十分鲜活，山区物质的匮乏、生活条件的恶劣，以及政局动荡对乡村生活的影响描绘的十分具体。尤其是关于山区小农的生产与雇佣情况的回忆，是研究晚清至民国时期徽州经济的重要资料。

　　胡适说过：“我将来写自传时，要一大章写徽州的社会情形。①”这自然是做为学者的胡适严谨与愿望，因为他毕竟是由徽州乡村走出来的学者，他的思想和人生的感悟总是有徽州生活的影子。虽然他的愿望“写徽州的社会情形”没有实现，仅仅在口述自传的著作中反映出来。但他的回忆一方面表达出对家乡徽州的深深眷恋，浓厚的家乡情谊，而在另一方面，这些口述回忆又成为研究徽州乡村生活的重要资料，这就十分的珍贵，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