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自由——争取思想自由，发展个性

　　“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4]这是胡适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自由所占的重要地位。白振奎先生认为胡适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独立的精神。而我认为胡适追求自由的努力就是他积极的倡导个人主义。《易卜生主义》是胡适倡导个人主义的代表作。提到个人主义，很多人会自然而然的皱起眉头，认为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不顾群众利益的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我们对它的态度就应该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胡适就指出个人主义是有两种的。“那种只顾自己不管群众利益的个人主义，是自私自利的‘为我主义’，是假的个人主义。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其特征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作自己的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作自己的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作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后一种个人主义也就是胡适所称并积极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易卜生主义》是胡适倡导个人主义的代表作。易卜生是一位挪威剧作家，他提倡“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他认为人有时要把关于自己的事放在最要紧的位置，一个人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训练成杰出的人才。对个人主义抱着偏见的人是很容易误解易卜生的，他们会认为易卜生是在提倡自私自利的人生态度，其实不然：“易卜生的话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对扼杀个性的罪恶社会的抨击，是对以集体为借口而压抑、摧残个性发展的社会的反叛。其本质不是反社会，而是在个性发展的基础上服务社会。”

　　[6]在《易卜生主义》这本书中，胡适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使之得不到自由发展。”

　　[7]胡适主张任何人“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7]胡适赞成易卜生的观点，“认为国家的观点终将消灭，人类观点终将兴起。”

　　[7]胡适反对狭隘的国家主义，认为打着国家的旗帜对公民的自由可以随意的剥夺，为了国家的利益，国家可以实行专制统治，这些行为都是错误的。任何状况下，专制都是不被允许的。

　　第二步：民主——建立捍卫人民基本自由的民主政治

　　自由主义在中国一直是稀有品种，正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是很少。在1933年12月至1935年2月期间，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爆发了有关“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从而引起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分裂。这场论战是由蒋廷黻一篇题为《革命与专制》的文章引起的，当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中国之所以内战频繁，国家无法真正统一，强大起来，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像欧洲国家那样，先经历过一个“专制建国”

　　[8]的步骤，像英国“十六世纪的顿头的专制”，[8]法国“二百年布彭专制”，[8]俄国“罗马罗夫朝三百年的专制”

　　[8]等等。他认为只有先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国家才能有效的走向近代化。如果说这篇文章还属于探讨的话，那蒋廷黻的另一篇文章则是公开的鼓吹独裁。“以个人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的可能性高，因为中国人的私忠既过于公忠。”[8]蒋的思想在当时得到了很多自由主义者的拥护，其中还包括胡适的好友丁文江，可是胡适坚持民主的立场从未改变。他先后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与专制》两篇文章与蒋进行辩论，全力为民主政治辩护。他认为建设国家必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是只有独裁专制一种方式。

　　胡适的观点与蒋介石的统治理念是相违背的，因此，他遭到了“围剿”。我们现在来看胡适的观点，会发现他对民主政治落实于中国的艰难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指望靠暴力掌握政权的、反动的、野蛮的国民党政府来实现民主政治，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但换个角度思考，这也正表现了他对民主政治的执着信念。胡适给人的印象一向是和风细雨式的，但这并不能证明胡适不够坚韧。相反，胡适对于他所追求的一向都是百折不挠的。胡适的学生罗尔纲说：“胡适身上有一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徽骆驼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发展民主自由思想不可或缺的人格品质。”

　　“胡适秉承了明清时代徽州商人勇于开拓，百折不挠的‘徽骆驼’精神，天生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性格。”

　　第三步：容忍——容忍反对党

　　1949年11月20日以胡适为发行人名义的《自由中国》杂志在台北创刊，胡适应邀为该刊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称“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监督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10]这份杂志可以说是胡适晚期追求自由民主的最集中精力的阵地了。而这份“标榜自由、民主，讨论的问题从理论到实际，其根本的主张是言论自由、建立在野的反对党”

　　[10]的杂志，从建立初就遭到了蒋介石父子的敌视，他们认为这是一股具有潜在威胁力的反对派势力，必须要尽快铲除。可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它居然坚持创办了11年(1949年11月-1960年9月)，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究其原因，胡适这把保护伞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1959年3月16日《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六期登载了胡适的《容忍与自由》，胡适将容忍纳入了自由主义的内涵，提出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11]的口号。据胡适自己讲，他的这一思想是传承自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的。布尔先生“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这句话成为胡适心中“不可磨灭的格言”。[11]在《容忍与自由》这篇文章中，胡适从宗教自由、思想自由、政治自由三个方面来证明，“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

　　“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是不自由的根源。”

　　[11]别人的意志与自己不同，显然那就是异己。深信自己不会错，那就没有接纳异己的必要了，没有了容忍异己的雅量，异己就被剥夺了自由。

　　上面提到《自由中国》的根本主张是“言论自由、建立在野的反对党”。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土生土长的思想，而是“西学东渐”的效果。所以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受西方的影响很深，尽管你所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但我要拼命辩护你有权说这话，这种民主思想是他们的信条，三权分立是他们希望在中国能实现的政治格局。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宗师，建立反对党显然也是他所希望的。而这也是胡适晚年一直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的原因之一。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胡适屡次向蒋提议实行多党制，希望能通过反对党来加速国民党的改革。1951年5月，胡适从美国写了一封长信给蒋，劝他想想“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政党”，而且要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1952年9月，胡适再寄一封长信给蒋：“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之上，……言论自由不是宪法上的一句空话，……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无论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可以作批评的对象。”

　　然而，蒋介石的独裁本质及其父死子继的封建思想，决定了胡适把实行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蒋的身上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四步：和平的渐进改革——胡适的“改良主义”

　　1917年26岁的胡适学成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或许是满足于现状吧，或是想在文学上有所突破，他打定主意二十年不谈政治。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没有做到这一承诺。他办刊物、写文章，针对当时的政局发表自己的看法，他甚至还进入到政治的中央，担任中华民国的驻美大使。也许有的人就会说：胡适是不是太假了?其实不是，在我看来这正是胡适的可爱之处。原本打算不入仕途，可是在面对民族危亡，百姓受苦时，一颗富有责任感、热爱祖国的心开始狂跳，因为我们就算骨头烧成了灰也还是中国人，在国家危急关头，心里有所不忍，总会想尽一点力。

　　正是这份“想尽一点力”的心将胡适拉入了政治，是祸?是福?而他对政治的思考——“好政府”的提出，更成为长久以来他遭受批判的理由之一。

　　什么是好政府?胡适认为好政府在消极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㈠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主体谋充分的福利。㈡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如何建立“好政府”?胡适的建议是：“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

　　[13]要建立一个好政府，好人就不能自命清高，要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勇气，积极参政组阁，拒绝“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局面的出现。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有着深刻的内涵。首先，他认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具有合法的存在性，但是这个政府和他心目中的政府还有差距，需要改革。其次，这种差距是完全可以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来解决的，他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通过改革实现像美国那种胡适心目中完美的民主政治。第三，胡适的“好政府主义”只是对“已得中国政治权的国民党”，“一种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批评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那就是真实，胡适渐进改革的方法已经被历史证明在当时的中国行不通，胡适是梦想在恶劣的基础上建设好政府， 在破漏将倾的房子上添补丁， 添的是那不可能的补丁， 其结果必然是徒劳无功，更会阻止革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