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6点左右，还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吵醒。一看是母亲的，我知道凶多吉少。父亲病危在床几月。母亲告诉我，父亲现在气促更加明显，经管医生来问母亲，必要时是否需要紧急抢救。

父亲老工人，退休后就回农村定居了。半年前腹胀明显，少尿，消瘦，到当地医院诊断为恶性肿瘤晚期，全身转移。作为医生，我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认为自己父母亲身体健康，还没有到需要我关心的程度。内疚同时，接到省城大医院，准备拟进一步治疗。

进一步检查确诊为“恶性肿瘤晚期，全身转移”，无法手术。同事亲友们表示关心，纷纷提出了一系列治疗方案，包括化疗，放疗、热疗等待。以往都是我给别人挑选方案，现在轮到给自己的父亲决定治疗方案，我束手无策。

和家人商量后，决定由父亲自己决定。父亲虽为工人，后农民，但喜读国学。对生命哲学有自己的见解。父亲对儿子是医生非常骄傲，常对我说医德比医术更重要，还有什么德者才之王，才者德之奴等等之类的国学东西。

我将检查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问，化疗、放疗后可以延长多少时间。我说，不一定，效果好也许几个月。父亲问，多少钱，对人体有什么不好。我说，全部公费的，副作用是脱发，无力，胃口不好等等。父亲说，让我想想，我明天上午告诉你。

第二天，父亲说，我决定了。准备明天出院，今天上午想到我上班的办公室看看，下午到西湖边。家里一向父亲的决定就是最后决定。第二天父亲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诸暨农村老家。

其后每周末带上妻女，必回诸暨。女儿偶尔要上兴趣班。我说，首孝悌，次见闻。力有余，则学文。一个人，如果没有亲情，培养的是一个无赖，或者有学问的无赖吧。现在女儿每周六就催我，爸爸，回诸暨看爷爷去吧。每周末她和她的堂兄弟妹们围在父亲旁边，陪爷爷说话。

母亲每天会来电告知父亲的情况，说父亲看了几个退休的老同事，或者老同学。后来父亲躺在床上了，母亲就每天来电告诉我父亲的每天说那些话，吃什么东西。后来父亲住院了，很少说话了，不进饮食了，母亲告知父亲今天是否开心，今天是否笑了或者父亲的右手能动了等等。后来母亲为了节约电话费，为了不打扰的工作，就学会了发短信。

是否需要紧急抢救？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意味着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我英国进修的第二导师查理，一位德高望重的急诊CONSULTANT。他体检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手术后需要化疗和放疗，该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3倍——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拒绝了。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据说非常快乐。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他的保险商也为此省了一大笔钱。
    我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和英国同事探讨这个事情。有趣的是有资料显示，有很多医生们几乎不爱选择被治疗。在整个医务工作生涯中，医生们面对了太多生离死别。他们和死神的殊死搏斗太过频繁，以至于当死亡即将来临时，他们反而出奇地平静和从容。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所以，他们通常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往往选择不。


还有，我发现在英国医院里的一些绝症病人，在入院评估后，往往在病历上会有NCPR的 标签，这意味着这个病人在危险时候，不要任何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拒绝延长生存几小时或者几天的希望，同时也拒绝了接受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


电话里。我告诉母亲，如果父亲万一昏迷了或者呼吸心跳停止了，不要采取任何抢救措施。我会和医生沟通，如果允许，可以适当镇静催眠，让他安详地离开这个精彩的世界。这是一个医生（主任医生）对自己父亲临终治疗方案的抉择，也许能对目前沸沸扬扬的过度医疗问题做一点点解答。

我想，父亲如果还能自己决定的话，一定会同意我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