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几十年来反反复复的经验教训，就是：当初，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进行下去、以后，又正因为没有突破共产党的领导，民主革命终于不能彻底的进行下去，以至半途而废。

　　正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搞民主主义革命时的实际情况一样，现在要搞民主改革，还是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不在当年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而在以后一直局限在共产党*政的控制下。当年不由共产党领导就不能推进民主革命，以后一直不能突破共产党的领导，就导致民主革命的不彻底，中途而废，变成*制度。

　　反反复复七十年以后，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是如此，目前仍然只能是共产党领导下继续民主革命。但必须觉悟到，只有最终突破共产党*政的领导，才能将革命进行下去，不然，还是会中途而废。

　　只有突破共产党*政的统治，才能使我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几十年的惨痛教训。新一代的党的领导人必须有这种觉悟。

　　按照当前的情况来看，还看不出党内出现蒋经国式的人物。但是，时势造英雄。我认为，将来，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人物。至少，先解除党禁报禁，推进国家的民主改革来一个质的变化，这是完全可能的。

　　我以为当前的形势，存在着这种质变的契机。因为在共产党*政统治下的人民早已难于忍受下去。而且，统治者中越来越多的人也日益感到继续这种无法无天的*制度也难于维持下去。这就是必须进行历史性的变革的契机。

　　目前，广大群众，特别是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弱势群体，已经痛切地感到再也不能这样继续被*势力统治下去，不仅在思想上有越来越大的觉悟，而且在组织上也开始自下而上的团结起来，进行合理合法斗争的浪潮也在日益壮大。最近，胡温体制开始采取的解决弱势群体的严重的被歧视被剥削的政策，也推动了这一新的浪潮。这是一。

　　其二，是中国的民营资产阶级的迅速成长，越来越要求开明的政治环境和民主的政治制度。新的这一代从民间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既不同于官僚资产阶级，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初期的那一类资产阶级。官僚资产者凭着权势人物，利用国家的财产谋取私利，而且大量吞蚀国家财产，化公为私，这帮人中大多数依靠国有资产和大小权贵，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罪大恶极。西方初期的资产阶级中大多数是人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对外侵略、掠夺殖民地的财富，每个毛孔里都浸透着人民的血汗。而当代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大都是凭着自己的经营才干、艰苦创业、发家致富的，他们奉公守法，所兴办的大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而且将自己的盈利投资公益事业和扶贫济苦。这批人中大多数是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政治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不只是工商业的企业家，还是有专长的学问家，是先进的政治家。他们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是在争取个人财富的同时，也谋求国家和人民的富裕，而且利用自己的财富来争取人民的自由和国家的民主。他们日益觉悟到只有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巩固，才是他们更加兴旺发达的保证。他们中的杰出者自然成长出一批新式的大大小小的议政参政的人民代表和各级政权的领导者。这股新兴的政治势力很容易、也很愿意同先进的知识精英密切结合，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一支生力军。

　　其三，在党政军民学各级干部中，经过长期的反复，明白人越来越多，其中藏龙卧虎，有很多比较先进的人物，形成了一个体制内的强大的改革力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就是在中央和高级领导人中，实心实意为人民谋福利的大小领袖人物，也在增加。他们也越加感到广大人民已经无法忍受下去，也感到自己完全继承过去的领导模式也越加不能照老样子领导下去。像*、*这样的领袖人物，就是这支体制内改革力量的代表人物。

　　第四，掌握着德赛两先生的知识阶层的作用开始突显，事实上在改变着几十年来贬低知识和打击知识分子的愚昧方针。前面所说的几个新变化中的特点就是突出了知识分子的作用。比如，在弱势群体中新兴的抗争运动，大多是一些知书识理的工农代表人物同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相结合的结果。他们用科学、民主和法制的知识武装群众，逐渐形成有领导、有组织、有策略头脑的合理合法的群众民主运动。再如体制内的民主力量，更是掌握科学专业知识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已经从一般议论进入到专题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口头发表意见的现象，进而在群众性**和学术性会议上进行论辩，并在公开的新闻媒体上发表文稿，有的还正式出版了有理有据的优秀专著。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被当局视为“自由化分子”。这支异军突起的知识精英，在舆论上和学术上常常产生先锋作用。而新兴的民营资产者本身大都是从事经济企业事业的新式知识分子队伍，更是很明显的。至于新的中央领导人在强调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中，也更重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特别是他们经常举行政治局学习会议和邀请专家学者作报告，多次召集专家学者咨询，以及邀请某一学者单独求教等等。

　　这些都在事实上注意纠正长期愚昧独断和无法无天地做出重大决策的*陋习，逐渐显示出科学、民主、法治的开明政治的成长。这虽是刚刚起步，但对纠正多年来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专整知识分子的那种愚民政策的顽固方针、推动民主革命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将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应该大书特书的是互联网络的新兴势力，在高级知识精英不断创造发明惊世的科技成果，成为同*暴政斗争的强大武器的新时代，我国新一代的知识阶层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互联网络这一科学成果，巧妙地使用它来揭露和鞭鞑暴政，讨论和倡导民主宪政，真如猛虎添翼一样，无所畏惧，一往无前，无法阻挡。

　　再进一步分析：对*、*这些新的中央领导人，我以为他们不像以往的“三代核心”那样，具有热衷于皇权*的那种头脑、手段、经验和本领，一句话，不具有独裁*的素质。具体说来，至少是不具备以下三个要素：

　　第一，不像那三位核心那样，有一套皇权*或法西斯*的*思想、理论，形不成比较系统的理论权威力量。像*的“秦始皇加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像邓小平的经济开放、政治保守的跛脚改革的“猫论”。

　　第二，没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后盾。像毛、邓那样，在军队中有他们长期培植起来的直系势力可以自由指挥。在这一点上，新的“核心”比“第三代核心”也是很差的。

　　第三，没有执掌*政权那一套谋略和权术。像毛、邓那样，特别是像毛那样，老谋深算、纵横捭阖、阴险恶毒、无法无天的独裁*的本领。

　　从这三点独裁*者的本质要素来看，胡温等人都不具备，经过对胡温历史的粗浅考察，特别是一年来的所作所为，看来都不像是前“三代核心”的继承人，恐怕很难形成独裁*的“第四代领导核心”了。

　　再实事求是地想想胡温体制一年的处境。他们必须肩负“三代核心”遗留下来的沉重包袱，必须着手于化解前三代盘根错节的宿怨深仇，必须逐步纠正前三代错上加错的错误，就像必须挖掉新的三座大山一样，而且偏偏还是一个恶婆婆的手下的小媳妇，碍手碍脚，举步维艰。加上他们主观上的种种局限性，不能不继续“高举”新的三面红旗，在好些重大问题上不能不萧规曹随，因而不断出现一则好消息和一则相反的坏消息同时存在的现象。从主客观的情况来说，胡温体制的难处，都不能同当年胡、赵相比(这里就难于细说了)。

　　再从胡温体制一年来的决策和施政来看，我以为确是表现出一批有新素质的领导人。就我个人深受感动的一些事件，粗线条地规纳起来，至少有这样很不全面、很不规范的几条：

　　第一，以身作则，树立最高领袖人物的权威，不追求个人崇拜，不像前三位皇爷那样抖威风，摆架子，独占报纸头条，天天作电视明星，令人恶心。胡温上台以后，新闻媒体在这方面立即改变面貌，令人欣喜。胡温本人处处以一个普通领导人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第二，真心真意关心弱势群体，切实解决群众疾苦，化解社会矛盾。

　　第三，注意消除计划经济下国营经济的体制性病根，健全市场经济发展，鼓励各种经济成分平等地自由竞争，促进国民经济全面稳步发展。

　　第四，坚持反腐倡廉，打击官僚资本，一件一件地办理一些老大难案件。

　　第五，强调守法，讲究法治，逐步把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提高到修改过去法律规章的改革，大胆革除一些人民十分痛恨的恶法劣规。

　　第六，新闻媒体和文艺作品逐步放开对社会种种罪恶的揭露和鞭鞑，开始扭转日益败坏的社会风气。

　　第七，以身作则，强调集体领导，少数服从多数、又保护少数的党内民主制度，不独断专行。所有重大决策都是政治局多数通过。关于公布中央领导人个人财产一事，据说胡温提出过几次都没有通过，也只能暂时不决策。

　　第八，值得注意的是修改后的宪法将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从未有过的宪法条文。这次修改宪法草稿中，突出落实公民权利和规范政府权力，如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对土地或公民财产的征用和征收要给予补偿等等。特别是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更是前所未有的。表明胡温体制的“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思想，正在向国际公认的价值观接轨。虽然我国早已签署两个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人权公约，但是并没有见诸实行。现在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不能不认为是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件大事。胡温体制一年来的所作所为，一系列的亲民为民的业绩，体现了胡温“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思想。一些学者早已注意到：不久前*在访俄期间，谈到中俄双方要加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合作，这是特别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分开，相提并论，不能不说是有意而为之。学者们指出：人文科学是研究解决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这是国际人文主义发展而来的。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潮和理论，是反对宗教主义和经院哲学，是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和人的解放的，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因此，我感到，胡温体制已经开始觉醒到要从思想理论上建树自己“执政为民”的理论研究。

　　这些是胡温执政一年开步走的一些好苗头，我以为，这也就难能可贵了。

　　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革，并没有突破共产党的*政的老体制。这也是合乎事实的，讲得也有道理。但是，我认为，胡温也不像当年的蒋经国，因为蒋已经长期掌握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他不是新当权者，不是在旧当权者掌握中的新执政者。蒋有能力有魄力对自己领导多年的党进行大改革，对他的改革没有老当权者那种强大的控制、干扰、阻拦的旧权威，所以蒋经国一开始就毅然决然的解除党禁报禁。而胡温这一代新领导者同蒋经国处于几乎完全不同的局面，不能不把这类最关键性的根本改革向后推移，只能做一些当前力所能及的、能够切实办到的改革上。虽然还很不如人意，但是他们总是在一步一步地把改革推向前进，而且作出了很大的成就，不像过去那样一步一步地向后倒退。

　　作为一个老报人，我当然知道言论出版自由的重要，我当然记得马克思所说的“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我也记得1831年英国工人报纸《穷人日报》发刊词中所说：“新闻自由是我们一切自由的关键”。我当然盼望胡温体制首先实行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但是，他们执政已经进入第二年了，还是没有盼到。每当想到他们确实实心实意地解决弱势群体的疾苦，我也得到一定的安慰了。我总想，对于新闻自由，他现在恐怕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我又想，这一年来，胡温体制对新闻自由也不是漠然视之，他们提出新闻媒体要“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提出过“三性”(体现现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提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提出“必须科学把握新闻规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内部一个正式的传达，肯定“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这就纠正了二十年来把“党报党性和人民性一致，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观点当成新闻界自由化的核心思想，我们党中央机关报曾经在十五年前，一大版一大版地批判了将近一年。如今，说起这个观点，一些当权者仍然如临大敌当新的中央这一正式口头传达的记录稿公开印发的时候，还竟然偏偏把这句话删去了，至今中央级的报刊对此置若罔闻。然而，这一口头传达和它的记录稿，早已不胫而走。向来被誉为“文化北伐”基地的南方新闻媒介早已宣传这些观点。南方的几个报刊早已生气勃勃地放开新闻自由的步骤。就是北京的一些报刊和电视台，也慢慢发生一些可喜的变化。这也是有目共睹的。我肯定，我们千盼万盼的“新闻、出版、**、结社自由”一定会实现的。

　　我也想过，可能我这人就是缺乏积极的思想、先进的理论和勇敢的胆识，这也是事实，反正，国外的舆论说我是“体制内的改革者”，我承认这也是事实。所不同的，只是我现在认为只能先进行体制内的改革，而改革的将来，一定要突破这个旧体制，才能最终使中国的民主改革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2004年1月13日