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当我们怀着崇敬之情掀开我军创建之初那段壮丽艰辛的历史画卷时，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隆隆的枪炮声和震天的喊杀声仿佛就在耳边响起，领导这些起义的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毛泽东、陈毅、彭德怀、邓小平等许多耳熟能祥的人物都会一下子闪现在我们的脑海中。的确，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开拓者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名字光彩夺目，业绩万世流芳，很值得我们怀念。但也有许多人曾经是那个时代的革命英雄，也在我军创建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却因为过早地牺牲至今仍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他们也一样值得我们深切的怀念。这其中，我党年轻的将才、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德铭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经孙中山面试考入黄埔军校

    卢德铭，又名继雄，字邦鼎，号又新，1905年6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双石铺狮子湾（现为自贡市沿滩区仲权镇竹元村）一个不算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卢安炳，颇通书理，曾在盐号为人管帐，家里有二十石租谷的田地。母亲黄氏，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妇女，很懂礼教。卢安炳夫妇共有子女七人，卢德铭是最小的一个。

    1921年，卢德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成都公学。和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卢德铭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洪水》、《马克思传》、《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刊。这些书刊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精神境界，他渐渐地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923年冬天，卢德铭从报纸上看到广东革命政府开办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消息，十分高兴，认为这是自己当兵习武参加革命的大好时机，遂决定投笔从戎，报考黄埔军校。但当他兴冲冲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亲时，父亲却不愿他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去从军。他心急如火，搬来父亲的老友李铭忠和老同盟会员李筱亭老师做他父亲的思想工作。他们好说歹说终于说服了卢安炳。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卢德铭跋山涉水千里迢迢赶到广州，却不曾想黄埔军校考期已过。但卢德铭誓不罢休，想方设法通过一个国民党同乡的引荐终于见到了孙中山先生。

    卢德铭向孙中山先生陈述了自己的履历和来意后，孙中山先生当面出了两道题考他。卢德铭回答的非常得体到位，孙中山先生很满意，当即写了一张手条：“该生经我面试合格，收他入校学习。”就这样，卢德铭顺利地进入了黄埔军校，被编在第二期辎重兵队学习，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进入黄埔，卢德铭如鱼得水，他刻苦学习，勤勉操练，严格要求，成绩优异，曾被孙中山先生誉为学生的楷模。更庆幸的是，他在这里遇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教育影响下，他的革命觉悟提高很快，勇敢地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并于入校当年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卢德铭从黄埔军校毕业，留校任政治部组织科员。

    跟随叶挺北伐建立卓越战功

    1925年11月，我党在广东肇庆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独立团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以黄埔学生为主力，招收失去土地的农民为士兵。全团约二千人，叶挺任团长。建制虽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但干部的调动、任命和人员补充，均由我党独立负责，实际上是我党直接掌握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鉴于卢德铭坚定的政治表现和出色的军事才能，我党调派卢德铭任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驻防广东高要县一带，反击地主武装，帮助开展农***动。

    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锋，准备挺进湖南。部队经过广州时，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独立团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分析了时局，阐明了北伐的重大意义，发出了战斗动员令。卢德铭深受鼓舞，表示不辜负党的期望。果然，独立团在党的领导和叶挺的指挥下，屡战屡捷，进展神速。卢德铭在各个战役中，英勇善战，立下许多战功。对于卢德铭在北伐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当时就有诗赞道：“血战两桥敌胆惊，四连直捣武昌城。铁军个个英雄汉，多次冲锋有德铭。”在攻打武昌的战斗中，独立团牺牲了三百多人，但只掌握到一百九十一人的姓名，还有一百多人姓名不详。为了表彰烈士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独立团决定把烈士们的遗体集中葬在洪山，并修一座规模宏大的合葬墓。墓碑上准备刻写“无产阶级的牺牲者”八个大字。第三营营长张伯簧等人，以国共合作为由激烈反对写“无产阶级”几个字。卢德铭等则坚决主张刻写。经过激烈斗争，终于将“无产阶级的牺牲者”刻上烈士墓碑。攻克武昌后，叶挺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独立团改为第二十四师七十三团，卢德铭升任该团参谋长。

    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再次誓师北伐，卢德铭所在的七十三团参加了这一战役，并和其他部队一起于5月中旬在河南上蔡县东洪桥、西洪桥等地打败了奉军主力。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叛变革命，通电联蒋反共，举兵阴谋偷袭武汉国民政府，并于17日率部进逼到武昌附近的纸坊。危急时刻，卢德铭随叶挺率部急返武汉，击溃了夏斗寅的叛乱部队，有力地保卫了武汉国民政府。

    担任警卫团长响应南昌起义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警卫团，即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了掌握这支武装，我党选派卢德铭担任该团团长。一开始，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不同意，他想找一个贴心的广东同乡担任此职。后经时任第二方面军参谋处长的张云逸给张发奎再三举荐，张发奎才勉强同意。上任前，聂荣臻代表中央军委与卢德铭谈了话，传达了党的指示，鼓励他为党掌握好这支部队。卢德铭就任团长后，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吸收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左派充任各级军官，使警卫团营以上领导除一人外全部为共产党员，连、排中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共产党员，士兵则大多数是农民协会会员和进步学生。因此，这个团和叶挺独立团一样，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又一支正规革命武装。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起了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8月2日深夜，警卫团同时接到两封电报：一封是共产党人周逸群从南昌发来的，通知说南昌起义已经爆发，要警卫团迅速脱离张发奎，火速赶往南昌，参加起义军；另一封是张发奎从九江发来的，命令警卫团星夜出发，乘船到九江集结待命。卢德铭接到这两封电报后，深知事关重大，他连夜找团指导员辛焕文和参谋长韩浚研究。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坚决响应南昌起义，不理会张发奎的电报，立即带一、二、三营（四营长是张发奎派来的）去南昌参加起义。

    8月4日，卢德铭率警卫团二千多人，乘船离武汉沿江东下，前往南昌参加周恩来等领导的武装起义。走了两天，到达黄石时，侦察得悉，张发奎在九江方面布防，水路不能通过。卢德铭立即在船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部队改走陆路，在黄石登陆，沿武宁、靖安路线，步行向南昌进发。部队登陆后，经过两天徒步急行军，到达阳新县城，然后乘船又走了一段水路，随即步入武宁，再跨过九岭山脉，进抵靖安县城郊。部队没有进城，在城外一个村庄露宿一夜，第二天继续行军，到达奉新县城。这时，侦察员报告说，南昌起义部队已撤出南昌南下，张发奎的部队占领了南昌，并派两个团的兵力前来堵截警卫团。面对突变复杂的局势，卢德铭沉着冷静，再次召集警卫团的主要领导商讨对策。鉴于形势的变化，决定暂到高安一带待机行事。部队到高安后住了两天，卢德铭考虑到与南昌部队相隔太远，追赶不及，决定改变计划，折向西进到湘鄂赣三省交界“三不管”的地方——修水、铜鼓一带活动，同时与江西、湖南党组织联系，确定今后发展方向。部队经过武宁时，遇到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农民军，便相约同行。部队到修水不久，得知罗荣桓率领的一支从鄂南开来的农民武装驻在桃树港，卢德铭即派人将他们接到修水，编为警卫团的特务连，后又收编了流散该地的黔军邱国轩团，并与驻铜鼓的浏阳农军取得了联系。8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农民军等单位的负责人在修水山口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把这几支武装力量组合为一个师。为了养精蓄锐，麻痹敌人，并便于从江西军阀朱培德处获得一些枪枝弹药，把部队番号改称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卢德铭任师长。

    部队在到达修水十多天后，终于同中共湖南省委取得了联系。湖南省委负责人夏曦派人传达指示说，要卢德铭、辛焕文、韩浚三位领导人经武汉、上海到福建南部或广东东江一带去找南昌起义大军。理由是：修水、铜鼓是后方，战斗比较少，而南昌起义部队战事多，伤亡大，缺少有作战经验的干部，他们这些作战经验丰富的人应火速到前方去指挥战斗。卢德铭打心眼里不愿意离开这支他亲自创建、有着深厚感情的部队，且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能否赶到目的地也毫无把握，但他又不能不执行省委的指示，于是在申辩无效的情况下，表示坚决服从。

    对于湖南省委的决定和卢德铭等人的离开，很多干部战士不理解，一时哗然。为稳定军心，离开部队时，卢德铭召集大家讲话说：“我们走是党组织决定的，是为革命而走，是服从革命的需要，走是暂时的。”他含泪叮嘱说，警卫团是党的枪杆子，今后一切要服从党的命令，听从党的指挥。他还鼓励大家一定要搞好团结，齐心对付敌人，保存好这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讲完话后，卢德铭等三人换上便装，打扮成老百姓模样出发了。临行，干部战士依依惜别，一直送了几里路远。卢德铭走后，由余洒度担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

    卢德铭三人冒着沿途敌人盘查的危险，跋山涉水，从修水到了长沙，又乘火车到了武汉。在武汉，他们找到了湖北省委领导人向警予，向她汇报了警卫团的近况和夏曦要求他们离开部队的情况。向警予详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对他们为党保存了警卫团这支革命武装感到十分高兴，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和功绩。后经与其他领导研究，认为他们这时离开部队，对部队的巩固团结非常不利，也会大大削弱部队的战斗力，而且南昌起义大军四处转战，行踪不定，很难寻找，即使缺乏有经验的指挥干部，也不一定非得他们三人去不可，因此否定了夏曦的意见，要他们仍回原部队工作。同时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派毛泽东到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的决定，要求他们坚持武装斗争，带领部队参加秋收起义。卢德铭三人听后十分高兴，决定立即返回部队。临行前，向警予还派给他们六名年轻的党员军事干部，给了三千块钱活动经费，并详细研究了返回修水的路线。

    为了迅速赶回部队，卢德铭等选择了一条从武汉乘火车到赵李桥，再由崇阳经通城、平江到修水的捷径。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沿途敌人盘查很紧，为了分散目标，按照向警予的要求和部署，卢德铭三人各带两名青年干部分组而行：辛焕文等在前，韩浚等走中间，卢德铭等走在最后，每组相距五至十里路，一线拉开。辛焕文三人行至崇阳大沙坪时，遭到崇阳县警备队的搜查，双方短兵相接，辛焕文在战斗中不幸牺牲。韩浚等不知情，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也来到了大沙坪，刚一走进饭店，便被警备队包围，韩浚被捕，后叛变投敌。幸好有个军事干部跑脱，把情况报告给卢德铭，他当机立断，马上离开原来的路线，改走山间小道。途中遇到一农协会干部，在其帮助掩护下，越过重重险阻，安全返回了部队。

    参加秋收起义受命担任总指挥

    1927年9月初，在“八七”会议上新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江西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具体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会议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并决定将参加秋收起义的警卫团和各地的工农武装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渡任师长，下辖四个团，总计五千余人，准备兵分三路取浏阳会攻长沙。

    9月9日，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江西修水县渣津向起义部队授旗，庄严宣布起义开始，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爆发了！卢德铭和余洒渡率领起义主力部队第一团（即原警卫团）和第四团（原黔军邱国轩部），从修水出发，向湖南进攻。10日，一团在朱溪厂首战告捷，接着越过修水、平江边界，又攻下平江的龙门厂。11日，正当一团路过金坪、准备攻打长寿街时，遭到从平江赶来的一个敌团的阻击。这时，混入起义部队的四团邱国轩部见状突然叛变，临阵倒戈。一团腹背受敌，仓促应战，和敌人激战两个多小时，损失100多人，两个营被打散。危急时刻，余洒度主张硬拼，卢德铭则主张保存革命实力，他当机立断，立即率领一团余部向平浏边界转移。与此同时，起义部队第二团从安源出发，先攻萍乡不克，转而一举攻占了醴陵，后又趁敌兵力空虚轻取浏阳。在接连的胜利面前二团麻痹轻敌，很快陷入优势敌人的包围，虽经浴血奋战突出重围，但兵力损失三分之二，仅剩三四百人。在之后的撤退途中，官兵离散，连团长王兴亚也开了小差，整个二团几乎全军覆没。第三团在毛泽东的亲自率领下从铜鼓出发，一举攻克白沙和东门市，但胜利后团长苏先骏疏于防范，部队在羊古脑被敌突袭包围，激战六小时，损失惨重，部队被迫撤退。鉴于起义严重受挫，毛泽东于9月14日在浏阳上坪村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命令各起义部队向浏阳的文家市集中。得通知后，余洒度不愿去文家市，力主一、三团合力反攻平江，卢德铭却主张坚决服从命令，他不顾余洒度的反对，毅然率领一团指战员，战胜艰难险阻，迅速南下赶往文家市。

    9月19日，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教室内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在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上，围绕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道路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会上，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和起义已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提出了放弃攻打长沙和占领中心城市，到湘赣边界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山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道路的主张。毛泽东指着地图说：“这里是罗霄山中段，适宜作我们的落脚点、根据地”。在讲到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的关系时，毛泽东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他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就象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就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显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脚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但师长余洒度、三团长苏先骏等人则不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他们不承认会攻长沙的计划已经失败，反对向农村退却，不顾实际情况顽固坚持执行原计划不变。他们这种意见正符合当时湖南省委的要求和起义部队内部一部分人打到长沙的愿望。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争论不下的关键时刻，卢德铭再次坚决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拥护毛泽东“向罗霄山脉进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反对余洒度提出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路线。他恳切地说：“毛委员的意见，我完全赞成。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现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打我们，我们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如果还去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向井冈山进军，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撤退，有光明的前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向反动派开展有力进攻。”由于卢德铭是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坚决支持，为会议最终通过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产生了重要影响，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卢德铭的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恐怕很难通过，因为那时的毛泽东并没有绝对权威，以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骏为首的一些军官根本不服毛泽东。

    掩护部队突围不幸壮烈牺牲

    1927年9月20日，起义部队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从文家市向井冈山进发，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是夜部队宿营萍乡县桐木镇，第二天到达小枧，22日进入萍乡芦溪镇。23日清晨，部队从芦溪更田村出发沿芦溪河行进，毛泽东和卢德铭率领指挥部走在前面。但爬上离芦溪镇15里的山口岩时，突然遭到江西军阀朱培德的特务营和江西第四保安团的伏击。起义部队毫无准备，仓促应战，损失很大。混乱中，许多参军不久的农民战士四处逃散，部队有被打跨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总指挥卢德铭挺身而出，将生死置之度外，亲自率领一个连折向队伍的后面，占领路旁高地阻击敌人，掩护毛泽东和部队转移。在这场恶战中，敌人一部占领了附近的一个山头，居高临下，雨点般的子弹疯狂地向卢德铭所在的阵地扫射。卢德铭全然不顾，继续指挥战斗，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二岁，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毛泽东虽然同卢德铭只相识了不到一个月，但相互间已十分信任，两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当毛泽东听到噩耗后，痛惜不已，他悲愤地大呼：“还我卢德铭！还我总指挥！”敌人撤退后，当地群众含着热泪将他和一起在战斗中牺牲的四十多位工农革命军指战员的遗体一同掩埋在小土坎的茶树下。

    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为中国革命和我军建立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革命英烈的。为了纪念他，1983年9月23日，即卢德铭牺牲后整整56周年之际，中共江西省萍乡市委、萍乡市人民政府在卢德铭的殉难地为他建立了纪念碑。该碑现位于芦溪县上埠镇山口岩的山坡上，距萍乡市城区约32公里，总占地面积45平方米。全碑共分三层，即底座、中座、碑身，高约7米，上塑卢德铭全身像，中座正面用大理石刻写卢德铭烈士生平简介，碑身正面从上至下镌刻杨得志题写的“卢德铭烈士纪念碑” 八个大字。

    卢德铭的人生是短暂的，但却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在建军80周年之际，我们更应该怀念这位早殒的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无私无畏的伟大精神和足以彪炳千秋的辉煌业绩，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