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历史因唐太宗君臣对武德朝起居注、实录的大量歪曲篡改，导致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旧史记载颇多回护、隐漏、失实之处，而贞观君臣篡改国史的总根源，则无疑渊源于玄武门之变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订清理，时至今日，玄武门之变虽大致脉络清晰，但史事细节依旧疑云重重，斧削之后残留史料的记载，不少地方仍有太多的错讹与缺失、断环；今人研究的成果中依旧有着若干未发之覆。本文拟就该事变的某些细节侧面重新加以考订和剖析，以求最大可能地接近于历史真相。

    从房玄龄“愚计”蠡测秦府的政变谋划
    武德年间，唐高祖嫡出三子相互勾心斗角期间，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曾认定：“秦王府中所可惮者，唯杜如晦与房玄龄耳 ”。临政变的前一天，因太子率更丞王睦的告密，秦府已得知了太子、齐王欲在昆明池宴别时“拉杀”秦王及坑杀秦府诸将的政变计划，秦府文臣武将群情汹汹，均欲先发制人。在集议决策时，李世民曾令尉迟敬德私召房、杜入府商议。此二人初以“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为对。李世民竟怒取佩刀付敬德，令再促二人，且云“若元来心，可断其首以来”。此情节足见秦王对房、杜二人倚仗之深及相互契结之密。由此可见，房、杜二人在秦府谋臣智囊群中明显起着决策核心的作用。而此前房玄龄曾私谓长孙无忌日：“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汹汹，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尊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此计划长孙无忌极为赞成，李世民亦表同意。胡如雷先生即称，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实际上就是按照房玄龄的上述调子旋转的。”然而，从胡先生此后对政变过程的描述和分析来看，胡先生似乎读丢了房氏“愚计”中的一些关键话语，或者未能完全领会其话语中的深层含义。房玄龄建议中的关键性话语，无疑是“尊周公之事”与“申孝养之礼”两句。那么，“周公之事”何指?“孝养之礼”何谓?西周初年时成王年幼，周公旦不仅“践祚代成王摄行政当国；”而且“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听天下之断。大量文献资料和出土彝器铭文均可证明，周公确曾权宜摒置成王而为事实上的周天子。旋武庚、管叔、蔡叔等三监作乱，周公复领兵东征平息之，并诛管叔而流蔡叔。若将这些周 所为之事与“申孝养之礼”联系起来理解，则房玄龄的“愚计”就不仅仅是建议秦王集团单纯诛灭太子、齐王(如同周公平三监而诛流兄弟)那般简单，而是明显包含着针对高祖李渊的处置之策(如同周公摒弃当朝周王自为之)。另外，从后来政变的事实和政治常识来衡量，秦府政变谋划中也理应包括两大部分：一是诛灭建成、元吉并铲除其党羽；二是根据高祖的反应准备几套不同的预案，而核心则是如何逼迫父皇=退位。所谓“申孝养之礼”正是针对高祖而言的，否则仅仅杀兄诛弟，又何谈“孝养”二字!其实，逼迫父皇退位和平接管政权，才有孝养之礼可申。很难想象，如果高祖强硬反对甚至暴力镇压，秦王集团恐怕也未必不会采取弑父篡位一类极端举动。“为国者不顾小节”，正此之谓也。只是因为以武力逼迫君父一类举动为封建礼法、人伦道德所不容，贞观史臣才会对秦府政变谋划讳莫如深。然斧砍刀削之余，残存的片言只语依旧有助于我们大略拼接出政变谋划的基本方案。

    高祖私许太子与谋杀秦王之虚妄
    在唐高祖三子相互争斗的文献记载中，留有两大类迹近于政治神话的东西：一类是高祖曾在多种场合私下许诺册立李世民为太子；一类是太子、齐王曾费尽心机设计谋害秦王李世民。对这两类记载，今天的研究者大多疑信参半，虽认定其绝大多数记录并不可信，却偶尔亦承认个别记载为历史事实。笔者以为，今人的考订辨析工作做得并不彻底，即上述两类记录或纯属子虚乌有，或系歪曲加工而夸大其词，总体上并不具备历史真实性和可信性。先看第一类记载。隋末唐初高祖私下许立秦王为太子的记录甚多：
    l、617年五月。隋末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时，史载：“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日：‘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
    2、617年十一月。唐军攻克长安后，“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
    3、621—622年。武德四五年间，“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
    4、622年十一月。“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
    5、623年。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曾对臣下言：“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
    6、624年夏。仁智宫事发，庆州总管杨文干称兵作乱，高祖命秦王领兵平乱，行前高祖私谓李世民日：“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诛杀骨肉，废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
    上述记载，今人认为多属虚妄，可不加赘辨。唯胡如雷等认为，杨文干作乱时，高祖于盛怒之下草率私许世民为太子，似属可信。其实，仁智宫事件和杨文干作乱固然与太子相牵连，当太子被召至仁智宫备受责斥且被拘管一夜时，高祖之震怒暴躁自不难想象，但废立太子并非脱口而出的一句简单话语即可完事。史料中既未见高祖返回京城与元老重臣商议，亦未见召集群臣论辩，竟然就自己私下随意许愿立秦王为太子，也未免视军国重事如同儿戏。即是高祖真有废立之心，即使他确欲立秦王做太子，但首先要做的则是先废掉李建成。在现太子尚未废黜的时候，高祖于仓促送别秦王时充其量也只会说说废建成立世民一类的话。至于“吾不能效隋文帝”及“废建成封作蜀王”一段话，因涉及对废黜后的旧太子的处置问题，显然既非当前急务，亦须待回京废掉建成后才能从长计议。因此，《旧唐书》所载高祖之言的后半段，不仅显得画蛇添足而不近情理，更进一步暴露出了贞观史臣蓄意添枝加叶、人为编造的某些痕迹，故整段记载并不可信。
    说到底，从李渊称帝未久即立李建成为太子起，整个武德年间李渊从未真正想过要废黜李建成的太子之位。不唯如此，李渊对诸子间的争斗，一直更偏爱和庇护太子一方，反而对李世民常常训斥有加。如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东征平定窦建德、王世充归来后未久，李渊即大发牢骚：“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封德彝便乘机奏称：“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武德七年(624年)七月，李渊曾当着三个儿子的面呵责秦王：“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耶?”即使仁智宫事件和杨文干作乱事发后，李渊依旧“薄太子罪”，仅将数名东宫官员流放了事，于此更可见李渊对太子袒护到何种程度，亦可反证所谓私许秦王为太子之妄。此后，李渊对李世民“猜嫌益甚”，甚至于临政变发生的前几天，元吉等曾当面请其父诛杀世民，李渊则称：“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见，一旦欲杀，何以为辞?”齐王即诬称秦王“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 李渊未置可否。：太子、齐王可与其父当面议论诛杀秦王之事，其父仅以无理由为托词而竞无一词责斥，则不难想见李渊之立场与态度。
    总之，无论从其偏爱、袒护太子的角度还是从其不满、厌责秦王的角度去考虑，抑或是从稳定皇朝大局的角度出发，作为君父的李渊只能在三子争斗中设法釜底抽薪，又岂可私下随意妄许另立太子而去火上浇油?因此，凡高祖私许太子一类的记载，均可视为贞观史臣为唐太宗非法夺取帝位寻求理由而编造的遮羞之词。这样的粉饰遮羞记载，在今天看来不仅荒唐可笑，而且更使高祖连带蒙羞，即将李渊塑造成了一位动辄随意许愿却从未事后兑现的反复食言的卑劣君王。
    再看第二类记载。贞观史臣为了将李世民描绘成可怜巴巴的受迫害者角色，竟然施展了所有捕风捉影、改头换面、夸大其词等等拙劣伎俩。史载武德七年(624年)后曾发生了一连串谋害秦王事件：一次是李渊与三子校猎城南，太子故意授李世民一匹貌肥壮而易颠仆之马，欲颠蹶秦王“以此见杀”。另一次则是太子、齐王引世民“入官夜宴”而“谋行鸩毒”，结果秦王“心中暴痛，吐血数升”，后为淮安王李神通扶之“还西宫”。城南驰射烈马颠蹶、兄弟宴饮秦王吐血之类变故，容或确有其小事，但经贞观史臣的加工夸大，竟然全变成了暗害秦王的阴谋举动。指望坐骑颠仆杀人，难道太子、齐王的智力已幼稚到了孩童水平?蓄谋鸩毒，却只能让秦王吐血而不毙命，难道太子府所用毒物也是当今横行的假冒伪劣产品?此类记载之荒谬，实不直识者一哂。

    高祖三子府邸位置与朝参处所以及入宫路线
    得知太子、齐王密谋后，秦王府迅速制定了先发制人的政变计划。按照预谋，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三日，李世民人宫密奏太子、齐王“淫乱后官”，又“欲杀臣”。高祖“省之愕然”，遂决定“明当鞫问”，又嘱世民“宜早参。”次日上午，在太子、齐王入宫朝参的路上，遂发生了兄弟火并宫门喋血的一幕。
    时至今日，因史料缺漏，玄武门之变的史事细节仍有不少遗漏和难解之处。笔者认为，要想准确理解有关资料的记载，首先必须考察清楚政变时高祖三子的府邸位置；其次要明确当日朝参鞫问的处所，即太子、齐王人宫的目的地；最后可依据各人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合理推测出入宫行走的路线。
    三兄弟中，太子建成居住于东宫，视具体情况的不同，其人西官即太极宫的行进路线有三条：(1)重大礼仪性活动可出东宫南门嘉福门，再西行人太极宫之南面各门；(2)一般性活动可出东宫北门元德门，经西内苑人太极宫之北门玄武门；(3)日常则径直走东、西官界墙所开之门，此门隋代初称建舂门，后改通训门，唐玄宗天宝时改称凤凰门。武德初期，“高祖令太宗居西宫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并通，更无限隔。”武德五年(622年)后，“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特降殊礼，”另在内苑西北角修建弘义宫“以居之。”武德八年(625年)，高祖临幸该宫时曾谓群臣日：“朕以秦王有大功，故于宫中立山村景胜，雅好之。”
    武德初年，李世民居于承庆殿；武德五年后徙居西内苑之弘义官。弘义宫亦作宏义宫，贞观三年(629年)四月，太上皇李渊由太极宫徙居于此，改名大安宫。政变前夕秦府决策时尉迟敬德所称“大王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即指此宫。
    上文言及元吉武德初居于武德殿后院。武德殿与承庆殿东、西相对，该殿有东、西二门，东门近于东宫西界墙，西门与虔化门齐。此后元吉居处有无变动?史无明文。玄武门变起太子被杀后，元吉最初“走马东奔”，似欲逃回东官。旋被尉迟敬德及所率数十骑“左右射之坠马”，元吉“于是步走，欲归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杀之。”此则显示元吉住处似无变动。
    李渊本定于六月四日让三子人宫对质鞫问，则三兄弟理应朝参会聚之所究竟在何处?欲明此，须先明初唐参会之制。《周礼·秋官·朝士》郑玄注云：“周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以此对应，初唐之外朝设于库门外，系举大典、询众庶之地，即承天门(楼)是也。内朝之一的治朝、中朝，系宫内处理朝政之地，太极殿是也；内朝之二的燕朝、内朝，系天子与宗人集议及接晤士夫处，两仪殿是也。唐初，逢朔、望日，天子御太极殿听政，文武群参，至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后方改为每5日一朝。两仪殿于隋代、唐初本名中华殿，贞观五年(631年)改名为两仪殿，天子“常日听政视事，则临此殿。”唐西内 因殿在禁内，仅少数大臣可入内商谈国事，故通常不设仪仗，无繁琐朝仪，君臣间较为随便。据此，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既非朔望日，且鞫问之事系“太子、齐王淫乱后宫”，更不欲家丑外扬，而事实上当天也只有裴寂、萧璃、陈叔达等几位宰相重臣入宫，则鞫问之所显然只能在中华殿。
    依据高祖三子的府邸位置与宫内鞫问参会之所，便可合理推测出六月四日各人的行进路线。李世民率其属下诸将、勇士预先设伏于玄武门，由弘义宫穿西内苑前往自属方便，且该门屯守将官既属秦王之人(详后)，则接应安排诸事顺遂。史载当日太子、齐王并马人宫，“行至临湖殿，觉变，即回马，将东归宫府。然元吉若从武德殿后院去中华殿，并无必要绕至临湖殿一带。或许为应对鞫问之事，元吉曾先人东宫与太子商议，然后兄弟俩再同行前往中华殿，当然这只是一种合理猜测而已。临湖殿位于太极宫东北隅，地近东海池，或谓在玄武门附近，但并无确证。太子、齐王至此觉变，则他们并非穿越玄武门人宫，因由玄武门可径直南行去中华殿，根本无须再向东绕道至临湖殿一带。况且，若太子、齐王真是穿玄武门人宫，穿越门禁时岂非最佳伏击时刻?秦王为何不在那时动手?偏非要等到太子、齐王行至临湖殿，这才“随而呼之”后开战?另从“将东归宫府”和“元吉走马东奔”等记载来看，完全可以证明，太子、元吉应是由东宫经通训门向西进入太极宫，因为唯有这条路线才需要行至临湖殿一带。一些陕西地方志书声称玄武门是太子人宫的必经之路，太子、齐王骑马直赴玄武门进宫而遭到截击，显然是一种误解。

    喋血宫门一幕的几点辨析
    因旧史删削过甚，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日在玄武门和太极宫东北隅一带的交战细节情况，或散乱混淆，或前后割裂，或突兀乍现，或隐晦不明??今欲全面恢复事实真相，已近乎奢望。本节谨据前述考订结果，结合现有零散资料，就若干细节问题再略作申述辨析。
    (一)如前节所述，太子、齐王并非由玄武门而是经通训门人宫，秦府兵将对太子、齐王的杀戮，与其说是伏击倒不如说是拦路截杀更为恰当。
    (二)陈寅恪先生曾详加论证说明，“至唐代则守卫宫城北门之禁军，以其驻屯地关系之故，在政变之际，其向背最足为重轻，此李唐一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所以往往系于玄武门卫军之手者也。”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于玄武门即官城北门军事之胜负，而北军统制之权实即中央政柄之所寄托也。”其说确为卓论，已为治唐史者普遍接受。然陈先生在论及玄武门之变时亦偶有失察，即先生认定唐代“北军为卫宫之武力”，玄武门地位极端重要，而太子、齐王竟似曾“绝无计虑及准备者”之缘故，乃在于“总北门之寄”的守将常何本系太子之人。岂料，常何却已为秦王所收买。其依据即巴黎图书馆所藏李义府所撰之《常何墓志铭》，但细究《常何墓志铭》文字，常何除一度随李建成“讨平河北”之外，此前此后明显属秦王一派之人，故收买之说实难成立。
    其实，正如陈先生所述，“中央政府之命令出于君主一人之身，君主所居之处乃政治巨变时成败之所系。”而太子、齐王在玄武门问题上的失策，倒并不在于常何是否被收买，而在于两：疗面的因素所使然：一是当日太子、齐王人宫时并不经过玄武门。二是六月四日之变完全出乎太子、齐王意料之外。如王旺的告密，本方计划的泄露，秦府的先发制人决策，李世民率秦府兵将的预伏玄武门等事，东官集团根本就不知晓，即太子、齐王仅把当日朝参鞫问视若寻常事件来予以处理。因此，玄武门值守将领究系何方之人，在宫府集团看来或许并非极端重要的关键问题，而正是此一失策造成了致命性的后果。
    (三)太子、齐王被杀后，东官与齐王府诸将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率宫府精兵约两千人猛攻玄武门，一度“兵锋甚盛，，“太宗兵不振，”后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宫府兵遂散。”《尉迟敬德传 从宫府兵将“大至，屯玄武门”，“率兵犯玄武门”，“其党来攻玄武门??公谨有勇力，独闭门以拒之”，“合军拒战于北阙下”等记载来看，宫府军队显然是从西内苑玄武向里猛攻，其目的即在于攻进太极宫救援太子、齐王。对此，陈寅恪先生评之日：“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之故也。”其说确有其道理。然两《唐书》诸人本传均一致明言，宫府将士攻玄武门时，建成、元吉已被诛斩，当冯、薛、谢诸将见到主子的首级后，只得“下马号哭而遁”、“解兵遁于野”、一哄“遂散”，故玄武门外的这场混战充其量只能看作事变的余波而已，却已无法改变事变的结局。
    另外，有论者称：“初唐时，西宫为皇帝居处地址，而保卫统治者之护卫亲兵，亦居宫中，因而宫内多变，多从玄武门进，玄武门实宫中主要之门禁。”若就太极宫言，此说自属正确。然高祖三子除常规护卫亲兵外，均私下募有兵勇，此类私兵或在宫中或驻宫外，未可一概而论。从东宫齐府将士的攻击方向来看，似乎宫府军队主力平日或当屯于西内苑中乎?此点与双方的一胜一败是否有关?因史料欠缺而未敢臆断，俟日后再考之。
    (四)双方军队在玄武门外苦战时，“掌屯营兵于玄武门，加授云麾将军”的敬君弘不顾属下劝阻，与中郎将吕世衡挺身出战、大呼而进，两人“并遇害。”事后冯立、谢叔方出首请罪，李世民曾当面责备冯立：“昨日出兵来战，杀伤我将，何以逃死?”敬、吕二人在玄武门之战时如斯卖命，又被秦王称为“我将”，则无疑属秦王一党。至于他们究竟原属秦王之人抑或被事前收买?胡如雷先生径直断言“肯定事先已被世民收买”，但结论未免太过武断。陈寅恪先生则以“史料缺乏，未敢遽定 为词，其审慎态度更值得学人推崇。
    (五)玄武门之变最奇特的一幕是，宫府将士散遁后，李世民遣尉迟敬德擐甲持矛直奔高祖身边宿卫，而此时李渊却正与宰臣裴寂、萧璃、陈叔达等人“泛舟于海池。”‘尉迟敬德传 今人对此多感突兀难解：一大早泛舟海池颇不合习惯，何况当日预定要“早参”、“鞫问”?宰臣都已人宫，太子、齐王亦已上路，高祖既不在中华殿亦不在偏殿别院等候，何来闲情逸致去泛舟海池?笔者寻绎、排比零散史料后，对此略有一得之见，试做解释如下。
    首先，前述秦府政变谋划中有对高祖处置的预案，泛舟海池当是秦王逼迫父皇即“尊周公之事”、“申孝养之礼”的某种缩影或暗示。只是此类举动有碍封建礼法道德，贞观史臣遂删去了泛舟海池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举动与情节，故使泛舟一幕显得奇特突兀难以索解。
    其次，玄武门混战时，敬君弘挺身出战，其所亲止之日：“事未可知，当且观变，待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敬氏亲近劝阻的话特别耐人寻味，可惜今人多未甚留意也。斯时太子、齐王已死，大局将定，何谓“事未可知”?为何还要“当且观变”?窃以为，敬氏所亲之言，隐指当朝皇帝对政变的态度尚未明朗，秦王杀兄诛弟能否得到父皇认可或获得合法性亦未可知，故才需要“观变”以定取舍。此亦可反证政变全过程中，必定有着控制或逼压父皇认可兵变以至交出权力的举动。
    再次，泛舟一幕的重点不在于敬德宿卫(其实宿卫即武力逼父的冠冕说法)，而在于后续对话与决定。先有李渊与敬德的对话，再有李渊问策于裴寂(裴氏倾向于太子派)，后有萧璃、陈叔达(此二人倾向于秦2E)建议高祖将秦王“若处之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此语露骨处在于它暗示，若不立秦王为太子、不委以国事，则高祖当然会有事矣。高祖不得已接受建议，遂下敕书“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可以说，高祖的敕令及其取得之过程，才是泛舟一幕的重中之重。由此，政变获得了父皇的“谅解”或“认可”，秦王便取得了处置一切的大权，遂可以肆无忌惮地清理宫府党羽，屠杀自己的侄子；更得到了父皇“处之元良，委之国事”的许诺，为下一步接收政权奠定了基础。而所有这些，均涉及唐太宗皇位统绪的合法性依据问题，故贞观史臣可以对武德史事刀砍斧削，却无论如何不愿也不敢删去泛舟一幕的根源正在于此。
    最后，对玄武门之变及后续举动中秦王威逼父皇之事，古人早有认识，如赵翼曾谓：“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建成元吉抒被诛 王夫之则强调高祖处境之难，“非直难也，诚无以处之，智者不能为之辩，勇者不能为之决也。唐高栅总之，如果我们从威逼君父的角度去思考，泛舟一幕应是秦王威逼父皇诸多环节中的关键一环，其他环节因拜史臣刀斧之笔所赐，已难以与此景前后衔接起来。因此，泛舟一幕的象征意义恐怕要远远大于其记实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