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事变前夕，太子建成努力维护与世民的关系，但也试图削弱世民势力，以图稳定地位。李渊为避免二子争斗也采取了措施。二人的努力均未能阻止世民发动久有蓄谋的玄武门之变。

　 唐朝建国初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随统一战争的结束而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一场生死之战，即玄武门之变。由于这次政变是以李世民的胜利而告结束，贞观年间以房玄龄为首的封建史臣，从为尊者讳的角度出发，对唐国史做了有利于李世民的修改，使事变的真相被掩盖，留下颂扬李世民而贬低李建成的记载。

    唐国史对政变真相做了三大方面的修改：一是夸大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及统一中的功绩，贬低李渊及李建成的作用，以此说明唐朝是李世民缔造的；二是李世民功高被忌，受到迫害，被迫起而自卫；三是李建成无才无德，理应被李世民取代，也符合李渊的本意。通过这三方面的修改，李世民取得皇位继承权是天经地义的。那么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一、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有预谋的夺权行为

    在唐朝建立和统一战争中，李世民作为领兵主帅之一，不仅拥有众多的谋臣猛将，而且树立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地方势力。随着其权势的增长，夺取皇位继承权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其有预谋的夺权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网罗人才，图谋皇位。

    李世民谋夺皇位继承权的图谋，大致萌发于平薛举前后，那时，唐朝已建立，李建成被立为太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尚书令，随着唐政权的初步稳固，李世民在平灭薛举集团后又被封为太尉，持节陕东道大行台，拥有军政大权，势力庞大，开始为夺取皇位做准备，突出的表现就是网罗人才。

    当时，唐王朝初建，人才缺乏，秦王府好多文武官员调到别处为官，这使李世民感到很不安，史载：“时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其不安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优秀人才被调，不利于统兵作战；二是势力被削弱，不利于将来谋夺皇位。其谋士房玄龄的话证明第一点不是主要的，他说：“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接着明确地说，如果李世民只想当一个藩王，包括有王佐之才的杜如晦，都没有什么大的用处，但是，要想夺取皇位，统领天下，缺乏杜如晦这样的人才是不行的。正如史书所载“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房玄龄一席话，正中李世民下怀，他大吃一惊：“尔不言，几失此人矣。”急忙将已被任命为陕州府长史的杜如晦调回秦王府。而正是房、杜二人，成为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股肱之臣。

    李世民不仅自己招揽人才，而且放手让房玄龄为其招收谋臣猛将，准备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力量，史载“赋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

    除了自己招揽人才外，李世民还展开同李建成争夺人才的斗争。武德四年，开办文学馆，招收四方之士，名义上是同文人讨论儒学经义，实际上以此做掩盖，储备人才，积蓄力量。洛阳平定时，名士杜淹欲投靠李建成，李世民得知，急忙将他招进文学馆，后来，杜淹积极参与李世民的夺权之争。李世民还收买李建成的近臣王日至，又买通掌管玄武门的将领常何及敬君弘、吕世衡等。

    就这样通过细致的网罗人才的活动，李世民准备了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力量。 

    第二，加强地方经营，树立以洛阳为中心的地方势力。 武德四年洛阳平定，李世民认识到洛阳地处中原，有利于联络山东、河北、河南势力，加紧在洛阳的经营，派温大雅“镇洛阳以俟变”，不仅如此，还派张亮到洛阳暗中活动，史载“太宗以洛州形胜之地，一朝有变，将出保之。遣亮之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 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李元吉曾对李渊说,李世民“初平东都之日，分散钱帛，以树私惠”，此言并非诬陷之词。这样，以洛阳为中心的地方势力形成了。

    第三，争取王宫大臣的支持。

    李世民争取到大臣陈叔达，萧王禹等人的支持，武德九年，李渊对李世民不满，将要加以贬责，“叔达固谏乃止”。世民同时派妃子长孙氏在宫中活动，贿赂嫔妃，求得后宫势力的支持，长孙氏“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求内助”。李建成曾说：“秦王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此并非妄言。玄武门之变时，长孙氏曾亲自上阵，史载“及帝授甲宫中，后亲慰勉”。

    第四，接受文武臣僚建议，加紧政变准备。

    李世民的文武臣僚是深知其心意的，他们的言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文臣的谋略更深远一些，房玄龄曾与长孙无忌私下计议，主张“莫若遵周公之事；申孝养之礼”，明确了要夺取的不仅是太子之位，而且是李渊的皇位。对此，长孙无忌深表赞同，“久怀此谋，未敢披露，公今所说，深会宿心”。当长孙无忌亲自向李世民陈述政变主张后，李世民又召来房玄龄谋议，房玄龄乘机提出“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随后房、杜又“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文臣如此，武将更加积极，尉迟敬德主张“大义灭亲”，甚至激励李世民“若不见听，无忌等将窜身草泽，不得居王左右”。由于文臣武将的激情已调动起来，李世民认为时机趋于成熟，赞同他们的主张，加紧政变的准备活动，史载“太宗然其计”。

    第五，精心谋划，突然袭击。

    对于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是做了充分准备的。首先派长孙无忌将已被驱逐出秦王府的房、杜召回，“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阁计事”，谋划政变的详细计划，制订了突然袭击的方针。李世民知道，直接向李建成的东宫进攻，成功的希望不大，而利用上朝的时机，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可一举成功，况且把守玄武门的是已被他买通的常何等人。精良的武装是李世民准备活动的另一方面, 政变前, 尉迟敬德精心挑选了八百人的武装力量，他说：“勇士八百人悉入宫控弘披甲矣。”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利用常何值宿玄武门的有利时机，率领长孙无忌等九人预先埋伏在此，由于李建成毫无防备，等到临湖殿发觉有埋伏时已措手不及，李世民趋马上前，一箭射死李建成，取得政变成功，不久李渊退位，这样，李世民取得皇位。综上所述，玄武门之变决非李世民不得已的行为，而是有预谋的政变夺权，是精心策划的结果。

    二、李建成试图削夺李世民势力，稳固地位

    唐朝初建，李建成的太子地位确立，李渊为培养其治国才能，曾下令“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一直到武德五年平刘黑闼时，建成主要是帮助李渊处理政务，制订大政方针，很少带兵出战，因而很少机会发展势力。虽然李世民势力很大，但由于忙于战争，加之以隐密的方式招揽人才，李建成还没有意识到对自己地位的严重威胁，双方的矛盾，还处于未公开的状态。李建成同李世民的矛盾激化，大致是从武德五年开始的。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时，他也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措施，即：加强自己势力，逐步削夺李世民的权势，稳固自己的地位。其表现有： 

    第一，接受谋臣建议，发展自己的势力。

    武德五年，全国统一战争即将结束，李世民庞大的势力，已威胁到李建成的地位，引起了其东宫府谋士的注意。正好刘黑闼再次起兵，声势颇振。魏征等人认识到这是发展势力，与李世民抗衡的一个有利时机，他和王王圭建议李建成带兵出征，乘机发展势力，扩大影响，他们说：“秦王勋业克隆，殿下何以自安？”“愿请讨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李建成接受其计，以征讨和安抚的方法讨平刘黑闼，平定河北一带，尤其是其安抚的方法深得人心，使其威望大增，势力得到发展。
李建成还利用在宫廷的有利地位，争取后宫嫔妃的支持，齐称“东宫慈爱”，同时又得到李渊重臣斐寂、封伦等的拥护。武德七年，又建立了自己的宫中力量—— 长林兵，使其势力基本上可以与李世民相抗衡。

    第二，以较为克制的态度对待兄弟之争。

    虽然，封建统治阶级为争权夺势不惜相互仇杀，但李建成在对待李世民的夺权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骨肉相残。据记载，武德七年，“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元吉伏护军宇文宝於寝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假如李元吉行刺李世民成功，不仅有利于李建成地位稳固, 而且不用担负罪责，也不会被追究。

    但他没有这样做，说明他是不同意采取这种方式来解决双方矛盾的。对此，魏征的言行可相佐证。

    魏征做为李建成的主要谋士，为其出谋划策，深受器重，曾建议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史载：“征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虽然李建成为稳固地位积极进行准备, 但没有接受谋害李世民的建议，对此， 魏征感叹不已。事后，李世民问魏征：“汝离间我兄弟，何也？”魏征说：“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对魏征此言，李世民是赞同的。

    李建成这样做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性格使其遵从封建纲常礼教，这同李渊避免骨肉相残是一致的，从而得到李渊的同情和支持；二是唐王朝还需要李世民的势力，应采取较为稳妥的策略，避免激化矛盾。

    第三，采取逐步削夺李世民权势的策略。

    李建成深知，李世民夺权依靠的是其军权和庞大的势力。他曾说：“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因此为了稳固自己的权位，必须逐步削夺其兵权和势力。首先是削弱其势力，为此，李建成请求李渊将李世民的主要谋士房玄龄、杜如晦驱逐出秦王府，不许私自谒见，接着又将武将程知节调为康州刺史。还曾企图收买尉迟敬德，只是没有成功。其次是削夺李世民兵权。武德九年，李建成利用突厥寇边的时机，请求李渊派李元吉为帅，征调秦王府精兵骁将。这样，既名正言顺地夺取李世民的兵权，又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如果不是李世民抢先动手发动玄武门之变，李建成的目的就达到了。
对于李建成的上述行为，李渊是赞同和支持的，史载“高祖知其谋而不制”。

    总之，面对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行为，李建成不愿坐失其位，于是采取稳固其位，逐步削夺李世民权势的策略并得到李渊的支持，但李世民抢先发动了政变，李建成以失败告终。

    三、李渊维护李建成地位，避免骨肉相残

    李渊本来是老谋深算之人，随唐朝的统一和稳固，其进取心消退，面对其二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行为，他处于矛盾之中，他的本意是避免骨肉相残，使其子各安其位，在处理其关系时，既想维护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但由于李世民功高势大，又不忍对李世民有大的损害，结果并没有平息纷争，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

    唐朝初期，李渊有意识地培养李建成的治国才能，派大臣李纲、郑善国辅佐他“与参谋议”，一般的领兵作战是不派他出兵的。这就给年轻有为的李世民发展势力的机会，随着李世民功绩的增大，李渊对其赏赐有加，从武德元年任陕东道行台、尚书令、武德二年为大将军，总管九州军事，到武德四年任其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之上，武德八年为中书令，使李世民不仅拥有军权，而且拥有行政权，位居宰辅。其权势之大，是无人可与比拟的。但这不仅没有满足李世民的权力欲望，反而进一步助长了其夺权的野心。

    由于天下未定，李渊需要依靠李世民去征战，不可能削夺其权势，因而每当发生兄弟之争，诉到李渊那里，李渊不是对双方劝解一番，或者加以斥责，就是把罪责归于其僚属，结果造成矛盾更深。随着李世民权势的增大，其专擅行为引起李渊的不满，李渊曾对裴寂等近臣说：“此儿典兵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这里的“读书汉”指的是房、杜等谋臣。针对李世民典兵久，在外专制的行为，李渊有意识地限制并加以约束。武德五年，派李建成带兵讨刘黑闼，封其为“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从事”，给李建成很大的权利，取消李世民统管陕东道行台的权利。接着又驱逐房、杜等读书汉，又调离程知节等武将。武德九年，准备贬责李世民，由于陈叔达等人谏阻，没有实行。虽然李渊对李世民加以抑制和削约，但并未损害其根本。李世民庞大的军权和势力仍然对李建成的地位构成威胁，并且发展到程知节竟敢违抗诏令，不到康州任职，房、杜也竟然违诏私谒李世民。

    为了进一步削夺李世民的军权和势力，武德九年，李渊接受李建成的建议，派李元吉为帅，取代李世民，征调秦王府骁将秦叔宝等武将，又挑选秦王府精兵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由于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触犯了李世民的根本利益，导致李世民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事变。这样，李渊削夺李世民权势的企图没有实现，只好承认既定事实，不久退位做了太上皇。

    总之，玄武门之变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针对皇位继承权而展开的争夺权势的斗争。它是对李渊所维护的皇位继承的嫡长制的挑战。它的积极意义不在于政变这种形式，而在于李世民认识到皇位来之不易，因而更加珍视这一成果，学习并借鉴李建成的有益之处，比如征讨刘黑闼中的安抚政策，忍让克制等，从而调整统治集团的人员构成与统治政策，有利于唐初繁荣局面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